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 韦森 中信出版社 2012年7月
在阅读《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之前，记者从学界中了解到这么一个说法：经济学界曾流传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七剑下天山”之说，这“七剑”是：莫问剑吴敬琏、由龙剑许小年、竞星剑张维迎、舍神剑茅于轼、青干剑陈志武、天瀑剑黄亚生、日月剑韦森。但是，这些自由市场派经济学家们在网上经常挨骂。
自由派经济学家经常挨骂，韦森却是一个例外。他从来不删自己的博客及财经网站上的回帖与留言，他那些有理有据、“润物无声”的长文，得到了多数读者的认可。其原因是，韦森论述中国经济，采取的是宣讲常识的方式，这让他摆脱了中国自由派学者的普遍困境——一方面是来自公众的猜忌，另一方面是官方的疏远。
那么，在《大转型》里，韦森如何在“中国改革”、“中国经济”这些宏观命题下提出常识？或者说，《大转型》寻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小切入口谈“中国改革”、“中国经济”？
韦森谈到，关于中国当前的改革，至少有三种立场，数十个切入点，上百件急需办的事情。但是，一定有一个切入点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是能够带来全局和根本改变的。中国改革当行的下一步就是——预算民主，税权法定。
用老百姓通俗的话问，就是：为什么时代进步了、国家发展了、物价也上涨了，而许多人的工资却没涨，甚至反而下降了？
韦森所说的“预算民主，税权法定”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大转型》一书中，韦森从中国经济热点话题入手，解释了为何中国广义货币超高导致通货膨胀和CPI上行，为何中国经济会同时出现货币泛滥与高利贷抬头，高税收是如何助推中国物价；质问政府为何没有有效应对“国进民退”的现实：政府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居民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央行货币政策的伦理何在？中国股市的增长为何远远落后于GDP的增长速度？
韦森指出，以政府统御市场的中国模式是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在全球经济衰退将维持较长时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已不可持续，只有改变政府随意征税、政府帮老百姓花钱的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真正提振内需、实现民富，中国经济才能逐渐理顺、平衡和增长。
韦森认为，要实现中国良序市场经济发展的格局，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下一步就是预算民主。韦森教授考察了西方的民主发展史，指出西方民主最初就是为了限制政府的征税权，至于一人一票，美、英、法都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实现的。
韦森
著名经济学家，1995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及经济史研究所所长。长期为《华尔街日报》中文网、FT中文网、财经网等撰写专栏，发表时评。
以前的改革等于经济改革，即使其他领域有改良，也都只能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起点，也以经济发展为终点。这么多年，韦森教授却不同，他的著作告诉我们：后发国家在发展初期即使回避制度改革也能走些里程，因为成熟的技术可以给它们提高如此的便利，但是，那种便利无法持续，必须的大转型最终是绕不过去的，其他国家没法绕过，中国也没法绕过。中国现在就处于这种绕不过去的时期。
——陈志武（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
古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既有市场理性，又有道德意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界中，韦森教授是少有的古典经济学的精神传人。他超越了经济学家的专业限制，从更广阔的历史与政治视野，思考当代中国改革的艰难转型，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跨学科领域，拥有广泛的知音与同道。我为上海有韦森这样的志同道合的学人而自豪。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
在当下中国经济学家中，韦森是很独特的一位：他严谨的学养，他的历史和人文关怀，他的平实和独立，使他的中国经济研究既为制度的深层剖析，也是公共启蒙。
——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辑）
经济增长模式必须改变
对话
经济增速下行是自然趋势
记者：韦森教授您好！你这本书有个核心观点：税权法定。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学术”，实际上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税负高企，不仅是老百姓，更是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所面临的头等困境。中小企业还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让您从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入手，该怎么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向？
韦森：我最近在江浙一带走了一下，从地方和企业得到的消息也是今年企业普遍感到比较困难，资金紧张、税负很重、工资成本也在上涨，这都是原因。最近，一些浙江的出口企业反映说，今年的出口订单却不如往年那么多，这也部分说明了问题。近来，一部分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将“探底回升”。我觉得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从长期趋势看，中国经济在整体上已经出现了增速下行的迹象。
回顾过去30多年的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方视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代表了我国三次潜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是，按照中金公司专家组的研究，自2006年以后，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开始下降，这意味着改革开放的红利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看来是一个自然趋势。最近，吴敬琏老师就讲，中国到处能赚钱的机会不会再有了。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型正在发生，且必不可免。
目前我对全球经济还不是太悲观。到2012年9月份，美国到期的次贷就基本上消化完了，美国经济会开始慢慢复苏。我的判断是，美国和西方各国经济，既不会二次探底，但也不可能回到危机前多年较快的增长了。这种世界经济格局，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去年，我们的外贸出口虽然比2010年有增长，总量增加了20.3%，但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却是负5.8%。今年我国外贸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可能还是负的，甚至比去年负的幅度还更大。
最近有消息说，发改委看到我国宏观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又开始批项目了，这非常荒唐。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了，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已有十多年黄金时代的超高速增长。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多亿元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超过了5000美元，达到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现在，我国的宏观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是自然和必然的。而我们的整个宏观政策导向，却似乎要完全是逆这一经济下行的趋势，要继续服“兴奋剂”，这不对呀！且根本扭转不了我们经济增速逐渐下行的趋势。
减税富民才能启动内需
记者：按您的意思是说，通过大项目、出口推动经济发展是行不通了。 “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只剩“消费”了？
韦森：靠启动内需消费来保增长？目前看来也比较困难，在目前中国的体制安排下，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个美好愿望而已。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收入法核算，劳动者报酬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53%左右下降至近年来的40%左右。国民收入包括三个部分：劳动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两倍甚至更高，那么，其他两项自然就被挤下来了。一方面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另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还在涨，这就意味着普通居民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很慢。另外，这些年来，我们的家电产品包括液晶电视、电脑、冰箱、空调等普及得已经很广了，且我国的液晶电视的普及率可能比其他发达国家还要高。家电和其他耐用消费品一般有较长的更新周期。今年以来，我国汽车销量增速也在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只靠启动家庭消费来启动内需，恐怕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解决之道在哪里？
韦森：政府文件一直在说，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靠启动内需来保持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速，靠提高居民家庭消费来保增长。但是，这将如何实现？如果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持续下降，怎么启动居民消费？怎么靠启动内需来保增长？要启动内需，最简单的还是提升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要减税富民，包括对民营企业减税，才有望真正启动内需。必须落实对民营企业——尤其是对中小民营企业，而不仅仅是小微（利）企业——的减税，让民营企业税负减下来，能活下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来推动经济增长。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老是想着靠政府花钱、靠大型国企投资、靠“铁公基”大基建项目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必须改变我们现在这样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改革预算制度改善民生
记者：您书中的另一个核心：预算民主。如何理解“预算民主”？
韦森：2012年全国“两会”召开时，诸多民生问题成了热点话题。尽管进一步深化改革目前已经成了全社会各阶层的共识，但是，多数网民还是较多关注关系到自身生计的一些民生问题。也许很多网民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只有深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改革我国现有的政府财政预算制度，一些民生问题，例如房价过高、物价上涨过快、收入分配差别过大、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和社保的政府资金投入不足，以及覆盖面不够、普通民众的“老三难”（上学、看病、就业）等民生问题以及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不断发生且屡治不果等社会问题，才有望从根本上得以根治。
一个国家的《预算法》，其实质是给政府尤其是财政税收部门所制定的约束和监督其行政行为的制度规则。然而，1994年制定的《预算法》早已不适应当今市场化了的中国社会，它在本质上是一部财政部门的“组织法”，在目前我国部门立法的法律框架下，其实质是政府财政部门监管其他部门的法律。
所以，我希望，应该把2011年12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尽早挂在人大的网站上，通过广泛征求社会各阶层（实际上是各种纳税人）的意见，并经过深入广泛的讨论和协商，最后制定出一部真正具有现代预算民主政治精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并以此为契机和突破口，渐进性地启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动中国朝着现代法治民主国家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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