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的成坏》 许倬云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年7月版
在传统中国，历史的作用往往不仅囿于记录，更在于明鉴后世。从古人那里寻求到为王成圣的道理，是从司马迁开始就形成的传统。历史这种工具性的职能，到唐宋发展到顶点。唐太宗所谓的“三鉴”：“以铜为鉴（即镜），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司马光历时19年编撰的泣血之作《资治通鉴》意图也在于此。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尽管大部分传统史学被认为是“帝王家史”（鲁迅语），而受到批评，然而传统史学中包含的这种经世观却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于是，无论是探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余英时，抑或是沉浸于口述实录中的唐德刚，再到书写“万古江河”的许倬云，我们依旧可以在他们的笔下读到这种历史学的“担当”。许悼云先生这本新出的《现代文明的成坏》即是一个典型例子。
作为“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的第二本，这本书将书写视野着眼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三百年中。作者在书中探究的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如何兴起？”，以及“全球化之下的人类将走何方？”两个大问题。
本书包含的这三百年，是一个人类从蒙昧走向理性的三百年，是一个从东西两个世界并行到全球化融合的三百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世界文明的重心逐渐倾向西方，全球的格局走向也慢慢处在西方的主导下。许先生通过十八章的内容，全面勾勒出了这三百年间的大致面貌。“从宗教革命到民族国家的兴起，从启蒙运动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发展”，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许先生用简明扼要的笔触，解答了第一个大问题。
然而，正如前辈们不满足于只是梳理历史事实的程度，许先生同样期望将历史叙事的触角能够延伸到时间轴线的远端，这种远端不同于那种所谓“未来学”的预测，而是立足于当下时代的反思。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他提出的“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人类价值体系的重建”这一命题，正是基于这种反思所作出的讨论。难能可贵的是，许先生在其中的思考兼顾了东西方两大文明，在他看来，东西方世界目前都有着自己的缺陷：在主导世界的西方，“基督教信仰式微，在失去神圣秩序的保证之后……科学的进展已经不是在追问宇宙秩序和宇宙意义，而是在追寻利润”；而在东方，“只是接受了工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与相应而生的城市化。西方文明中最可贵的价值：理性、人权和科学，却没有在东方扎根”。所以，许公认为人类价值需要重建的理由即在于此，而这种价值重建所需要的思想资源，首先就在于东西两大文明的文化传统之中。
作为新文化运动学者的后代，许先生自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深信不疑，他确信“中国几千年来累积的许多智慧，应当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庶几能矫正和弥补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缺失”。曾经梳理过西周史的许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宝藏当然了然于胸，他也有资格去提出这些宝藏中的哪些部分对于现代文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周史》到《大国霸业的兴废》，再到《现代文明的成坏》，许先生在“以古为鉴知兴替”后，终于开始迈向人类的终极提问。不管最后的答案如何，我们却着实听到了这位耄耋史学老人发自内心的追问。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尽管大部分传统史学被认为是“帝王家史”（鲁迅语），而受到批评，然而传统史学中包含的这种经世观却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于是，无论是探究“朱熹的历史世界”的余英时，抑或是沉浸于口述实录中的唐德刚，再到书写“万古江河”的许倬云，我们依旧可以在他们的笔下读到这种历史学的“担当”。许悼云先生这本新出的《现代文明的成坏》即是一个典型例子。
作为“许倬云说历史”系列的第二本，这本书将书写视野着眼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三百年中。作者在书中探究的是“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文明如何兴起？”，以及“全球化之下的人类将走何方？”两个大问题。
本书包含的这三百年，是一个人类从蒙昧走向理性的三百年，是一个从东西两个世界并行到全球化融合的三百年。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世界文明的重心逐渐倾向西方，全球的格局走向也慢慢处在西方的主导下。许先生通过十八章的内容，全面勾勒出了这三百年间的大致面貌。“从宗教革命到民族国家的兴起，从启蒙运动到近代资本主义大发展”，再加上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许先生用简明扼要的笔触，解答了第一个大问题。
然而，正如前辈们不满足于只是梳理历史事实的程度，许先生同样期望将历史叙事的触角能够延伸到时间轴线的远端，这种远端不同于那种所谓“未来学”的预测，而是立足于当下时代的反思。在全书的最后一章里，他提出的“进入现代文明之后人类价值体系的重建”这一命题，正是基于这种反思所作出的讨论。难能可贵的是，许先生在其中的思考兼顾了东西方两大文明，在他看来，东西方世界目前都有着自己的缺陷：在主导世界的西方，“基督教信仰式微，在失去神圣秩序的保证之后……科学的进展已经不是在追问宇宙秩序和宇宙意义，而是在追寻利润”；而在东方，“只是接受了工业化和现代市场经济与相应而生的城市化。西方文明中最可贵的价值：理性、人权和科学，却没有在东方扎根”。所以，许公认为人类价值需要重建的理由即在于此，而这种价值重建所需要的思想资源，首先就在于东西两大文明的文化传统之中。
作为新文化运动学者的后代，许先生自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深信不疑，他确信“中国几千年来累积的许多智慧，应当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庶几能矫正和弥补西方近现代文明的缺失”。曾经梳理过西周史的许先生，对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宝藏当然了然于胸，他也有资格去提出这些宝藏中的哪些部分对于现代文明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周史》到《大国霸业的兴废》，再到《现代文明的成坏》，许先生在“以古为鉴知兴替”后，终于开始迈向人类的终极提问。不管最后的答案如何，我们却着实听到了这位耄耋史学老人发自内心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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