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家事》，刘红庆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7月版，39.00元。
有着海外夏志清所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反哺，沈从文研究在内地早已是显学，多年来的成果如过江之鲫，后来的有志者从事此项工作惟恐不大不深不精。在如此的情状下，《沈从文家事》这样一本朴素无野心的书反而算得上是异数，作者刘红庆的初衷仅仅是听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讲讲沈家往事，一解自己多年阅读沈从文、受其精神影响的心结。而我们看到的是一部充满了细节的作品，无数的“碎屑”群聚起来，“呈现一个更微观的沈从文”。
作为“名门之后”，沈龙朱的坦诚让人吃惊。当谈到沈从文认为其作品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时，刘红庆说沈龙朱和弟弟也延续了沈从文的生命，沈龙朱平静地说：“我们的延续，只是生物性的延续。不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长期处于前辈身影笼罩下的“名二代”，如沈龙朱这样安然“解剖”自己的太罕见了。也因此，他讲述的沈家旧事，即使有视角的限制，可信与珍贵程度已获得相当的保证了。
沈龙朱生于1934年，因此在他的记忆中多为昆明时期与其后的父亲，沈从文早年的事情都是“在成长过程中陆续听来、读来的”，父亲当年的“狼狈相”已转化为故事，甚至有些滑稽，而曾经极度的艰辛与困苦就埋藏在里面。西南联大的几年，对于父亲和儿子来说都是美好的日子，这美好不在于物质，而是精神的自由。正是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出了《长河》等作品，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与写作有着极高的期许，预备专心“来写十年小说看看”，“要好好地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而对于孩子而言，这童年的时光也是珍贵的留念，沈龙朱说：“虽然那段生活很苦，但很值得怀念。怀念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复杂的内容。一辈子忘不了。毕竟，我和弟弟的人生起点在那里。”
沈从文的十年之创作冀望终成幻影，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击碎了一切。如果说常态下的文学批评，即使再怎么声色俱厉，也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处于时代的大变动中，谁都知道郭沫若不仅代表个人发言，“桃红色作家”沈从文被摧毁势在必行。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有所揣测，这其中是否有个人的恩怨在？沈从文固然不符合新时代的文学潮流，但也不必然要被选择为几位“倒霉”作家之一，郭沫若写此文时是否夹杂了自己的某些情绪？我读过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集子，感觉其理论文章与文学创作的底脉一以贯之，都是着力于构筑自己珍爱的“希腊小庙”，对审美与艺术性有着极高的标准。沈从文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是直言不讳的，好则说好，劣则说劣，而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亦在其批评的范畴内，且用语不乏严厉(“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我不认为郭沫若从未读过沈从文对其的批评，虽然他未有反驳文字见诸报端，但其小说写作渐渐停止却是事实。这段文坛公案中，被批评者郭沫若不好说心态究竟如何，不过在他于四十年代末构思《斥反动文艺》一文清算文坛“余孽”时，心头是否飘过往事的阴影？
这一事件彻底断送了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且导致了他的一度精神错乱和两次自杀。当沈龙朱被问及家人是否恨郭沫若，沈龙朱说并不恨，“相反，我觉得郭沫若很惨，我很同情他”。吊诡的是，被驱赶出文学界的沈从文，做文物研究多年出版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序言是由郭沫若所写，虽然是上头的意思，不过当事双方具体怎么想，只能由我们揣测了(不过在沈从文所写后记的感谢名单中，唯独没有郭沫若，耐人寻味)。
沈龙朱的坦率在于不美化父亲，也不美化包括自己在内的家人。陷入精神困顿的沈从文于两个上中学的孩子眼中，是“不争气”和“落后”的父亲，“我们不光是认为爸爸很落后，并且觉得他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你怎么搞的呢？你看人家表个态，写个东西，或者稍微写个检讨，不就解决了么？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就那么难啊？我们对爸爸的态度理解不了。”沈从文进入了真正内外交困的窘境，自己无法摆脱精神的极度压抑，在本来亲密的家庭里也无法获得理解。事实上，沈从文的思考与家人之所想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后者看到的只是社会政治变化的表层次，认为只要跟上就是进步了，拥护即是革命；而沈从文所思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他的考虑之深沉在于文化视域的颠覆，本来所珍视的眼看着将坠入深渊，一切浮泛狞厉的事物将会张扬世间，一个忠实于自我精神人格的作家怎能不感觉到幻灭？
张兆和后来在编选《从文家书》时，深有感触，“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伟大的作家之寂寞，在于精神空间的孤独与寒冷，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也帮不了自己，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在沈从文身后，家人通过阅读他的文字、编撰他的文集，逐渐地进入了他的世界，沈龙朱说：“一直到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多地理解他。———这是事实，这是没办法的，这是历史造成的！”
历史给予沈从文一个大大的作弄，将其一生横劈为两截，前半是以“乡下人”自居、孜孜不倦的小说家，后半是滋味难辨的文物研究者。后来的沈从文在他人眼里已是一只“死老虎”，历次“运动”他逃过大劫，多半是做做陪斗者，更多时候为生计而奔波，不过即便如此，“乡下人”性格的沈从文还是坚持做些创造性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我们所看到的。但如果我们还记得1948年他和小儿子虎雏的对话：“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沈从文说自己自然不如这个人，但一定要努力，赶赶才行。不知在后来的近四十年中他有无时时想起这段话，若有，又是一种怎样莫可奈何的况味？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作为“名门之后”，沈龙朱的坦诚让人吃惊。当谈到沈从文认为其作品是自己生命的延续时，刘红庆说沈龙朱和弟弟也延续了沈从文的生命，沈龙朱平静地说：“我们的延续，只是生物性的延续。不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长期处于前辈身影笼罩下的“名二代”，如沈龙朱这样安然“解剖”自己的太罕见了。也因此，他讲述的沈家旧事，即使有视角的限制，可信与珍贵程度已获得相当的保证了。
沈龙朱生于1934年，因此在他的记忆中多为昆明时期与其后的父亲，沈从文早年的事情都是“在成长过程中陆续听来、读来的”，父亲当年的“狼狈相”已转化为故事，甚至有些滑稽，而曾经极度的艰辛与困苦就埋藏在里面。西南联大的几年，对于父亲和儿子来说都是美好的日子，这美好不在于物质，而是精神的自由。正是在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出了《长河》等作品，他对自己的文学才能与写作有着极高的期许，预备专心“来写十年小说看看”，“要好好地来写些，写个一二十本”。而对于孩子而言，这童年的时光也是珍贵的留念，沈龙朱说：“虽然那段生活很苦，但很值得怀念。怀念里头包含着很多、很复杂的内容。一辈子忘不了。毕竟，我和弟弟的人生起点在那里。”
沈从文的十年之创作冀望终成幻影，郭沫若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击碎了一切。如果说常态下的文学批评，即使再怎么声色俱厉，也不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但处于时代的大变动中，谁都知道郭沫若不仅代表个人发言，“桃红色作家”沈从文被摧毁势在必行。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有所揣测，这其中是否有个人的恩怨在？沈从文固然不符合新时代的文学潮流，但也不必然要被选择为几位“倒霉”作家之一，郭沫若写此文时是否夹杂了自己的某些情绪？我读过沈从文的文学批评集子，感觉其理论文章与文学创作的底脉一以贯之，都是着力于构筑自己珍爱的“希腊小庙”，对审美与艺术性有着极高的标准。沈从文对同时代作家作品的批评，是直言不讳的，好则说好，劣则说劣，而郭沫若的小说创作亦在其批评的范畴内，且用语不乏严厉(“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我不认为郭沫若从未读过沈从文对其的批评，虽然他未有反驳文字见诸报端，但其小说写作渐渐停止却是事实。这段文坛公案中，被批评者郭沫若不好说心态究竟如何，不过在他于四十年代末构思《斥反动文艺》一文清算文坛“余孽”时，心头是否飘过往事的阴影？
这一事件彻底断送了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且导致了他的一度精神错乱和两次自杀。当沈龙朱被问及家人是否恨郭沫若，沈龙朱说并不恨，“相反，我觉得郭沫若很惨，我很同情他”。吊诡的是，被驱赶出文学界的沈从文，做文物研究多年出版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序言是由郭沫若所写，虽然是上头的意思，不过当事双方具体怎么想，只能由我们揣测了(不过在沈从文所写后记的感谢名单中，唯独没有郭沫若，耐人寻味)。
沈龙朱的坦率在于不美化父亲，也不美化包括自己在内的家人。陷入精神困顿的沈从文于两个上中学的孩子眼中，是“不争气”和“落后”的父亲，“我们不光是认为爸爸很落后，并且觉得他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你怎么搞的呢？你看人家表个态，写个东西，或者稍微写个检讨，不就解决了么？那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就那么难啊？我们对爸爸的态度理解不了。”沈从文进入了真正内外交困的窘境，自己无法摆脱精神的极度压抑，在本来亲密的家庭里也无法获得理解。事实上，沈从文的思考与家人之所想是两个层面的事情，后者看到的只是社会政治变化的表层次，认为只要跟上就是进步了，拥护即是革命；而沈从文所思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他的考虑之深沉在于文化视域的颠覆，本来所珍视的眼看着将坠入深渊，一切浮泛狞厉的事物将会张扬世间，一个忠实于自我精神人格的作家怎能不感觉到幻灭？
张兆和后来在编选《从文家书》时，深有感触，“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伟大的作家之寂寞，在于精神空间的孤独与寒冷，哪怕是最亲密的人也帮不了自己，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而在沈从文身后，家人通过阅读他的文字、编撰他的文集，逐渐地进入了他的世界，沈龙朱说：“一直到爸爸去世以后，我们才能够更多地理解他。———这是事实，这是没办法的，这是历史造成的！”
历史给予沈从文一个大大的作弄，将其一生横劈为两截，前半是以“乡下人”自居、孜孜不倦的小说家，后半是滋味难辨的文物研究者。后来的沈从文在他人眼里已是一只“死老虎”，历次“运动”他逃过大劫，多半是做做陪斗者，更多时候为生计而奔波，不过即便如此，“乡下人”性格的沈从文还是坚持做些创造性工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我们所看到的。但如果我们还记得1948年他和小儿子虎雏的对话：“爸爸，人家说什么你是中国的托尔斯泰。世界上读书人十个中就有一个知道托尔斯泰，你的名字可不知道！我想你不及他。”沈从文说自己自然不如这个人，但一定要努力，赶赶才行。不知在后来的近四十年中他有无时时想起这段话，若有，又是一种怎样莫可奈何的况味？在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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