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四年前我刚考上研究生时，我们俩因为她的快递工作而大吵了一架，吵到通宵。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我对母亲的尊严进行了何种羞辱，又如何轻蔑了她的努力与平凡且实诚的梦想。
——节录自《分拣人生·序 回忆的重量》
2026年8月，摄影师牛童的首部非虚构作品《分拣人生》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三十余幅全彩大画幅摄影作品，以作者五年亲身劳动、采访、摄影与写作为基础，从母亲叶菊出发，记录了身处一线的分拣员、快递员、货车司机和驿站店员的人生选择。
书中《快递》系列作品2024年入围第四十四届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决选。无论摄影奖项还是出版作品，一切故事的起点，要溯回到牛童刚考上研究生那年，他与母亲叶菊一场通宵不眠的争吵。
《分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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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牛童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8月
牛童刚考上研究生那年，母亲决定去做快递分拣，牛童无法理解，两人吵了一整晚。
得知母亲去做快递员的那阵子，恰逢快递爆仓的新闻铺天盖地，行业内卷已经影响到正常居民生活，这些讯息在牛童心里聚成一种说不清的负面情绪，回家第一天，母子便吵到深夜。“也并不是到家就开始吵，而是日常地聊天，聊生活、聊学业、聊未来的打算，渐渐到了具体的工作上，矛盾才就此爆发。”
在母亲看来，儿子变得暴躁、会打压她；在牛童自己看来，则是讲道理讲不明白，只想靠沟通的气势让母亲妥协。
现在回看，母子二人隔阂的表面是“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更深层的，是两人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对话。牛童说，自己讲的是快递行业的问题，母亲说的是一份生计。“我在当时或许有一点自负，我觉得自己受过教育、看过更大的世界、赚的钱更多、能够看到深层次问题，所以我认为我的判断比母亲的选择更好，而非站在她的角度去看问题。”牛童表示。
这是许多知识青年与父母之间的断层，习惯用结构、内卷的大词评价父母，却把对方那份要养活自己的具体生计挡在理解门外。
最初，牛童想以田野调查的方式看看母亲的工作，他进入快递厂观察、拍摄，很快发现自己的镜头打扰到正在工作的人。“我以为我站在了现场，就是站在了母亲的立场上去了解她的工作，但很快发现我还是那个局外人。”站在旁边，他看得到分拣线的速度、货物的体积、母亲的姿势和其他人的沉默，却不可能一直这样看着母亲干活。牛童想帮母亲分担一点，可一上手才发现，分拣是体力和意志力的比拼，伸手、抓取、扫描、扔开，日复一日，最后只剩身体的疲惫。
《分拣人生》内页图：作者重复着扫描的动作，录入信息
真正的理解，产生在他跟着母亲去收货的路上。两人坐在货车后备箱里，牛童伸手拉母亲上来，她的手厚实又柔软，一束阳光打在她的脸上，牛童掏出手机拍下那张照片——母亲对着镜头露出笑容，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正是这张像素差、光线不足、按技术标准几乎“失败”的照片，后来成了全书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张。也正是从那一刻起，儿子和母亲被拉回同一个频道，成为并肩的战友。后来他继续分享拍摄的照片，母亲则给出自己想法，诸如：“这是正能量”“辛苦就是辛苦，为什么要说不辛苦”。
《分拣人生》内页图：模糊的照片里，能看到作者母亲的笑脸
并肩之前，牛童熟悉的是作为母亲的叶菊；并肩之后，他才看见作为独立个体的叶菊。别人对叶菊的描述是勤奋、有想法、有责任心、善良，这是他过去所不了解的。她在快递业入行不算久，因为认真工作很快当上小组长，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这份工作除了收入还给她提供了一个社会身份。书里有一句话，几乎说尽了母职身份与女性自身之间那道长久被忽略的缝隙：“对于母亲来说，她首先是她自己，其次是我的母亲；对于我来说，她首先是我的母亲，其次是叶菊。”
“叶菊”的来路远比“母亲”二字辽阔：十几岁因顶撞父亲挨了打，第二天就坐上去南京的大巴，她把那段日子叫作“流浪”。此后她住过棚户区，做过零工、装卸工，被裁员后辗转谋生，结婚、离婚，独自把儿子养大。
叶菊不是谁的附属，她首先是她自己。
拿起大画幅相机后，这组后来命名为《快递》的作品于2020年底开始拍摄，2024年入围第四十四届徕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决选。徕卡奖评审团认为，它在毫无窥私感的同时展现出敏锐、细致与尊重，呈现出一幅记录劳动者的社会图景。
影像的分寸，是在反复试错中定下来的。拍工厂、居民楼这些大场景时，牛童刻意让画面里不出现人，人如果出现在画面里，观众不会想到他具体的生活，只会给他贴上一个快递员标签，“景大人小”沦为噱头，展示出一个留有工作痕迹的空场景。拍肖像，牛童希望人物面孔与细节更立体、有层次，人像雕塑一样，伫立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之中，照片被放大到与人等高，观者能安静地观看。
大画幅拍摄本身就是一套慢下来的仪式。架起机器要半个多小时，装架子、取景、对焦、装片、测光，流程繁琐，可恰恰是这些繁琐让人觉得这件事有意思、很正式。“它不像现在的数码相机，让人觉得我在做一个记者工作，而是让人觉得自己正在被认真对待。”拍完洗出来，牛童把照片带回工厂一张张给人看，有人说，自己终于拥有一张正式的肖像。
作者牛童在大画幅相机前
影像作品已经有了声量，为什么还要再写一部近三百页的非虚构作品？翻开《分拣人生》，答案藏在牛童那段被迫放下相机的经历里。
2022年5月，牛童接到通知，母亲确诊直肠癌4期。此后他陪同母亲进入了一段漫长的没有希望的治疗经历里。拍摄他人时，文字主要用于记录和梳理思绪，但当牛童陪母亲进入医院接受治疗，他失去了相机——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他尝试用镜头对准母亲手术切下来的身体组织、交织的输液管，那些照片至今不忍看第二眼；拍摄需要持久注视，持久注视加深了心理压力，于是这个阶段的牛童以文字书写为主。
文字的力量，他先在展览里感受到。《快递》系列作品公开展出时，牛童在展墙手写了王芳的故事和母亲打理的小院，文字比预估占用更多面积，最后挤压了照片的空间。“文字和照片放在一起其实并不和谐，不工整，阅读的姿势也并不舒服。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发现，人们愿意持久驻足在这些故事前。”牛童说。
图片让人看见、走过来，文字能让人持续停留。
母亲离开后，牛童开始发觉“摄影是残忍的”。面对疾病时的懦弱、面对伤口刀疤时的惶恐，让他不敢透过镜头凝视。追悔莫及，只有文字留下的只言片语，构成牛童对母亲叶菊最后的纪念。于是他把最初的访谈、手记和日记重新整理，写成《分拣人生》。这也解释了那张旧手机照片为何最让人难忘：“这样的照片会让我想到当时在经历什么。摄影呈现给大众的是结果，而背后的故事与行为是支撑它的力量。”
全书最难落笔的也是书写母亲。“因为你有太多的话想说，但是又觉得怎么说都不对，我应该站在当时的立场还是现在的立场？”牛童最终想明白，该以什么态度回望他和母亲共同经历的人生，为此反复回忆、思考、逃避、面对，然后落笔。
放到近年的劳动者书写脉络里，《分拣人生》有一个独特位置。2023年胡安焉创作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是劳动者本人的行业自述，此后《我的母亲做保洁》《赶时间的人》等相继出版，素人经验的非虚构作品进入公共视野，被置于“素人写作”“新大众文艺”的讨论中。虽然有过在工厂分拣的经历，但牛童始终不是其中真正一员，他是快递分拣工叶菊的儿子，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影像者——他先把自己变成流水线上的人，再由母亲走向工友，照片留下相遇的瞬间，文字让经历在时间里展开。
母亲是故事的起点，却不是书中唯一的主人公。目光从母亲和她的工友延伸到他们的暂居之所，再跟着人回到苏北、皖北的出生地，牛童自述这是一场“逆城市化的追溯”。
追溯的念头，来自病中的母亲。牛童回忆，2023年初，母亲做完手术，两人在医院已经待了大半年，想出来走走，刀口却还没养好。她时常念叨两件事：一件是回老家，老家的泥鳅、土鸡养人，她要回去给外公外婆上坟，祈求保佑；另一件是想在植物园踏春，说起家乡后山的野花和田地。“现在想来，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她想家了”，牛童说。
因为母亲没有养好身体，第一次是牛童替母亲回去，他看到了一个自己不知全貌的乡村。也正是这次返乡，让牛童第一次意识到不是所有人都想留在城市，不是所有人都被城市接纳，很多人只是在城市和故乡之间来回摆动，或到了一定时候就想回家。书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摆动，有人受过教育、自己经营站点，却总觉得有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他与家乡；还有在城市受挫、重新被家乡接纳的人，返乡对他们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
《分拣人生》内页图：站在山坡上，望向远处的故乡
书里的群像，每个都有具体的姓名和来处。
刘凤夫妻一辈子的生活经验来自乡村，为了子女进城，最后又回到离老家不远的县城；王志敏开卡车拉了多年快递，相信“小钱靠勤，大钱靠命”，儿子今年初三、成绩不错，他盼着孩子走一条不用再握方向盘的路；王芳披着雨衣，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奔忙，为孩子撑起一片天；从安徽农村来南京、在驿站打工的小余，每月挣五千转给父母四千、自己留一千，她打听过学美甲要一万五的拜师费，以后想开一家自己的美甲店。
一位分拣员说，自己的手摸过北京、上海、广州的快递，这些指纹代他去到中国很多地方。
杭州那场对谈里，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朱钰婷说过一句话：“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缺乏远方，而是缺乏从近处走向远方的耐心。”牛童表示认同，却谨慎地把范围收回到自己身边：“我不敢说这一代人，我只能说我身边的这样一群人。”这群人从小被训练着向远看，考更好的学校、去更大的城市、接触更前沿的东西，远方有明确目标，一个节点接着一个节点向前跑；远处代表有更好的生活，却让人天然忽视了近处。更深一层，是有一套评价标准在说近处不值得——不能保研、不能出成果、不能涨薪、不能升职的事，人的存在仿佛就没了价值。
“一直在向前奔跑的人，怎么会留意身旁或者身后的东西呢，有时候甚至会觉得它们是负担。”牛童就是其中奔跑的人，直到母亲生病、手术、休养，把他从跑道上拽了下来。他开始耐心陪着母亲散步，她日常的唠叨于他而言不再是废话，就像书里记下的：记得吃早饭。这句话他记到现在。
“在所有考虑未来的事情里，这个当下就要做的事情，显得多么真切”，牛童说。
这本书给读者的注脚是“想让妈妈感到骄傲”。牛童分享了一条素未谋面的朋友的留言：“我想到一件十年前的小事。我和妈妈一起去英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嘱咐妈妈等我上台的时候一定给我拍照。结果她什么都没拍到，我当下一顿责怪。等我平静下来，妈妈说‘因为他们全说的英文，我视力也不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上台。’这份愧疚我记到了今天。文字和照片同样拥有强大的力量，至少你写的东西又一次召唤出了我内心的歉意，我决定今天给妈妈视频一下说一下我爱她。”
读者也在恍然大悟，近处的人和事如此真切，却无一不被忽略了。
《分拣人生》写完，牛童没有替庞大的快递行业下判语，他选择把一个个有姓名、有面孔、有来处的人，从数据和标签里重新认领回来。他所做的“分拣”，是流水线上的包裹，也是自己与母亲共同经历的人生。合上书，年轻读者收获的并非行业冷知识，而是从近处重新出发的耐心。现下这代人，先看懂了身边的人，才能看明白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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