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来,以朱熹为核心的道学派士大夫,成为宋孝宗朝政治史的研究框架。《揭开道学面纱:宋孝宗朝的政治景观》一书借由拆解此框架,即将朱熹去中心化,重新解读朱熹曾活跃的时代。在揭开道学的面纱后,本书把握四个维度,以重建朱熹时代的政治景观。四个维度分别以侧近官员(君主宠臣)曾觌,以及外朝宰执陈俊卿、虞允文、周必大为核心,探讨他们各自所属的恩庇权力网络,如何在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政治赛局中,提出迥异的政治路线,又分别在哪个阶段为孝宗所采用,从而牵动权力结构的消长。这种权力地位的高低位移,不仅肇因于孝宗在恢复目标下所做的理性抉择,更源于孝宗与各核心人物之间或依赖、或亲近、或猜忌、或信任的多种情感关系。总之,本书从人际网络、情感张力、偶然性事件与政治决策的交互作用切入,揭示孝宗朝恢复路线的阶段性变动,及在此变动背后的权力重组。以此,本书不仅为孝宗朝的政治史提供新的解读,也希望建立具体方法论迁移潜力的研究模型。

作者简介
张维玲,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助理教授。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费正清中心访问学者。专长领域是宋代政治文化史、晚唐及明初地方社会史。代表作《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另有论文发表于《新史学》、《汉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Song Yuan Studies、Toung Pao、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揭开道学面纱:宋孝宗朝的政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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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张维玲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7月
未曾想过,我会研究同一个时代两次,且第二次探索所得的观点,竟与初次有意想不到的差别。促使我再次研究宋孝宗朝政治史的契机,是长期以来对福建莆阳地方社会史的关注。陈俊卿、龚茂良、叶颙、林光朝等活跃于孝宗朝的儒家士大夫,都是我所熟悉的地方人物。在研究地方史的过程中,我逐渐察觉硕士学位论文(旧作)的部分观点有待商榷。譬如林光朝实非洛学信徒,但我在旧作中相信《宋史》之说,误将其视为理学家。2022年初,我开始重新阅读此时期的史料,并以 Neo-Confucianism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Mid-Southern Song Dynasty 为题,申请专书写作计划。该计划幸运获得八份英文审查意见的正面鼓励,这虽令我备受鼓舞,却也深感惶恐。因为当时虽有一些不同过往的想法,却没有把握能突破旧作,或是否可能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所勾勒的宏大图像之外,尝试描绘另一幅孝宗朝的政治面貌。

随着这项研究的展开,我渐渐找到一些突破点。当我重新考察孝宗与书中几位关键人物的关系时,我感到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解答了我过去无法解释的难题。例如,为什么孝宗会接受陈俊卿的建议,赶走与自己亲近的侧近官员?为什么孝宗可以选择其他种专权的方式,但却用了一个最遭士大夫诟病的办法(重用侧近官员)?为什么以恢复自任的虞允文,在与孝宗约定好出师北伐后,却拒绝了孝宗出师的命令?为什么周必大的传记资料明明可见他积极与孝宗准备对金战事,但不论当时士大夫或当前主流的学术观点都认为孝宗后期走向安静?解答这些问题,让我看见了与过往认知颇为不同的历史面貌,也让我在研究过程中感到兴致盎然。渐渐地,我意识到过去以道学派士大夫讨论孝宗朝政的局限;在反思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也更加深刻意识到,朱熹的观点如何影响南宋中晚期士大夫,以至今天的学人。
这趟学术之旅,仿佛是四十二岁的我与二十五岁的我不断进行对话。最终我挑战、反驳了年轻时的自己,但也感谢那时自己在资料库不发达的时代,曾如此勤快地“动手动脚找东西”:每日在图书馆打开古籍、影印史料、阅读史料的日子,至今仍无法忘怀。没想到,这竟然为十七年后的自己打下了这项研究的基础。不论是《天书时代》或《揭开道学面纱》,我自然希望能对学界有所贡献,却从未想过要标新立异。但,如果这些研究与过去的认识有所不同,那只是我诚恳、诚实地将我的思考与观察,尽可能清楚地铺陈开来。写作时我也尽力顾及读者的阅读体验,力求文句通畅易懂。至于讲得对不对,就请读者不吝指正了。
拙著各章初稿在学术会议中曾进行发表。第一章发表于“第十三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24年10月,香港)”;第二章发表于“十到十三世纪西南史地国际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二十一届年会(2025年8月,成都)”;第三章发表于“思想·政治·社会:南宋道学史前沿工作坊(2026年3月,北京)”;第五章发表于“第十四届中国古文献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25年11月,山西)”;第六章发表于“文章亦经国:近古中国的文学与政治”学术研讨会(2025年9月,广州)”;第七章报告于“香港理工大学文学院系列演讲FH New Directions Lecture Series(2026年3月,香港)”。 在参会与分享研究的过程中,获得很多与会学者的宝贵意见,铭记于心。
这项研究得以完成,除了感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研究资助局一般研究基金(GRF)的支持外(Ref No. 15612723),也要感谢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提供优渥的研究环境,使我能在研究经费充裕、教学负担合理的情况下,集中心力完成这项研究。书稿在交给出版社后,收到两位审查人的宝贵意见,除了给予拙著肯定外,更赐予诸多很具启发性的意见,帮助我进行修改。我所尊敬的学者王化雨教授、胡斌教授,也通读了书稿,给我相当切要且丰富的修改意见,使本书能减少许多思虑不周之处。我也要感谢黄利平、张雪怡、万津溶、吴欣融协助我校对史料与文稿,减少了本书的技术性错误。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外公郑新坑、外婆张六零,他们虽然已经过世十多年,但我永远记得并感激他们给我无限包容的爱。也要特别感谢我的丈夫施昱丞,他研究近代环境史,虽与我的研究领域差异甚大,但他广博的学问与深刻的见解,总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当然,也要感谢文、海,他们在我修订《天书时代》时才刚出生;在我写这本书时,已经上小学了!他们可爱的笑容与逗趣的言语,给我的学术生活增添了不可或缺的色彩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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