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万有引力新书

2026年09月20日百道网

《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科大卫在中国商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代表作。作者围绕“契约、法律与市场”“企业：传统与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经济变迁”三个主题，观察中国在16—20世纪历史变迁中的商业实践，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发展的演变脉络，注意到一个有别于西方的经验，即中国社会固有的观念、习俗和行为方式在中国商业发展历程中的影响。

《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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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科大卫
出版时间：2026年09月

从传统中认识中西差异

本书对于中国商业史的概括性论述，希望突出中国传统商业制度的以下几方面特征：

与土地相关的书面契约得到普遍使用。

中国的控产组织是在礼法制度的背景下形成的。

在所有商业活动中，庇护制至关重要，而政治庇护又显得尤其突出。

中国传统的会计制度缺乏资本核算的手段。

19世纪至20世纪中国的制度转型要求商业必须在商法的规范之下进行。

传统商业关于资本的知识局限于团体之内，而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公司治理则要求制度化的透明运作。

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概括，只是将契约订立、会计、控产机构和融资作为商业运行的主要因素而得出的结论。在此过程中，我将中国商业的这些特征与16世纪的商业革命联系起来。那时，宗族已经日益具有了控产机构的特性，政府终止了盐引的买卖，从而断绝了由盐引交易催生一个资本市场的可能性。中国没有沿着西方的路径走下去：私人产权无法律制度保障，与之相反，私人以祖先和神明的名义拥有祀产成为最主要的方式。只要企业所需资本额有限，建立在礼制基础上的控产机构就足以胜任筹集资本的任务。当19世纪西方工业引进之时，对投资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中国经验的不足之处马上就显现出来。

在19世纪末的几十年中，商业运作的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大多与政治动荡、战争频发，以及中国主权的逐渐丧失密切相关。从19世纪末至整个20世纪，可以说：

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各种公司法版本对公司定义的特征。

银行依旧是商业链中最薄弱的一环，但其表现须在银行运行实践的影响中进行检视。

会计制度自20 世纪 30 年代起已逐渐专业化，但责任制还未贯彻实施。

在公司框架内，家族仍然是权力的核心。

在商业领域里，庇护仍然是种必需。

以上部分特征可追溯到中国本土及华商活跃地区的立法与执法过程当中。其中一些特征延续下来，并不仅仅是由于传统的顽强，而是因为20世纪的政府采取了与19世纪的前任十分类似的政策。金融市场已经对商业实践施加了更为强烈的影响，但是股东制的发展仍然有待深化，中国企业是否能像西方企业那样对股东负责还需要拭目以待。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却与以上这些变化毫无瓜葛。

彭慕兰精心阐发了“大分流”理论，以解释中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验，我对此并无异议。为阐明这一问题，他将部分原因归结于西方对海洋的控制力。但是我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种分流。更为特别的是，我认为他忽视了中西方商业制度的不同。或者说，财产可能被团体而非个人所有。

毋庸置疑，在商业史中，公司的组建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过程。如果要拿西欧和北美经验作个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公司形成的历史囊括许多内容，如商业合伙的发展、特许公司的出现、银行的形成、有限责任制的实施、股份制的尝试、信用工具的使用（包括各类汇票、单据）、纸币的流通、国债的发行，以及与这些相关的公司法和标准会计制度的成形。19世纪和20世纪确实带来了各方面的发展，如果对经济发展的分流过程作出一个解释的话，需要权衡比较的关键在于18世纪。同样可信的是，与欧洲和北美相比，中国许多制度发展的历史更为模糊不清。这不仅是由于缺乏历史文献，更是由于中国经验从未从制度的角度被阐释。

简单来说，与西欧相似，中国在16世纪的确经历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次革命的过程中，许多商业传统日益成熟，催生了一些有助于贸易和投资的商业机制。契约被广泛使用，其中一些采取了书面形式，而更多的则采取了口头形式。另外，合伙制也逐渐形成，尽管合伙人之间的关系远未超过亲戚和熟人的范畴，财产仍以团体的名义持有，而且这种所有权在企业创立者去世之后仍然得以存续，但是，即使存在这种与西方的相似性，18世纪的中国仍未产生一个证券市场，它的政府也从未尝试过发行国债。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并没有在此基础上产生有经验从事国债及纸币业务的银行机构。这些相似性和差异对于解释中国在煤铁革命之前与西方的分道扬镳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在以亲朋组成的小团体商业上继续卓有成效，但在经营如轮船、煤炭、铁路这类资本密集型企业上仍存在重大的缺陷。

因此彭慕兰是正确的，他使大家的注意力远离中国文献中无处不在的“文化”，进而转向体制差异。然而，真正的文化差异必须在比较语境中寻找，而且这种差异不一定是东方的儒家思想和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之间的分歧。历史不应当被看作一系列事件的描述，而是在一系列的曲折和反复之中渐渐来到决定性的分岔路口。我们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比较研究才有意义。如果明朝皇帝成功地建立起一种以盐引为基础的国债，结果会怎样呢？也许没有足够的背景资料能支持这种可能的推测，即它催生出一种以国家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发行。但是，假设17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国王和明朝皇帝一样强大，并有随时废除债务的权力，那又会发生什么呢？英格兰银行是不会出现的。以盐引为基础的国债已经被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所以明政府，以及后来的清政府，都采取了“官督商办”的做法，这其实只是将商业置于政府庇护之下的一种委婉的称谓。

如果从盐引走向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条死路，自16世纪商业革命以来的其他贸易与投资制度却并非如此。这里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些具体的细节以理解中国与西方的一些区别。在 18世纪的中国，作为投资主体的控产机构一直为中国的史学家所熟知，但鲜有人意识到它们已经成为一种经济手段。西欧则不一样，18世纪时，商业公司日益受到法律的规范和明确的认可，所以获取利润成为正当和合法的。18世纪时，中国的公司仍然建立在礼制的基础上，在公开的宣称之中，其设立并不是直接服务于成员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持对于祖先和神明的祭礼。和欧洲相比，中国的控产机构类似于中世纪的修道院，名义上是出于宗教的目的而建立，但却自始至终是经济发展的中枢，它们经营土地、客栈，为现世和天国的人们提供有偿服务，并在国王和农民之间构建起沟通的渠道。这一比喻当然有它自身的问题：中国宗教机构的影响力无法与西方的教会相提并论。这些非常多元化和分散化的公司实体可能建立在神社和寺院周围，但并没有任何神职人员。在整个明清两代，关于人们在祠堂和寺庙里的行为举止有着明确规定，但是这些规则并非由专业的神职人员（如乡村巫师、和尚和道士）制定，而是由儒家的文人和士大夫倡导。

如果将中国简单地描述成儒家思想影响之下的独特社会，那么同欧洲之间的比较一定无果而终。因此，我们有必要去除与孔子和儒家思想有关的模式化观念，或者任何关于该思想弥漫于社会之中并与佛道思想相抗衡的先入之见，道德原则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不会超出它应有的限度。它贬低商业活动的地位，但这并不是说当时的政府没有认识到贸易的价值，也不是说当时的社会没有追求利润的风气。那个时代，地方与中央在一个共同的礼法制度之下，建立起紧密的相互认同，皇帝的个人信仰与国家的宗教礼仪被明确地区分开来。400年来，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通过科举入仕达到向上的社会流动的趋势，还产生了一个视其命运与维护国家正朔紧密相连的士大夫阶层。这就是礼治而非法治的社会，是重视集体而非个人责任的社会，是在经济中认可官方保护而非合法权益的社会。如果有必要，我们会称其为“文化”，因为其中存在着使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信念和社会实践。中国与西方的这一差别远远超越了地理上由海洋和沙漠造成的距离。东西方在创新上存在分歧，但各自又都带来一个共同问题：如何利用资源来推动财富和权力？这就需要历史学家找出这些创新所经历的轨迹，并由此更加深刻地理解居住在世界两端的数以亿计的人们千差万别的经验。

*本文节选自《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

内容简介

这是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科大卫在中国商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代表作。作者围绕“契约、法律与市场”“企业：传统与现代化”“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经济变迁”三个主题，观察中国在16—20世纪历史变迁中的商业实践，着重探讨了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发展的演变脉络，注意到一个有别于西方的经验，即中国社会固有的观念、习俗和行为方式在中国商业发展历程中的影响。

作者简介

科大卫（David Faure）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历史人类学、中国商业史等。主要著作有《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明清社会和礼仪》等。

译者简介

周琳、李旭佳译

周琳，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公众历史作家，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古代史、中国法律史。著有《商旅安否：清代重庆的商业制度》《浮生明灭：历史深处的宋人》等。译有《大分流之外：中国和欧洲经济变迁的政治》《山川之典：风水与清代地方行政》等。

李旭佳，自由译者，清华大学理论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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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登高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长聘教授

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