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体里的陌生人》出版：精神疾病的真相，比想象中更复杂

前不久，《柳叶刀》发布报告，全球近12亿人患有精神障碍，相比30年前翻了一倍。这个数字意味着，大约每8个人中，就有1个人的内心正在经历不为外人所知的困境。

我们拥有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发达的大脑科学、更精密的诊断量表、更广泛的精神类药物，但为什么“心灵生病”的人，越来越多？

蕾切尔·阿维夫，《纽约客》专职作家、美国国家杂志奖获奖者，她早早注意到，现代精神病学发明了一套语言来描述心灵痛苦，例如抑郁症、厌食症、双相情感障碍，但这些术语，有时反而成为我们理解疾病、理解自我的阻碍。

诊断书负责给患者的症状命名，药物负责调节激素与神经回路，精神病学将疾病量化、规范化、标准化。但是，蕾切尔·阿维夫在采访记录无数心理案例之后发现，心灵的痛苦各不相同，如果我们只关注医学的维度，只关注模板化的诊断和药方，却忽略疾病背后的自我、家庭、社会，那么，“治愈”的可能性将越来越低。

因为，精神疾病，不只是医学问题，也不只是个人问题。

这就是《我身体里的陌生人》一书讲述的六个真实故事的核心所在。

在做了一系列深入的采访、调查和研究之后，蕾切尔·阿维夫撰写了《我身体里的陌生人》，她将自己罹患厌食症的经历包括在内，书写了六个精神疾病患者的人生。在这些震撼又动人的故事里，有人被精神分析摧毁人生后选择复仇，有人被叫作疯子也被尊为圣女，有人站在历史中认清自己为何崩溃，有人始终寻找停药的可能。

从美国一流医院到印度乡野寺庙，从哈佛女生的日记到黑人母亲的监狱，这是一群特殊的病人，他们不愿桎梏于精神病学的有限解释，尝试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理解心灵的痛苦。他们试图冲破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等诊断标签，寻找与理解真实的自我，重新长出完整的自己。

《我身体里的陌生人》被誉为“纪实文学里程碑之作”，在出版当年获评《纽约时报》年度好书，横扫欧美主流媒体年度榜单，入选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决选名单。它改变了无数人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又因为书中人物与疾病抗争、与污名战斗的力量，感动了无数人。美亚4.4分，Goodreads超1.5万名读者打出4.1分，有读者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书之一”。

“我困在一个陌生人的生活里。”

这句话出自书中一位名叫劳拉的年轻女性。她出身美国上流阶层富裕家庭，一路顺遂，就读哈佛大学，却始终觉得内心空洞。自高中开始，她先后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服药生涯：百优解、利必通、安定文……14年间，她服用了19种不同的精神药物。

“我对我自己、我是谁、我有什么样的潜力，都从未有过基本认识，”她说，“我感觉自己困在一个陌生人的生活里。”对哈佛天才劳拉来说，生活似乎只剩下了疾病、服药，而想要摆脱精神疾病患者的身份，想要停药，却异常艰难。“想要确定何时开始治疗是相对简单的事；但若想知道何时停止治疗，则要困难得多。”

劳拉的故事是本书六条叙事线之一。如果说劳拉代表的是诊断标签如何困住一个人，那么雷的故事则揭示了两种治疗范式的激烈碰撞。雷是一名中年男性，原本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但突遭变故，陷入抑郁，在美国顶级精神分析机构栗庄接受了纯精神分析式的半年治疗后，病情毫无起色，后来在另一家医院服用抗抑郁药后迅速“康复”。

雷起诉栗庄治疗失当，这桩诉讼引发了一场轰动精神病学界的“范式对决”：不服药的精神分析和服药的生物病理学，哪一种是精神疾病的终极答案？尽管因一场诉讼成为风云人物，但三十年后，始终没能停药的雷说，他觉得自己是个无法治愈的人，内心的那团阴影这一生都无法消除。无论哪种治疗方式，都不能让他知道，“我到底是谁”。

这是一些不同寻常的病患故事。他们患的不是同一种疾病，康复时也不依循同一种路径，但他们都曾站在裂隙之中。他们都是“失散在主流之外”的人，他们的经历无法被纳入单一的精神病学框架，被迫在诊断标签之外，寻找理解自己的其他方式。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会渐渐觉察，精神疾病的真相，比想象中更复杂。

“黑暗面还是在那里，但它绝不是你的全部。”

在《我身体里的陌生人》中，阿维夫拒绝把精神疾病仅仅归因于大脑化学物质的失衡，她带领我们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去理解心灵的痛苦。

巴普的故事中，身为印度婆罗门女性的巴普决定离家出走，虔心修行，却被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被迫接受电击治疗。内奥米的故事中，独自抚养孩子的非裔美国母亲内奥米，深信有组织正在清除像她这样肤色的“不良分子”，于是在极度慌乱中带着两个儿子跳河，导致一个儿子死亡。内奥米被救活后入狱14年，却在狱中开始阅读并追问：我的疯狂，究竟是个人的疾病，还是几代人承受种族创伤的必然结果？

蕾切尔·阿维夫通过张弛有度的讲述，让我们一点点地发现，巴普所谓的“精神分裂症”与其说是个人的疾病，不如说是几代印度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挣扎的缩影。而在内奥米的故事里，几代人的创伤像幽灵一样在家族中游荡，她的精神问题出自现实原因，是社会结构性暴力的内化。

借由内奥米的故事，阿维夫揭示出，现代精神病学的诊断书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精神疾病，必须超越狭隘的生物学框架。

的确，诊断书可以减轻患者的羞耻感，说出“这不是你的错，是大脑化学物质的问题”，但这样的说法也会剥夺患者对自身痛苦的解释权，简化疾病的复杂性。内奥米说：“如果你只是告诉我，我生病了，吃这些药就好了，那你根本没有在听我说话。”她需要的不是一纸诊断书，而是有人承认她的痛苦是有来源的、有意义的，与她的生命经历、整个社会历史密不可分。

内奥米的“疯狂”无法脱离她作为黑人女性在美国的处境来理解，她是几代人承受的种族创伤、贫困暴力和制度性抛弃的活生生的见证。如果我们只是急着给她贴上精神分裂症等标签，那只会错过真正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她所处的历史、社群，她的抗争，以及她所说出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相。

“在人们的真实经历与这些讲述他们的痛苦、有时甚至决定他们的人生走向的故事之间存在着裂隙，我所努力发掘的正是这种裂隙。”在《我身体里的陌生人》开篇，阿维夫如是说。

“你面对苦难的方式，能帮到别人。”

尽管讲述着疾病与痛苦，但《我身体里的陌生人》传递的并非灰暗。这是一部关于希望和未来的书。

在太多关于精神疾病的写作中，患者被简化为症状的载体，整个人生被压缩成一张诊断书，但蕾切尔·阿维夫用了数年时间追踪采访每一个人物，阅读他们的日记、信件、医疗记录、法庭档案，甚至未发表的回忆录手稿。她充满感情地写下，在成为“病人”之前，他们是女儿、母亲、医生、诗人、音乐家、梦想家。

她让我们看到那个厌食症女孩渴望被看见、害怕变成沙发土豆，让我们看到复仇者雷不只是个抑郁症患者，他是出色的医生，能演奏班卓琴、小号、单簧管、钢琴、鼓和长号。她让我们看见那个声称能跟神对话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是一位母亲。她让我们先认识这个人，再慢慢看到疾病如何侵蚀、改变，甚至有时也丰富了这个人的生命。

但蕾切尔·阿维夫看见的不只是个体。她所着眼的，更是结构。她让我们站在一个裂隙之中，一边是患者对自己痛苦的体验和讲述，一边是医学体系对他们这些体验的翻译和改写。她无意于简单地批判其中任何一方。阿维夫知道，对于那个准备跳楼的人来说，“确信自己能飞起来”可能是致命的，这时候精神病学、药物、治疗可以救命。但她也知道，当一个人的痛苦被强行嵌入一套陌生的解释框架，他的自我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消失。

《我身体里的陌生人》与简单的答案无关。蕾切尔·阿维夫给出的是更珍贵的东西，她创造了一个让不同解释框架对话的空间。在她的书中，精神分析、生物精神病学、灵性传统、种族批判理论、女性主义视角，这些看似不相容的认知框架同时在场，相互碰撞，相互补充。对于精神疾病来说，答案从来不止一个。

书中一名患者说：“康复不代表最终的成果或结局，它并不意味着我已经被‘治愈’了。事实上，只有更多的人接受我们的局限性，我们才会真正康复。”即使被打上了标签，即使被排除在“正常”之外，也仍然可以活成一个完整的人。《我身体里的陌生人》最终指向一种更谦卑、更开放的理解精神疾病的方式。那些不愿被诊断书定义的生命，那些在主流叙事之外寻找自我理解方式的人，他们的故事终将成为一束光，为无数受困的人照亮前路。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