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张爱玲在1944年写了一篇相当“调皮”的文章，叫作《谈女人》。其中一段尤其有趣，她回忆起学校里的事，“一九三○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就是一个传授影星美容的秘诀，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因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谈恋爱固然危险，即便结婚也危险，因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
这话怎么如此耳熟？
当时张爱玲正处于中青春期，巧合的是，我的中学时期也流传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尽管我们依靠父母和学校，与真正的生活还隔着很长的安全距离，但却自以为懂了，爱情与婚姻正是这般势不两立。
不知道有多少人与我一样，是怀着对爱与婚姻的偏见长大的。我不禁感慨起张爱玲的摩登来。但仔细一查，才发现这句话出自一位18世纪的西方浪子之口。
多少年过去了，时尚杂志的风头被社交媒体盖过，这条金句仍在广泛流传。在一个流行“智者不入爱河”的时代，算法猜我喜欢，一遍遍迎合我的怀疑和偏见，告诉我早已知道的事。
《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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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卢苇菁 著
出版时间：2026年01月
好在书籍常常会为我们带来惊喜。比如在近日读到的《执子之手：清代的婚姻与伉俪之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卢苇菁、译者王晚名）中，我听到了许多从未耳闻的声音。
这些声音，既来自卢苇菁本人，也来自我们的先辈以及不算太遥远的过去。自清初（1644—17世纪末）至盛清（约指18世纪—19世纪初）之间的两个世纪，是卢苇菁研究婚姻的时间跨度。她以真实的个体为中心，根据清代文人留下的大量诗歌、悼念性传记、悼文、年谱、书信和回忆录等史料，来探讨中国传统的婚姻关系和夫妻之间的亲密情感。
她从绪言开始娓娓道来，以沈复和陈芸的婚姻故事为开端，由此“揭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事实：在帝制中国时期，深厚的夫妇之爱竟然可以存在”。纵观中国传统的婚姻形态，清代的婚姻与众不同，它不是爱情的坟墓，反而是爱情的起点。
这种说法是否石破天惊？中国传统婚姻的另一个名字，不正是我们口诛笔伐的包办婚姻吗？
在激烈动荡的20世纪初期，抨击包办婚姻，与抨击缠足、纳妾等等封建糟粕一样，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但卢苇菁严肃地写道：“否定中国传统婚姻本是一种文化批判，是20世纪初期反传统的文化动荡和民族危机的产物，然而，它普遍地被接受为一种历史事实。直到近几十年来，修正性的学术研究才开始质疑这一叙事。”
这本书与曼素恩的《缀珍录》、高彦颐的《闺塾师》，可以说都是这一学术思潮孕育的珍珠，而卢苇菁恰好师从曼素恩。
曼素恩教授曾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是中国女性研究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卢苇菁引用了导师的观点：“把西方作为衡量中国进步与否的标准来解释中国历史方面的问题，会引导我们把历史想象成线性的和趋同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轨迹必然和西方相似。”
但两者的情况根本不同。这个现实再明显不过，不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还是智者不入爱河，其实都转译自西方，而我们在用西方的概念或观念来理解东方的现实时，竟然如此习以为常。于是，在看到这本书后面的内容时，我变得格外警惕。
我不知道这是卢苇菁的有意设计，还是无心插柳，无论如何，她给读者先发了一副降噪耳机。在读到这本书第五页的时候，我已经清理掉自己的偏见，而专注聆听她要让我倾听的事情：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之前，我们的先辈是如何理解爱与婚姻，又是如何“根据中国自身的传统建造他们的婚姻生活模式”。
可以说，那一时期的中国传统夫妻生长于夹缝之中，一边遭受儒家道德系统的压制，强调夫妻之间要讲究等级和服从，警惕“不恰当”的亲密；另一边则是通过传统文学作品，对私密的爱欲、完美匹配的婚姻显露出直白的歌颂。
比如翻开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我们立马能看到这样的诗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则讲述了一个更具感官色彩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名叫荀粲，活跃在曹魏时代。他偏偏不受礼教束缚，竟然爱妻如命。有一年寒冬，妻子不幸发高烧，他便走到庭院中，让自己的身体冻冷，再回到房内，用冰凉的身体紧贴着妻子，为她降温。但妻子还是去世了，荀粲没过多久也悲伤而死。
荀粲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来照料妻子，尽管是为了治病，这样的行为还是被当做反面教材。直到清代，他成了用情至深的典范。纳兰性德在创作时多次引用荀粲的典故，来悼念亡妻、歌颂伉俪之爱。
“自由地使用爱、恩、情等词传达夫妻间的亲密”在清代文人间蔚然成风。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回忆自己与陈芸成婚之后，“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李清照与赵明诚的婚姻成为一种理想范式，人们渴望夫妻之间不但能情投意合，而且才识相当。这样的夫妇被时人艳羡地称为“嘉偶”。
嘉偶夫妻流行联吟唱和，以诗歌的方式为他们的婚姻生活增添情趣。“例如，王照圆在婚礼之后不久，拟定诗题，邀郝懿行在热一壶酒的时间里写四首诗，他只有在酒热之前完成才可以喝酒。”后来，这对夫妻将他们共同创作的诗歌结集付梓，取名曰《和鸣集》。
除此之外，夫妻互动的方式还有“在书中寻找典故、临摹书法、抚琴、煎药、品诗、洗砚、烹茶、插花”，关于这些雅致活动的记录，都可以在季兰韵描写新婚生活的组诗里找到。
智识上的交流创造了某种程度的平等。掌握叙事工具（在当时主要指的是诗歌）的女性，不再甘当被消音的客体。
正如书中所写，“清代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与既定的性别规范抗争，找到了……声音”。
“三千余位清代女性的作品由她们的家庭出版。”女性的声音开始冲破高墙，进入公共领域。
林以宁在《忆外》诗中写“新诗不厌千回读，幽梦曾无一片云”。除了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之外，还用巫山云雨的典故暗示了“她对性爱的向往”。
当丈夫开始心猿意马时，另一位女诗人徐德音写诗指责，然后把这些诗分享了出去。
更悲惨的境地是夫妻关系破裂，有的妻子甚至还会遭到大家族其他成员的虐待。这时，创作不仅是一种宣泄，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复仇。女诗人、画家陈蕴莲，用八幅自传性的画作将婚姻中的八个阶段浓缩，并在每幅画上都题了一首自己的诗，“刻画了爱、牺牲、背叛、悲伤和愤怒的痛苦历程”。六十一岁时，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五卷诗集，她说要将这些东西都好好保存，留给后世子孙，来了解她的一生。
在阅读的时候，卢苇菁凭借优秀的叙事感染力，时常让我忘记自己面对的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她用一个又一个真实的人物，来勾起我们的兴趣。除了上述提到的人物故事，袁枚为什么让自己的独子入赘，也着实令人好奇。
康熙年间的一个六旬老翁，为什么能发动整个大清的社会和政治精英（总人数超过257名），为他因病去世的亡妻举行公祭？
在纳妾理直气壮的时期，清代竟然出现了“男性忠贞观念”。据书中所写，“19世纪初期，义夫被纳入朝廷的旌表制度，和节妇一样成为旌表中固定的一个类别……从1802年到1871年，朝廷总共正式旌表了63名义夫……忠贞不再只是女性的美德，也是男性的美德”。
后来由于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文化潮流被外力强行中断。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轨迹发展，我们现在对于婚姻关系的理解和实践，是否会截然不同？这本书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供我们去想象。
作者的研究在19世纪中期戛然而止，可我仍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历史的延续性。那些男性与女性活在三四百年之前，可她们的声音如在耳边。为什么呢？我想，这当然可以归因于极为现实的几点，父权制社会依旧强大，婚姻中女性的处境没有根本扭转，但我内心隐约知道，绝对不止这些，也绝对不可以如此悲观。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出门散步，仍旧思考着这个问题。这是温柔的四月，月桂又开了，花香似有若无。我盯着地上散落如星星的花瓣出神。
在不远处的一棵桂花树下，坐着一对老人。他们鹤发童颜，分享着同一杯奶茶。天光暗淡下去，两位老人几乎同时撑住膝盖，缓缓站起来，并肩朝家走去。他们的手牵到了一起，不是常见的手掌交握，而是将手臂抬至半空，整条小臂都交叠在一起。我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就想起了“执子之手”的后半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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