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文化激荡中，中医古籍何去何从？

民国时期的出版业承接晚清出版业的转型与革新，向商业化进程深入推进，民营出版机构占据市场化经营的主体地位，各类新式书籍大量流入民间，逐渐取代了传统刻印业手工作坊生产的书籍。与此同时，中医古籍的出版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风云谲变的政局带来的是变动不居的文化思潮，中医夹在“变”与“不变”、“存”与“废”的两端，经历了诸多考验。《民国时期中医古籍出版史》将带你一同见证中医古籍作为中医学术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如何以特有的方式得以赓续。

西学东渐下的中医处境（节选）

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清时期，与西方传教活动的渗入密切相关。16世纪后，随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崛起，西方医学向中国的传播力度逐渐加大，然而在明清时期对西方文明的严格防范下，西方医学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相当有限。鸦片战争后，中国封闭的国门被彻底打开，包括医学在内的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才大规模传入。传教士们在我国开办了众多医院、诊所和学校，还成立了翻译、出版机构，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医学著作，加速了西医学的广泛传播。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官绅意识到了西方科学文化的长处，开展洋务运动以期改变中国的落后局面。洋务派深感翻译出版对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作用，于是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创设了译书机构和新学学堂，聘请传教士，培养翻译人才，编译了不少医书。此后，许多出洋学医的中国人也开始翻译西洋和日本的医书，以丁福保为代表，他在1908—1933年，先后翻译日文医书68种，加上自撰医书，共计八十余种，汇成《丁氏医学丛书》，出版后风靡一时。

新传入的近代科学文化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产生了碰撞。在医学领域内，也出现了中国传统医学和西方近代医学之争。在西医学的强势渗透下，清末中医医家唐宗海、罗定昌、张锡纯等开始探寻中西医汇通的可能性，早期的汇通虽主张取长补短，却重中轻西，中医仍居主导地位。直到甲午战争后，知识分子开始全面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不足，转而热切拥护西方的新知识、新思想。西医的影响力全面加强，延伸到了医政制度、医学教育、研究团体等方面。一大批公立和私立的西医学校在各地相继成立，西医教育渐成体系。中国医生也陆续发起了各种学术团体和组织，开展医学研究，出版医学图书和杂志。如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创办的《医学报》，主张大力引进西医，革除中医之弊病，此后成立的中国医学会、绍兴医药学研究社、神州医药总会等中医药社团也都以改良中医学为宗旨，目的是挽救中医学在西医学冲击下显现的颓势。

尽管中医界为了寻求中医学新的发展方向，尝试运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并进行中西医汇通，国内各界对于中医理论的质疑和批判愈演愈烈，甚至上升到中医存废问题的高度。1912年民国建元，北洋政府教育部确立学校系统，颁布各个学科的教育规程，中医药学科并未列入医药学教育规程，这引起了中医界的不满。全国多个省市的医学团体纷纷派代表加入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余伯陶等人发起的“医药救亡请愿团”，于1913年11月23日启程赴京，递呈请愿书至北洋政府国务院，要求教育部开设中医学科，与此同时，各地中医药界也举行了抗议活动。迫于舆论压力，北洋政府的态度从最初的强硬拒绝转变为含糊推托，中医药学科课程暂从缓议，允许民间中医学校自行筹建。此次抗争虽未能成功让中医药学科加入教育系统，但还是为其后数十年的中医教育发展争取了较为宽松的环境。1915年，上海名医丁甘仁、夏应堂、谢观等人发起筹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经北洋政府备案通过，于1917年正式开学；1916年，杭州中药行业发起筹建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也于1917年开学。此后，各地中医药院校陆续创办，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

保存国粹的文化思潮（节选）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投身救亡图存运动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并非流布其间的唯一思潮，还有许多学者和思想家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必须要对古代文化进行全面总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服务于新时代的作用。清廷的最后十年，随着西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另一种力量——保存国粹的运动兴起。当时，主张保存国粹的有清廷和民间两派，以民间派的力量更为突出。1905年，章太炎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成为国粹运动最重要的组织，并出版《国粹学报》，设立藏书楼，搜罗珍贵古籍，刊印《国粹丛编》《国粹丛书》，同时在学术界广泛开展活动，形成一股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国粹主要“是指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文化遗产”，国粹派的核心主张是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坚守学习主体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本位意识，保存、研究和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古代文化典籍的搜求和保存成为实现该宗旨的首要任务。

自从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重重，很多古籍毁于战火，一些外国侵略者趁火打劫，将许多珍贵古籍劫掠至国外，还有的外国人从中国百姓手中低价收购了大量古籍运往国外。清末著名藏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据说有宋本200种，陆心源去世后，其子陆树藩1906年将其藏书以10万银圆卖给了日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很多珍贵的宋元旧刊、孤本从此东去日本，实为我国文化典籍的一大损失。进入民国以后，许多古籍或在战火中化为灰烬，或遭抢劫而散佚。山东杨氏海源阁先后在1929年、1930年两次遭到劫匪抢劫，不少宋本珍本被糟践殆尽。1932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东方图书馆和涵芬楼被炸，三千余种善本书被焚毁。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各地大量文献典籍被日寇劫往日本，这个时期古籍外流的情况仍十分严重，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墨尔声称：“极可贵之中国古书从战火中保全者，现纷纷流入美国。”一些学者对此极为忧虑，甚至有一种古籍即将枯竭的危机感。著名出版家张元济说：“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者。”为了拯救古籍免于沦亡，民国时期的许多出版家、藏书家东奔西走，苦心孤诣，不遗余力搜求了许多珍贵古籍，印行流布，为保存国粹作出了巨大贡献。

保存和流传古籍的最好办法是出版，尤其是汇编丛书，使很多罕见的珍本聚而不散，又能使一些海内孤本化身千万。清末国粹派代表张之洞曾劝人刻书：“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受其影响，民国时期的私人藏书家、出版家大多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进行古籍丛书的汇刻，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各部，刻书地域亦遍及大江南北，尤以江浙沪最盛，较有名者如“涉园主人”陶湘所刻《百川学海》《涉园墨萃》等、“诵芬室”董康所刻《诵芬室丛刊》《读曲丛刊》等、“适园主人”张钧衡所刻《适园丛书》等、嘉业堂刘承干所刻《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等。这些书在刻工、纸墨质量方面均属上乘，有的为影刊宋本，有的为明清罕见之籍，经过精心校勘后付梓，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