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 旧制度与新政治：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到来

福利国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组织形态和制度构成。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市场理性、被右翼民粹力量驱动的认同政治，以及以数据化为代表的技术理性同时冲刷既有的福利国家根基和面貌，催生了一种 “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 的新政治意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年代相比，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政治持续围绕着资源和价值再分配展开。在既有的社会政策体系中拥抱市场与技术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阻止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的加剧？在什么条件下，它可以在变动的社会分裂结构中重建其社会契约和政治空间？采取解释性批判的立场，《旧制度与新政治：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到来》一书解析新时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规范性秩序变迁及其内在悖论，并且展望了一种以关系自主为基础的有机福利国家主义。

编辑推荐

纵观历史，通过某种社会政策工具来应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致的贫困、不平等和风险，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组织形式和合理化叙事。福利国家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矛盾的政治解决方案，本身也持续地成为新的矛盾来源。涌动在21世纪初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动荡，以及近年来不断出现的“非常状态”，从很多方面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再分配政治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不禁会追问，人们所已知的西方福利国家究竟从何而来？展望未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福利国家又将作为怎样的伦理共同体而存在？

作者介绍

刘春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学术兴趣涉猎政治社会学、比较政治及区域国别研究。曾于乔治城大学、哥本哈根大学以及奥斯陆大学等机构从事访学或研究工作。主持或承担多项国际合作、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课题。出版专著、合著或编著多种，包括《社区治理与中国政治的边际革新》《找回草根》，以及Aged Care across Disciplines and Contexts等，研究论文见于Nature Aging, Policy and Socie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以及《社会学研究》《国际政治研究》《社会》《复旦学报》等。

精彩书摘

从贝弗里奇到布莱克（节选）

1942年11月30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依然四处弥漫，伦敦国王大道上的女王陛下文书局总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但这不是领取救济的场景，令男男女女们翘首企盼的，是一份长达300页的关于战后英国重建方式的政府委托报告。该报告是由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爵士撰写的，其标题“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似乎了无新意，但内容却事关重大，明确描述了战后所要治理的民生问题清单和所要建构的社会福利计划。这是一份特别的精神食粮，给处于战时状态的英国人民带来了新的进步主义想象。

这份承载希望的报告并非作者突发奇想的产物，它的出版也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早在1906—1914年英国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贝弗里奇就为自由党人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提供了养老金和国民保险方面的建议。1909年，他加入贸易委员会并担任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私人助理，参与了社会立法的起草。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使他闻达于政策和学术界，并与社会思想家、费边社早期成员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夫妇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且于1919年10月被任命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直至1937年。实际上，贝弗里奇早年在伦敦东部的汤因比馆（Toynbee Hall）的慈善服务经历，就激发了他对处理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兴趣。他认为，社会慈善是不充分的，只有制订连贯的政府计划才是唯一有效的措施。

贝弗里奇报告被广泛地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报告中，贝弗里奇以解剖社会病理的视角，问诊社会中的五大“巨恶”（Giant Evils）：匮乏、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引导人们关注长期失业和肮脏、不体面的生活环境对人的身心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并据此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福利国家计划。他的基本立场是，正如国家应该保护国民免于来自国外的威胁以及来自内部的强盗和暴力的威胁那样，保护国民免于大规模的失业和贫困，也必须确定无疑地成为国家的责任和职能。为此，贝弗里奇构思了三个保险福利体系来处理贫困问题：一是对因疾病、工伤、丧偶和年老而设置的“社会保险”；二是“家庭津贴”，支付给父母以帮助抚养第一个受抚养子女之后的所有受抚养子女；三是“国家救助”或“补充福利”，指向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工作，并且通过“社会保险”和“家庭津贴”的保护网之后仍然陷于贫困的人。在社会保险计划的问题上，他的主张扩大了自由党在1911年推出的《国民保险法》所规定的范围，为建立一个全面的、基于充分就业的福利国家提供了新的蓝图：

根据社会保险计划，每个工作年龄的公民将根据其需要的保障，在适当的级别上缴纳保险费，或者作为已婚妇女，由丈夫缴纳保险费。每个人只需在一份保险单上每周缴纳一次，即可满足所有需求。所有主要的现金支付——失业、残疾和退休，只要有需要，就会继续支付，无需进行经济状况调查，并将从社会保险基金中支付。该基金由被保险人、其雇主（如果有）和国家缴纳的保险费组成。

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要运作这种前所未有的国家抱负并形成某种新的社会关怀伦理，其争议性可想而知。比如，英国历史学家科雷利·巴内特（Corelli Barnett)就指称，贝弗里奇将英国稀缺的战后资源转移到无利可图的社会救济问题上，而不是将其用于经济现代化，这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社会心态中，该报告还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支持，一经出版就成为国内外畅销书。在短短一年内，其完整版报告售出约256000份，删节版报告售出约369000份，美国版售出约40000份。报告中的一些言辞，读来至今令人振奋，比如，“世界历史上的革命时刻是革命的时刻，而不是修补的时刻”。其基本纲领被工党采纳，帮助后者鼓舞士气并赢得了选举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一系列贝弗里奇式的福利措施密集出台，包括1945年的《家庭津贴法》、1948年生效的“全民社会保险和免费的国民健康服务”，以及要求为所有“被剥夺正常家庭生活”的儿童提供良好的住房和照顾的儿童法案等，帮助确立了现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系列社会政策代表了社会公民权利的胜利，创造了一种民主且可行的、替代苏联社会模式的方案，即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是良好社会的标志。

英国常常被视为许多现代思想和制度的发源地，贝弗里奇的社会福利体制堪称其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然而，这颗明珠却并非一直光鲜亮丽。在七十多年以后，它和一个名叫丹尼尔·布莱克（Daniel Blake）的人物遭遇了。2016年，肯·洛奇（Ken Loach）在其执导的电影《我，丹尼尔·布莱克》（I, Daniel Blake）中，讲述了丹尼尔·布莱克与福利制度的斗争，以及他与单亲妈妈凯蒂和她的两个孩子的友谊。上了年纪之后，这位丧偶的木匠变得越来越一贫如洗，由于心脏病发作无法工作，他不得不向政府申请救济。在与卡夫卡式的官僚作风纠缠过后，他对当代英国福利国家的治理方式感到幻灭。在丹尼尔·布莱克病发离世后，他的患难朋友凯蒂在悼词中读出了他的呐喊：“我不是逃避责任的人，不是寄生虫，不是乞丐，也不是小偷”，“我不是国民保险号，也不是屏幕上的一个光点”，“我叫丹尼尔·布莱克，是一个公民，不多也不少”。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