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编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的《我在场》，是九旬文坛长者阎纲以“在场者”身份写就的文学“信史”。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散文家，他亲历了从“十七年文学”到新世纪文学的关键节点，记录了“文学陕军”代表作家如何生活、思考与创作。本书的诞生，离不开责编杨杰与责校张旭升的共同打磨。本篇通过对话，揭示《我在场》如何从一部书稿，淬炼为一部有血有肉、灵魂在场的文学档案。
《我在场》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作者：阎纲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3月
百道网：首先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杨杰：《我在场》在阎纲的个人创作与文学陕军谱系中均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并非简单的回忆录，而是一次深度的精神回溯与文学性的历史重构。“我在场”三个字，是对阎纲所持文学态度的高度概括。作为中国文坛重要的评论家，他始终以犀利、坦荡而精准的笔触审视文学。本书以第一视角，呈现了作者亲历、亲闻、亲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变迁过程。
文学陕军作为重要的文学现象，已有大量作品分析呈现其成就。《我在场》跳脱出对《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等经典文本的单纯解读，转而生动地揭示这些伟大作品得以孕育的“土壤”与“气候”。本书通过展现作家创作背后的艰辛、友朋间的砥砺和思想上的交锋，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细节空白，使文学陕军谱系更加立体丰满。无论是面对文学思潮的激烈碰撞，还是见证同道者的艰辛跋涉，作者阎纲都始终在场。
阎纲不仅是陕西文坛的亲历者，更是深具全国影响力的“摆渡人”。这种双重身份，使他的叙述既有来自内部的温情与体认，又有来自外部的客观与高度。所以《我在场》既成为从内部观察文学陕军的珍贵档案，阐释着陕西作家的精神世界；又提供了外部审视其文学史地位的权威视角，这本书将文学陕军推向全国，与更广阔的文学思潮对话。
《我在场》是一部以生命书写的文学信史。它不仅是阎纲个人文学生涯的浓缩，更是一部由核心亲历者为文学陕军精神血脉立传的非虚构经典，超越一般文学史料的范畴。这部充满人格力量与思想光芒的作品，为后世研究者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文学陕军现象，提供了一份厚重、真诚而独特的在场证明。
张旭升：《我在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部“以文学见证文学”的文本，呈现出三重“在场感”。阎纲是近代文坛大事的“在场者”，校对时需要格外注意保留那种独特的个人记忆质感，哪怕一个语气词都可能承载着历史情绪。作为专业评论家，阎纲又是冷静、深邃的，对事件和作品有着鞭辟入里的分析。这要求校对时对文学术语、理论概念有一定了解，确保其学术的严谨性。作为散文家，阎纲的笔触是抒情的，充满比喻和意象。校对这类文字，不能简单地以通顺为标准，更要品味其气韵和节奏，确保其个性化的文学表达不受损伤。三重身份的交织，使这本书的文本密度极高，校对时需要不断切换频道，对编辑的综合素养是极大的考验。
这种评论、史料与美文融合的文体，使《我在场》既是当代文学史的珍贵口述史料，又是一部个性化的文学评论集，同时还是一卷情致深婉的散文集。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并重。校对时，不仅要核对时间、地点、人物等史实细节的准确性，还要呵护作者由事件生发出的个人感悟与哲理思考。
百道网：全书七辑的编排逻辑是什么？这对读者理解阎纲的文学观有何帮助？
杨杰：《我在场》全书遵循从“道”到“器”，从史到人的螺旋式上升逻辑。第一辑开宗明义，探讨“什么是文学”等根本性问题。第二辑以亲历者身份，回顾从“文革”后文艺界复苏到新时期文学浪潮的关键历史事件。第三辑由事及理，视角从宏观历史转向对具体文学体裁、创作理念、作家命运的深度思考。第四辑则进一步聚焦于具体的、同时代的作家个体，如贾平凹、程海等，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和创作风格探讨。第五辑从文坛回归故土，为论述注入了情感的体温。第六辑多为作者为人所作的序跋，可以看作是文学批评理论的具体实践。第七辑是全书收官之辑，再次回归对文学艺术本质规律的探讨，如通感、“艺术的对立”、人性复杂性等。
杨杰
《我在场》以阎纲的亲历为主线，将《诗经》的古典血脉与现当代文学的关键节点一气贯通，又将作家的心理时间与真实的历史时间交织，把记忆、思考、评论与当下感受编织成一个立体的、共时性的心灵空间。全书由此实现了个人生命史与中国文学史的双向奔赴，完整呈现出阎纲作为评论家、散文家与亲历者的多重形象。从“2024年入春的新发现”等篇章中，更可见他始终在场的写作姿态与即时记录的生命热忱。
百道网：《我在场》融合了文学评论的洞见与散文笔法的情致，这种独特的文体风格，既是阎纲的个人特色，是否也有出版意图和读者体验上的考量？
杨杰：阎纲首先是一位敏锐、深刻、负有盛名的文学评论家，这保证了他文章的“洞见”，即思想性、专业性和判断力。同时，他又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著有大量情真意切的散文作品，这赋予了他“笔法”，即文学性、感染力和可读性。这两种身份在他身上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当他评论文坛往事、作家作品时，他既是冷静的观察者，也是动情的参与者。
散文笔法正是表达这种在场感最自然的工具。阎纲回忆自己与孙犁的通信、与陈忠实对话《白鹿原》及见证路遥的创作艰辛，这些内容本身就需要散文的叙事和抒情来还原现场，营造氛围。
这种风格也继承了中国古典文论（如《文心雕龙》、诗话、词话）的优秀传统，即理论见解不依赖于抽象的逻辑推演，而是通过精妙的比喻、生动的意象和富于情致的语言来表达，是理性与感性的完美结合。这种风格是阎纲作为一位兼具深厚理论素养、丰富人生阅历和温热赤子之心的文坛长者，生命状态与文学观念的自然外显。
《我在场》散文笔法的情致、叙事性和文采，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和亲切感。读者不是在啃一本艰涩的论著，而是在聆听一位博学、真诚的长者娓娓道来，讲述文坛的趣事、秘辛与感悟。当阎纲用充满个人情感的记忆去描摹一位作家、一部作品时，读者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而与书中的人物、事件以及作者本人建立起一种亲切的情感连接。
《我在场》是一部承载文坛记忆、蕴含人文精神的“大散文”。既要让文学研究者有收获，也吸引广大文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它要记录历史，也要传递情感与温度，是一部有长久生命力的常销书，而非短暂的畅销书。
张旭升：校对《我在场》远不止于修正文字，更像是一场深入文学与历史的田野调查。书中充满了阎纲对文坛往事的回忆，且有着强烈的个人视角和个人情绪。阎纲记录下某个不经意的眼神、一句私下的玩笑、一种微妙的氛围。这些细节在正统文学史中都会被过滤掉，但它们恰恰是历史最鲜活、最富人性的部分。
有时，阎纲会以精妙但略显“非常规”的散文笔法表达深刻见解，编辑常常面临抉择：是将其规范化以降低理解门槛，还是尽量保留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我往往选择后者。这促使我不断反思：文学编辑的底线在哪里？我们是在为语言“立法”，还是在为思想的独特表达“护航”？我们需要判断什么是真正的语病，什么是值得呵护的个人风格。
张旭升
书中记录了大量的作家之间的交往细节，这些看似琐碎的内容，实则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文脉传承图景。例如，阎纲写到如何从前辈作家那里获得教诲，如何与同代作家相互砥砺，以及对更年轻作家的提携。这些细节使得读者了解到一些经典文学的诞生，蕴含着温热的真实，私密的人际互动和精神传递。这让我意识到，一本好的文学之书，不仅是关于文学的，更是关于人的，关于一代代写作者是如何生活、思考和相互支撑的。
校对《我在场》，于我而言远不止于专业职责，更是一次编辑“灵魂在场”的修行。它要求编辑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历史感、有文学判断力的理想读者。
阎纲先生笔下的文字，使我得以走近那段波澜壮阔的文学岁月，对文学陕军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生发出立体的、血肉相连的感知。从他严谨对待每一个词语、每一个标点的态度中，我都能感受到老一辈文人的风骨与担当，那是对文学的敬畏，对后辈的提携，也是对历史的负责。这份由“技”入“道”的体悟，必将长久滋养我的编辑生涯。
百道网：阎纲被誉为德高、文高、寿高的“三高”老人。作为与他合作紧密的编辑，您如何看待他的人格风范与文学精神在本书中的体现？
杨杰：阎纲不仅是冷静的评论家，更是温暖的同行者与师长。书中回忆“复刊《文艺报》”“批判蒋子龙”等文坛往事时，他既不回避历史的风浪，又不以简单的褒贬示人，而是带着深刻的反思和历史的同情，力求真实、公允，处处流露出一种“文坛护法”般的殷切关怀。这种不隐恶、不溢美的态度，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道德勇气。无论是为优秀作品鼓掌，还是对文坛现象发声，这份担当，正是其“德高”最核心的体现。
“文高”多体现在对众多作家作品的论断中。如对汪曾祺《受戒》轻盈特质的把握，对孙犁美学风格的精准概括，都建立在阎纲广博的学养和超凡的审美判断力之上。他写《迟桂花》，引出“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的人生慨叹；他写柳青，强调的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精神血脉。理性的洞见被包裹在感性的、诗意的语言中，让文学理论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阎纲的文字，有古典文论的简洁风骨，又带着现代口语的鲜活气息。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一个人物的神韵，点破一部作品的精髓，这种大美至简的语言功力，非大师不能为。
“寿高”绝非只是年岁的记录，更是一种历经沧桑后沉淀下的通达智慧与蓬勃不息的生命力。阎纲以亲历的漫长文学岁月为书写对象，这使他的叙述拥有一种宏阔的历史视野。他的判断，是经过时间检验的老人之言，厚重而珍贵。书中专门谈到莫言的《晚熟的人》以及自己“父亲晚熟”的经历，这何尝不是一种自况？这里的晚熟是一种大器晚成、历久弥新的境界。阎纲的文章，褪去了火气，显得更加从容、通透、慈悲，充满了与时间和解后的智慧。
最令人动容的是，尽管历经风雨，但整本书洋溢着他对文学、对生活、对后辈毫无保留的、赤诚的爱。在《人问我长寿的秘密》等篇目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永以为好”的年轻心态。这份由高寿淬炼出的生命热情，使得本书毫无暮气，反而生机盎然。
百道网：阎纲本人也是经验丰富的编辑家，审读阎纲先生的书稿，您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张旭升：阎纲深谙出版规范、尊重出版流程。他交付的稿件，从标点、引文、字词到结构，都极为清晰、规整，堪称“齐、清、定”的典范。他对史实的把握和理论概念的表述也都十分精准。面对阎纲这样的大家，修改必须极度审慎。校对编辑不仅要找出错误，更要能深切地理解作者的意图，并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他更完美地实现这种意图。有时，一个看似“不顺”的句子，恰恰是作者风格的体现；而看似简单平静的句子，其背后隐含的力量往往雷霆万钧。
百道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作为文学陕军的重要出版阵地，未来在发掘、扶持相关作家作品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优势与规划？
杨杰：我社将持续推出文学陕军领军人物、知名作家及中青年骨干的作品。围绕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精耕细作、精细打磨、精品呈现，不断擦亮文学陕军品牌。同时我社也将致力于增强文学陕军品牌国际影响力，以文化文学“走出去”翻译出版基地为依托，将贾平凹、高建群、陈彦、红柯等陕西著名作家作品推向国际市场。
此外，我社已与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杂志社达成合作，联合发布“新大众文艺”丛书出版计划。三方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通过持续性的选题开发与呈现形式创新，阶段化、规模化地运作，合力打造国内一流文艺图书品牌。
我们也将密切关注、持续跟踪陕西新锐作家、年轻作者的创作态势和作品进度，通过选题论证、专家审稿等提升作品质量，适时将其纳入出版计划。
《我在场》不仅是一位文学老人对文坛的深情回望，也是编辑“在场”的实践与守护。在这个“快出版”的时代，这种慢工出细活、敬字如敬人的态度，是对文学的尊重，更是对文化的坚守。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