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富兰：民俗文化的“淘金者”与“开拓者”

 华东师范大学仲富兰教授新著十卷本《江南风俗图录（1840—1949）》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新近出版。这部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与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双重资助的学术巨制，以“图像+文献+文学”的形式，生动还原了1840至1949 年间江南地区民间生活的完整风貌。

作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创始会长与现任荣誉会长，仲富兰教授四十年来始终坚守民俗学研究阵地。从1986年首部著作《中华风物探源》的问世到如今十卷本《江南风俗图录》的出版，他成功实现了从理论构建到实证研究的学术跨越。

仲富兰18岁从军西北时，庙会上的社火、市集里的叫卖，已让他对民俗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后来，他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求学，毕业后成为记者。借工作之便，他走遍全国，参与并记录元宵灯会、腊月祭灶等岁时活动。在浙江磐安，他通过灵溪地名、舞龙习俗与康熙年间《灵溪杂咏》的互证，推动佳村被认定为舞龙发源地；在苏南水乡，他观察临河民居的日常劳作，将龙舟竞渡视为民俗活态传承的样本。新闻职业赋予他敏锐的观察力，军旅生涯锤炼出他坚韧的品格。当更多学者囿于书斋时，仲富兰已带着记录本深入民间，用双脚丈量出民俗学的另一条路径——这条路上，有香囊摊的幽香、弄堂童谣的韵律，更有西北大漠的粗粝与江南水乡的温润。

仲富兰

20世纪80年代，中国民俗学仍属冷门学科。1986年，仲富兰在《文汇报》提出“民俗文化学”概念，引发学界关注。1987年，其观点获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肯定，促成他在1988年全国民俗学研讨会上发言。他1998年出版的《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受到好评，后被列为自考教材。1988年9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批准，仲富兰牵头成立上海市民俗文化学社（1992年易名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学会以《国风》文化集刊（已出16期）和《民俗文化研究通信》（已出28期）为学术阵地，鼓动成员深入乡村采集民俗资料，刊物内容涵盖节日文化、民间艺术等领域，成为民俗学界重要交流平台。通过刊物发行与学术活动，学会团结了全国众多民俗学者，被上海市社联誉为“江南民间文化重要智库”。

201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仲富兰三卷本《中国民俗学通论》。在第一卷“民俗文化论”中，他开宗明义提出要推动民俗学从侧重于“文学”研究向更广泛的“文化”研究拓展，并致力于将民俗学社会科学化。他认为，民俗学扎根于社会生活之中，又具有高于生活的“悬浮”性，需从系统的视角出发，提炼民俗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素，集中体现民众的文化创造力，实现传统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贯通。

仲富兰将传播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引入民俗学研究，特别是借鉴域外“文化场”理论，为阐释林林总总的民俗事项的传播与演变开辟了新的路径。在这个理论框架下，民俗不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处于一个由物质、行为、精神等要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场域中。

若梳理仲富兰的学术轨迹，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的哲学训练与80年代的新闻实践，为其90年代建构“民俗文化学”提供了独特的滋养。仲富兰还主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桥”，既要注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文献功夫，又要强调“行万里路”的田野精神，这种双重进路，让民俗研究既扎根历史传统，又直面当代现实，避免了书斋研究的空疏与盲目田野的浅薄。

仲富兰认为，多元文本承载民俗叙事。文字凭借强大的记录性与传播性，系统记述民俗事象，是“书面文本”；民间故事讲述、歌谣传唱等口头表达方式，灵活适配受众和场景，更贴近民众生活，是“口头文本”；景观建筑、服饰、传统器物等蕴含着丰富的民俗信息，是“物质文本”。长期以来，传统民俗史研究多以文字史料为核心，潜意识中认为“文字越古奥，学问越精深”；而仲富兰较早意识到“图像证史”的价值，多年来搜集了大量与江南地域文化相关的图像资料，开展了极具学术价值与创新意义的研究。

《江南风俗图录》就是作者在上述学术理念下多年学术积累的结晶。该书系统记录江南民众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市井商贸、文教卫生、传统节日、民间手工艺、民间信仰等，以“竹枝词+老照片+民俗解析”的方式完成内容呈现：竹枝词以生动语言描绘民众的日常活动与情感表达，老照片直观呈现民俗场景，民俗解析深入挖掘背后的文化内涵。

如果从1986年出版《中华风物探源》算起，仲富兰在民俗学领域已耕耘四十载。唐代刘禹锡“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诗句，恰是仲富兰学术生涯的写照。四十年如一日，他在民俗文化的长河中反复淘洗、去粗取精，终收获沉甸甸的学术成果。其学术历程证明：真正的学问，既要扎根田野的泥土，也要仰望理论的星空；而民俗文化学的生命力，正藏在这种“接地气”的坚守与“高立意”的追求之中。

（本文作者：朱志凌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化读物编辑室主任、《江南风俗图录》责任编辑）

作者：朱志凌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