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伏涛《乾嘉常州诗人群体研究》出版

《乾嘉常州诗人群体研究》在“关系诗学”视野下，对乾嘉常州诗群中复杂多样的作家作品进行针对性的分类研究，从交际、心态、情感、科举、运河、女性等向度走近乾嘉常州诗群及其诗歌，提出“洪亮吉范式”“莼鲈之思”“二马情结”，认定洪亮吉、赵翼为常州诗人群体之“双核”。同时，本书还提出了“眼前指点”与“诗占身份”的新理论，以揭示诗歌创作取材习惯与诗歌特征之关系，并尝试使用文体互证法、角色分析法等新方法。这些新理念、新方法以及新的研究范式，共同开辟了乾嘉常州诗人群体研究的新境界。

本书作者伏涛，1966年生，江苏盐城人。2011年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文学院，现供职于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省社科项目两项，先后在《明清小说研究》《苏州大学学报》（社科版）、《文艺评论》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研究方向为清代文学。

精彩书摘

马卫中序（节选）

前几天接到伏涛电话，告知博士论文即将出版，希望我作为导师能够写几句话。其实，伏涛毕业已经超过十年。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瞬息万变，其竞争之激烈，留给个人的发展机会往往稍纵即逝。裹挟其中的年轻学者耐不住寂寞，似乎也可以理解。试想，当你工作在高校，无论职称晋升、抑或绩效奖励，都是一把尺子量到底，都与所谓科研成果有关。出版专著和发表论文，也就直接影响到个人甚至家庭的生活质量，不仅是物质层面，也关涉精神层面。因此，急功近利便成了无奈的选择。而伏涛能够十年磨一剑，长时间安下心来认真打磨毕业论文，实属难能可贵。检阅其新近发过来的文稿，和当年的论文相比，又有了夺胎换骨的进步。我为此感到高兴，也感到骄傲。本以为只消把当年的导师评语稍加润色，便可敷衍了事，现在看来，还必须多说几句。

当年钱仲联先生为我们讲授清诗，曾专门选编《清诗三百首》。后交岳麓书社出版，其所撰《前言》说清诗“在总结明代复古逆流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继承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社会现实的土壤上，开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是沿续了钱先生在课堂上对清诗的总体看法。学界后来讨论清诗，多以此为基调，遂将其与唐诗、宋诗并称鼎足而三，视如经学史上的汉学、宋学和清学。钱先生还将清诗分为清初、清中叶和晚清三个阶段，如同高棅《唐诗品汇》所称的“初、盛、中、晚”。就地域而言，钱先生又特别看重江苏的诗歌。早在1962年11月，他曾发表《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称“近三百年来，江苏诗歌更放射着惊人的光辉。仅仅据《晚晴簃诗汇》所选录的清诗作统计，全国诗人六千零八十二人中，其中江苏诗人就有一千二百七十人，占五分之一强”。钱先生是老派学者，其治学多用传统的形式。写作并发表具有现代意义的白话论文，始于是年《文学评论》第２期的《桐城派古文与时文的关系》。这大概也是经历思想改造以后的结果。而讨论清诗，则以此篇为早。钱先生于清诗之评价，在时间上重两头而轻中间。说到清中叶的江苏诗坛，其言“清统治者兼用怀柔与镇压的政策对待各族人民，文字之狱不断兴起。知识分子在淫威高压下，大多噤不敢声，一般遁入书本中讨生活，或是借山水、歌舞以自娱遣。诗坛上逐渐褪去了初期战斗的色彩，平凡无聊，形成一种低沉的调子”。而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常州诗人赵翼，也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是宏观层面的见道语。如果反之也成立，则和钱先生是一个道理。所以，“超明越元、抗衡唐宋”，似乎并不包括乾嘉诗坛。但钱先生还是充分肯定了当时的常州诗群。他说“清中叶的江苏诗人，成就较为卓越的，集中于常州，其中黄景仁、洪亮吉、孙星衍三人为最突出”，这其实就是伏涛在选题和立论方面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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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杂写来，其实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伏涛所称为“乾嘉常州诗群研究”，而非“诗派研究”。新时期以来，“常州诗群”一词，最早出自严迪昌先生之《清诗史》。其第三编“乾嘉时期地域诗派诗群巡视”，前三节分论浙派、秀水派和高密诗派，后二节则讨论岭南诗群和常州诗群。个中区别，严先生虽然没有明说，如果细细品读，还是可以体会。而钱仲联先生《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讨论到常州的黄景仁、洪亮吉和孙星衍，又列举“与三家先后的江苏诗人”，然后说他们“都成家数，但没有形成为流派”。诗群和诗派的区别，前者只消在时间或者空间上有一点相近即可；而后者涉及诗学宗趣和诗歌风格的趋同，关键是要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具体的创作实践，并取得相应的成就而被广泛的认可。所以，超乎常规，我的万言之序，既是写给读者看的，也是写给自己看的，目的就是要检阅一下乾嘉时期常州著名诗人的创作，他们究竟能否合为一体而形成流派。结论当然是否定的，这也证明了伏涛思考之缜密，以及写作之严谨。但乾嘉之常州诗群是一支庞大的队伍，尽管没有形成流派，而他们之间三五成群，还是有着共同的追求，并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便是伏涛此书构思的特色和亮点。当然，确定诗派的标准并无一定的标准。近所见称之为诗派的著述，就有刘世南先生的《清诗流派史》，其中论及常州诗派。而纪玲妹女士的《清代毗陵诗派研究》，也包括了乾嘉之常州诗人。

伏涛在“绪论”中称“为了学术研究的严谨度，本书采用较为宽泛的‘常州诗群’概念”。这确实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严谨，也体现在本书撰写的全过程之中，包括文献的阅读与采集，还有观点的提出与论证等等。《乾嘉常州诗群研究》分上下二编。上编为总论，是言共性的问题，譬如普遍性格与复杂心态；所受前贤和前辈诗人的影响，即诗学宗趣；以及诗人之间的交往。正因为除了普遍性格以外，还有复杂心态——这是由诗人的家庭出身和成长历程所决定的。影响到诗歌创作，就有了在内容上各自的关注重点，和在形式上不同的表达方式。至于诗学宗趣的异同，既是形成个人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诗歌流派的重要标志。后人讨论清诗，称湖湘派为汉魏六朝派、又称同光体为宋诗派，都是着眼于他们学习的对象。但乾嘉时期的常州诗人，其创作虽亦师摹前人，却没有共同的偶像。以致作为诗派，就让人感到似乎有所缺失。至于他们的相互交往，尽管没有形成流派，但也是被称为“诗群”的必要条件。《论语·阳货》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经集解》中孔安国对“群”的解释，就是“群居相切磋”。诗人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还是能够聚在一起讨论诗艺，这是乾嘉时期常州诗坛繁盛的重要原因。

下编的论述多有创新。主要是“关系诗学”在研究中的运用。有关“关系诗学”，陈长利有《走向“关系诗学”》一书在理论上详加阐述。而伏涛在“绪论”中自称“书稿下编的第五、第六、第七章在‘关系诗学’的提法下从更多向度对乾嘉常州诗群的诗歌进行多角度的观照”。所谓“多角度”，其第五、第六章的标题均为“‘关系诗学’视野下的乾嘉常州诗群巡视”。其略分（一）（二），巡视的内容先是亲情和友情，继以诗友在日常生活中的诗酒往还，以及灾异病痛之中的呻吟。第七章的标题为“运河与诗学”。常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重要城市，而运河作为南来北往的重要通道，诗人与社会、诗人与自然、诗人与诗人，他们之间所透露的“关系诗学”，伴随着水流之声而更为紧密。其实，整个下编就是“关系诗学”的完整展现。最后两章讨论科举和女性之诗，是言师生、同学和夫妻在诗歌创作中的交流和默契。当然，伏涛都是以典型的个案来进行例证，在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科场上，洪亮吉和黄景仁无论达与穷，其命运都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所以，他们的诗歌更多是无奈的感叹。而赵翼进步的女性观、王采薇的琴瑟相和以及“二钱”家族文学的兴盛，是乾嘉常州诗群中女性诗学发达的前提和保障。

过去言“教学相长”，我和伏涛作为师生的“教学”，已经过去多年。而作为永远的朋友，伏涛有著述面世，嘱我引喤，在读和写之中，“相长”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我虽乐而忘忧，但毕竟老之将至。按照自然规律，伏涛“长”的速度，要远远快于我。记得当年钱仲联先生为我和张修龄所著《近代诗论丛》作序，有“余老病不斟，读之爽然若失。譬如积薪，后来居上，复何疑焉”之语，与我今日之心境略同。所以，青眼高歌，我为伏涛的快速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

甲辰夏日海虞马卫中序于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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