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着眼国家“人工智能+”战略,基于对世界领先出版公司“人工智能+”的实践研究,系统剖析了出版业的智能化转型路径。文章借用“把内容装进AI”(内容授权)和“把AI装进内容”(服务嵌入)两大核心模式,深入分析了大众、专业与教育三类出版在AI应用上的差异化前景。结论指出:大众出版应聚焦内容授权变现存量资产;专业出版需双轨并行,兼顾授权与深度服务;教育出版则潜力在于将AI嵌入内容,构建互动教学服务生态,其服务化市场空间远超大众出版。

8月26日,中国政府网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国家专门为一项技术出台系统性行动纲领,这样的举措并不多见。有专家指出,这是自2017年《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颁布以来,国家在AI战略层面的又一次全面升级。因此,这份全新的AI政策,其意义甚至超越了十年前那篇开创了“互联网+”时代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到来。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再次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对各行各业而言,一场十年一遇的重大发展机遇,正悄然临近。
那么,对出版业而言,“人工智能+”的机遇有哪些,我们先来发散一下。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智能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推动生产力跃迁与生产关系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共享”的智能经济与社会新形态。这一战略导向,为出版行业无论是大众出版、教育出版还是专业出版带来了多层次、系统性的发展机遇。具体来看,“人工智能+”在多个维度的部署,都与出版业未来密切相关。
按出版业的商业逻辑与产品形态,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类发展方向:其一,内容授权型,即将出版物的文本、图像、数据等优质内容,授权给大模型厂商用于训练与调优。这直接响应了政策中“加强数据供给创新”的号召,使出版社的内容资源成为AI产业链中的基础要素,开辟稳定可持续的授权收入模式。其二,服务嵌入型指将AI模型或工具嵌入内容产品,使其从“静态内容”升级为“动态服务”。例如在专业出版中嵌入智能检索与数据分析功能,在教育出版中构建情景化、交互式学习系统,实现“内容即服务”的转型。其三,流程增效型,聚焦于将AI技术应用于出版业内部运营,覆盖智能审校、营销文案生成、个性化推荐、版权管理等环节,旨在降本增效,解放人力,重塑出版业务流程。其四,衍生实体型,突破传统出版形态,将内容、IP乃至AI模型嵌入实体产品,形成新型智能消费品。例如将童书IP与语音模型结合,开发能讲故事、能对话的智能玩具,呼应政策所鼓励的“体验消费与情感消费新场景”。其五,内容生成型,利用AIGC技术辅助或直接生成图书内容,例如自动生成插图、漫画,撰写部分非虚构作品或类型小说初稿等,内容生成型应用虽在当前阶段多为“初级产品”,但已展现出在特定领域提升创作效率、丰富内容供给的潜力。这五个方向,从底层资源到上层应用,从内部改造到外部拓展,共同勾勒出“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融合创新的战略全景。

然而,五个方向中,哪些是当下最适合深耕发力的落脚点呢?我们不妨借用麦肯锡三层业务框架来分析一下。
麦肯锡把业务分成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核心业务(“碗里的”),聚焦于捍卫与优化现有业务,确保稳定现金流,并为未来投资输送资源;对此,管理者的核心任务是 “管理绩效” ,精耕细作,将现有资源的价值效益最大化。第二层面是成长业务(“锅里的”),着眼于未来3-5年的新增长引擎,需投入资源重点培育,抢占市场先机;对此,管理者的核心任务是 “培育增长” ,容忍短期的不盈利,全力验证商业模式并加速规模扩张。第三层面是新兴机会(“地里的”),是为长远未来播种的战略期权,重在探索与实验,管理不确定性;对此,管理者的核心任务是 “创造可能性” ,投入少量但持续的资源进行试错,为未来埋下颠覆性增长的种子。麦肯锡三层业务框架核心思想在于,一个企业若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必须同时管理三个时间维度和创新层次不同的业务领域,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平衡、投资和风险管理的战略框架。形象地说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想着地里的”。
用麦肯锡的这三层业务框架来对应出版业“人工智能+”的五个方向,其中,第一种(内容授权型)和第三种(流程增效型)属于第一层面,是“碗里的”,内容授权性已成为当前最直接、最成熟的变现路径,美国出版业近期获得的巨额AI版权和解赔偿,标志着出版业“人工智能+”第一顿大餐已经开启。将沉淀的优质内容授权给大模型厂商,是盘活资产、快速获得回报的战略举措。流程增效型则着眼于内部运营的降本增效。通过AI技术优化编辑、校对、营销、分发等环节,其价值已被国内外众多出版机构的实践所印证,是夯实主业、提升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第二种(服务嵌入型)可以算作第二层,是“锅里的”,代表着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转型。虽然其回报不像内容授权那样立竿见影,但许多先行公司已在专业数据库的智能检索、教育产品的交互式学习等场景中尝到甜头。其潜力在于将静态内容升级为动态、持续的智慧服务,构建更深层次的用户关系,市场前景明确且广阔。第四和第五种,即衍生实体型和内容生成型属于第三层面“地里的”,虽然想象空间大,但不确定因素非常多。衍生实体型(如智能玩具、融合AI的文创产品)和内容生成型(AIGC)想象空间最大,但技术路径、市场接受度和商业模式均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它们可能催生全新的产品形态与消费场景,但也面临较高的市场风险和幻觉风险。
运用麦肯锡三层业务框架,出版机构也许可以清晰地绘制出一幅AI时代的战略推进蓝图:稳固“碗里”的现金根基,大力烹煮“锅里”的增长引擎,同时积极在“地里”播种未来。 这一系统性思考,有助于企业理性平衡短期收益与长期布局,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行稳致远。
从务实的角度来看,出版业“人工智能+”现阶段落脚点,可能应该放在第一种(内容授权型),第二种(服务嵌入型)和第三种(流程增效型)上,但如果从跟产业增长、企业销售和利润增长的关联角度而言,似乎更需要聚焦在第一个和第二个方向上,而且第三种(流程增效型)已经有不少文章对此有所涉猎,这里就不多赘述。
本文将重点展开说一下第一种(内容授权型)和第二种(服务嵌入型)。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第一种(内容授权型)可以叫做“把内容装入AI”,第二种“服务嵌入型”可以叫做“把AI装入内容”。
事实上,“把内容装入AI”和“AI装入内容”是AI在出版业应用的两大主流模式和两个落脚点,也是世界领先出版企业AI应该的两个路径和战略选择。

中央10月28日发布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稿中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11月15日《求是》杂志刊发习近平同志文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之所以反复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包括AI在内的新质生产力,是因为各个产业所处的阶段和条件不一样,这样可以避免一刀切一窝蜂为了新质而新质,很多比较传统的产业,其问题不只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就能够解决,提质升级才是关键。
出版业为何以及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包括AI在内的新质生产力,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其一,出版业,从国际还是国内看,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商业模式,基本面还属于传统产业,即便是在国外被誉为创新业务,产业占比越来越高增长越来越快的电子书和有声书,本质上只也是传统纸质图书的版本延伸,并非全新的产品形态;其二,出版业的三大类型——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产品模式、营销模式和商业模式,以及数字化程度上都有着很大的结构性差异,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人工智能+”也应该因地制宜。从世界领先出版企业对AI的应用经验看,三类出版的策略和空间大不相同。
(一)大众出版,与其“把AI装进内容”,“不如把内容装进AI”
从国外大众出版的“人工智能+”实践看,“把内容装进AI”的实际效果比“把AI装进内容”要好得多。
1、把内容放进AI:大众出版AI内容授权方兴未艾,逻辑清晰、路径渐明、潜力巨大
人工智能技术的全面渗透正深刻重塑出版行业的生态格局。在这一浪潮中,大众出版AI应用展现出鲜明的路径特征——从初期的“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授权”,AI内容授权不仅快速成为新的增长引擎,更以其清晰的商业逻辑和可复制的合作模式,推动大众出版在AI产业链中占据愈发重要的位置。
在内容供给侧,大众出版展现出独特的数据价值优势。书籍虽然被宣告“过时”的次数早已数不清,但它依然是让人们对事物拥有 “最终话语权” 的首要载体。其内容体量庞大、题材多元、版权清晰,语言表达丰富、叙事结构完整,高度契合自然语言模型的训练需求。大众出版物,尤其是小说、非虚构作品、传记与诗歌,蕴含着人类最细腻的情感表达、最生动的文化语境和最复杂的叙事逻辑。这些特质使其成为AI从“理解语言”迈向“掌握风格、传递情感、实现共情”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养料。正如业内形象比喻:“若将专业出版内容视作AI的专业教科书,大众出版内容就是其涵养人文底蕴的通识读本。”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全球领先的AI公司纷纷与大型出版集团、作家联盟等达成内容授权协议,如哈珀柯林斯与微软公司签署三年期训练协议,协议主要针对非虚构在版书,作者自愿选择加入或退出,每本书授权费5000 美元,由作者与出版社均分,授权期三年,协议限定模型输出不得长篇幅逐字重现书中文本(如不超过 200 连续词或全书的 5%),并承诺不从盗版站点抓取文本。哈珀柯林斯图书AI授权案例为大众出版提供了一个可量化的“AI 内容授权价目表”,并且与传统版权收益(版税、预付)分开核算,对作者来说是额外一次性收入,对哈珀柯林斯来说是对其大规模非虚构在版书目的版权变现。
AI内容授权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当属Anthropic与美国作家群体达成的高达十五亿美金的历史性和解。这类标志性事件不仅确立了“授权训练”的行业规范,更为全球AI版权合作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照。
从需求端看,AI技术演进持续强化对优质语料的需求。随着大模型进入“多模态+多语言”的深化发展阶段,对合法、高质量、语义清晰文本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大众出版内容凭借其规范的语言表达、严谨的逻辑结构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填补这一缺口的理想资源。相较于通过网络爬取获得的良莠不齐的数据,经过专业编辑流程打磨的出版内容更具可靠性与合规性,也更符合日益严格的监管要求。
在商业层面,内容授权展现出卓越的投入产出比。这一模式无需额外的内容生产成本,不依赖传统营销渠道,而是对存量内容资产的深度变现。实践表明,授权业务的利润率普遍高于传统图书销售。一家中型出版社通过授权五千种图书,即可获得数百万美元量级的收入,而这些内容仍可继续通过原有渠道销售。这种“版权租赁”模式既可按照时间、地域、用途等维度灵活设计,又能与传统版税收入形成互补,为出版机构带来可持续的现金流,显著增强其财务稳健性。
内容授权模式的成功,根植于其对出版行业本质的深刻理解。它延续了“单书分账”这一核心商业逻辑,通过对版权内容的授权使用,直接将内容价值转化为数据资产收益。与需要颠覆传统模式的服务化转型相比,授权模式更符合行业特性,市场接受度更高。同时,出版机构无需承担高昂的技术研发成本,只需聚焦内容资产的梳理与版权管理,即可参与AI价值链分配,实现低风险、高回报的价值释放。
法律环境的演进为授权模式扫清了障碍。全球范围内涌现的版权诉讼与后续达成的一系列授权协议,标志着AI产业告别“免费午餐”时代,“合规使用、付费授权”已成为行业共识。这些动辄数千万乃至上亿美元的交易,不仅为内容资产确立了新的价值基准,更使手握优质版权的出版机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从产业格局视角看,AI授权正在重构出版机构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关系。在过往的数字化转型中,出版机构往往受制于平台方的渠道优势。而在AI时代,高质量训练数据的稀缺性使内容方重获议价能力。AI模型的表现与商业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授权内容的规模与质量,这使出版机构首次在技术革命中掌握了实质性的话语权。
当然,AI内容授权仍面临诸多挑战:授权范围界定、使用方式约束、衍生内容权益归属等问题尚待明确,技术滥用风险仍需警惕。但这些挑战完全可以通过合同细化、技术标准建立与监管介入逐步化解,不足以掩盖其巨大的发展潜力。
展望未来,大众出版AI授权正从探索阶段迈向成熟发展期。短期来看,它将成为出版机构重要的收入增长点;中长期而言,它将推动行业从“图书销售”向“知识产权运营”的战略转型,在AI时代重新确立出版业的核心价值地位。方兴未艾的授权浪潮,不仅为大众出版开辟了新的增长通道,更为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许多大众出版商在转变心态,将人工智能视为 “新的分发渠道”,而非 “破坏性威胁”。想象未来的一个场景可能是:你购买一本纸质书后,将自动获得该内容的人工智能访问权限;图书馆允许你通过对话方式探索其馆藏;出版商能精准追踪内容的流转路径;读者拥有专属授权;而人工智能平台则成为又一个新的内容接口。
因为有利可图,一些公司如Created by Humans,Bookwaire等加入做授权的生意服务,为大众出版社做AI版权代理和集团谈判。因为出版社单独与 AI 公司谈判,谈价难、法律成本高、信息不对称。

2、把AI装进内容:大众出版嵌入AI向服务模式转型,有结构性障碍,成功案例少,失败教训多
与内容授权模式展现出的蓬勃生机形成鲜明对比,大众出版在探索“服务化转型”的道路上屡屡受挫。无论是电子书订阅、阅读俱乐部,还是近年兴起的AI阅读服务和知识服务,种种尝试始终难以突破产业边缘,虽然风行一时,但无法成为支撑行业持续增长的主干力量。深入分析其背后的逻辑,我们会发现:服务化路径与大众出版的“第一性原理”存在根本性冲突,遭遇了多重结构性障碍。
从产业结构的本质来看,大众出版以“单书产品”为基本运营单元,其经济体系建立在单品定价、独立营销和版税分账的基础上。每本书都是一个完整的版权项目,构成从作者、代理到出版商、渠道的价值闭环。任何试图打破这一单书分账机制、转向打包服务的尝试,都会在利益分配环节遭遇系统性阻力。作者、出版商与平台方难以在版税计算与收益分配上达成可持续的共识,这使得“订阅制”始终无法成为主流商业模式。
消费者行为特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困境。大众阅读具有鲜明的非连续性与高度个性化特点,既缺乏学术出版的刚性需求特征,也不具备影视内容的“追剧式”消费黏性。图书内容是离散的、非依赖型的文化产品,难以被算法有效地转化为“连续性服务”。过去十年间,电子书订阅等多元尝试均印证了同一个结论:将离散的书籍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连续阅读服务的路径,无法成为产业增长的主流。
历史教训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警示。“增强型电子书”作为最典型的失败案例,揭示了图书内容技术过度嵌入的陷阱。出版机构曾投入重金开发融合多媒体、互动元素的电子书,试图把静态的图文数据转型成服务型增强电子书或APP,最终却发现:高昂的制作成本与有限的市场需求形成尖锐矛盾,技术投入越多,亏损反而越大。这一失败印证了一个本质规律:出版业的核心价值始终在于内容本身,而非外在的技术包装。最著名的失败案例是英国知名文学出版社费伯(Faber & Faber )把诗人艾略特的《荒原》做成iPad版文学增强 App:集成原文、多种朗读音频、手稿影像、学术注释、视频解读等,被视为“可以被称作书籍的一种创新形态”。结果是叫好不叫座:这个 App技术与编辑质量都非常出色,拿过很多设计与出版奖,口碑极好,但单价不高、用户是极小众圈层,很难覆盖持续的开发与维护成本,高成本增强文学 App 在主流消费市场缺乏可持续商业模式”。 证明了“仅仅给静态图书加多媒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既不能支撑新的商业模式,也很难形成可扩展的产品线。
在大众图书商业实践中,服务模式始终处于补充地位。俱乐部制在纸质时代主要处理进入衰退期的库存图书;电子书订阅更多面向长尾内容或自出版作品;而有声书订阅则主要服务于边缘的新用户群体。这些模式共同表明:在大众出版,“服务收入”本质上具有补充性,无法撼动单书分账与畅销书机制的核心地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电子书市场从Kindle的单书模式转向微信读书的订阅主导后,出版方的电子书分账收入出现断崖式下跌,整个市场产值明显萎缩,这进一步印证了打包服务模式的局限性。
从行业演进的内在逻辑看,大众出版的“第一性原理”始终是“内容即产品”,而非“内容即服务”。每一部作品都是独立的精神表达结晶,其价值在于作品的完整性与可售性,而非作为服务流程的环节。这种本质属性决定了大众出版最适合的商业模式是按需购买、单次付费。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尝试,最终都难以实现商业上的可持续性。
当前在AI技术浪潮下,虽然有人提出将模型嵌入内容、打造连续服务的新构想,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服务化思维的老路。商业模式的有效性还有待验证。比较著名的案例如,创业公司Rebind 把文学经典做成“有导师陪聊”的互动读本。Rebind 自称是 “第一家 AI原生 出版公司”,专注做经典文学、哲学与宗教名著的 AI 增强版电子书。 每本书包括原文电子书和在经典作品发生地拍摄的视频导读;由某位当代学者/作家提供 10–15 小时视频讲解;基于这些讲解和原文训练出来的 对话式 AI“导师”,读者可以就章节、概念、历史背景随时提问,相当于一个“永不下线的名师读书小组”。 首批上线五种 ,被《时代》杂志评为 2024 年“年度发明”之一。单本定价 29.95 美元,也可以按 120 美元/年订阅全库——远高于普通电子书的几美元价格。但目前该公司没有披露付费用户数量与收入数据。 就现阶段来说,它更像是 “高端小众付费实验”和“文化品牌工程”,能否真正规模化、变成出版社新的利润支柱,还需要 2–3 年验证。 同样,国内出版机构的 AI 智能版名著与数字人苏东坡等AI在大众出版的应用项目,品牌+试水的味道更重,单品销售与利润贡献有限。大众图书核心读者的核心需求始终是获取有深度的内容体验,而非使用某种服务。试图通过技术手段改变这一根本需求特性,很可能重蹈“增强型电子书”的覆辙。
大众出版的创新发展应当立足于行业本质,将重点放在版权价值的最大化与运营流程的优化上。服务模式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但不应作为战略转型的主要方向。正如历史经验所揭示的:大众出版的底层逻辑始终是创作与版权,而非订阅与算法。只有尊重这一行业本质,大众出版才能在技术变革的浪潮中找到稳健的发展路径。

(二)专业出版,“把AI装进内容”和“把内容装进AI”,两个方向齐头并进
在人工智能浪潮重塑出版业格局的进程中,专业出版——尤其是科学、技术与医学(STM)领域展现出独特的发展潜力。其高质量、高可信度的内容资源,为行业在AI时代开辟出两条截然不同却并行不悖的发展路径:一是“将内容装进AI”,通过授权实现知识价值的再利用;二是“将AI装进内容”,通过深度融合技术构建新一代知识服务体系。二者共同勾勒出专业出版的未来图景。
从世界领先五家STM出版公司“人工智能+”的实践看,两个路径旗鼓相当各有侧重,排名第一和第二的Elsevier和SpringerNature侧重“把AI装进内容”,紧随其后的John Wiley,Taylor & Francis和Sage侧重“把内容装进AI”。
1、“把内容装进AI”:专业内容授权成为高价值数据资产
专业出版,尤其是STM领域,正凭借其高质量、结构化、经同行评议的内容资源,在AI训练与知识基础设施建设中扮演关键角色,内容授权模式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STM内容的独特价值在于其权威性、系统性与可信度。在科学推理、技术研发与临床决策等专业场景中,AI模型的输出质量高度依赖其学习的知识来源。这使得STM内容从“可阅读的资料”升维为“可训练AI的资产”,成为构建可靠专业AI系统的核心要素。
授权模式也正从传统的数据库整库授权,拓展至面向AI公司的训练数据授权、知识图谱构建授权乃至API接口级的内容集成。例如,John Wiley在2024年通过内容授权获得4400万美元收入,并预计2025年将增长至5300万美元;Taylor & Francis在2024年的相关授权收入也超过7500万美元。更值得关注的是,Wiley推出的“Wiley AI Gateway”平台,不仅输出自有内容,更整合多家中小型STM出版社资源,统一授权给Claude、Mistral、Perplexity等AI平台,形成聚合型内容供给网络。
这一趋势的背后,是AI产业对高质量语料的刚性需求。Wiley与微软、OpenAI的合作,Taylor & Francis与微软签署的多年期数据访问协议,均体现了市场对专业内容的支付意愿与规模化采购趋势。
然而,授权模式也面临挑战:收入多呈项目制,稳定性弱于订阅模式;长期来看,随着模型迭代与知识蒸馏技术的发展,AI系统对原始数据的依赖可能降低,存在内容价值被“一次性商品化”的风险。
尽管如此,内容授权仍是一条明确的战略路径。它不仅是存量内容的快速变现渠道,也推动出版社加速内容的结构化、语义化与平台化进程,为未来开发更智能的知识服务打下基础。
2、“把AI装进内容”: 服务嵌入构建下一代知识基础设施
相较于“将内容输出”,将“AI能力嵌入内容与服务”,代表了专业出版更深远、更具壁垒的转型方向。这一模式立足于专业出版的服务基因,通过AI重塑科研工作流,构建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
专业出版的服务本质源远流长。从早期的化学文摘、引文索引,到数字时代的集成数据库与分析工具,出版方始终扮演着“知识管家”的角色。AI技术将这一角色推向新高度:它不再是内容的被动呈现,而是主动介入科研全过程,成为提升研究效率的核心赋能者。
全球领先的出版机构已在此方向深度布局:爱思唯尔推出ScienceDirect AI与Scopus AI,提供智能文献摘要、实验对比与知识关联发现;其于2025年11月发布的LeapSpace平台,整合生成式AI与代理AI技术,打造从选题构思、项目规划、资金寻源到论文撰写的“一站式科研工作空间”,旨在深度绑定依赖Scopus生态的重度科研用户;Wiley推出的AI Gateway则打通专业内容与通用AI工具之间的壁垒,服务于偏好灵活使用多种AI工具的科研群体。
这些实践共同指向一个趋势:专业出版的未来竞争力,不在于谁拥有更多内容,而在于谁能更深度嵌入用户的日常工作,提供更高效、更智能的研究体验。
从商业维度看,服务嵌入模式构筑了更稳固的竞争壁垒。当出版方的工具与服务成为用户工作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时,转换成本显著提高,用户黏性自然增强。基于订阅的服务模式也带来更可持续的经常性收入,形成良性商业循环。
专业出版在AI时代的发展,并非“授权”与“服务”之间的二选一,而是双轨并行、相互促进的战略体系。内容授权是当下价值的有效释放,是切入AI生态的快捷路径;而服务嵌入则是长期竞争力的根本所在,是构建下一代知识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出版机构应在推进授权合作的同时,持续投入智能服务平台的构建,将内容优势转化为体验优势与流程优势。未来已来。专业出版的真正机遇,不仅在于成为AI训练的数据供应商,更在于成为科研智能化的生态构建者与服务赋能者。
(关于全球STM出版在AI驱动下的竞争升级与产业格局演变,将另文专述。)

(三)教育出版,“把内容装进AI”的潜力不如大众出版,但“把AI装进内容”潜力远超大众出版
与大众出版、专业出版相比,教育出版因其内容属性、使用场景与产业生态的特殊性,“人工智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逻辑。
1、“把内容装入AI”: 内容授权有局限,教育出版难以成为AI训练的优质数据源
教育内容具有高度的政策依赖与地域局限。各国教材普遍与本地课程标准、教学大纲及考试体系强绑定,流通受政策严格约束,难以跨区域复用。相比之下,大众图书具有文化普适性,专业内容则具备学科通用性,二者更易被AI企业采纳为训练材料。
版权清理复杂进一步削弱教育内容的授权价值。教材中常包含多方权利素材——引文、图片、数据、肖像等,厘清权限耗时费力,不符合AI行业对数据规模与迭代速度的要求。这种复杂权利结构显著提高了合作门槛与交易成本。
从需求端看,AI企业对训练数据的偏好偏向语言丰富性、表达多样性与知识通用性,而教材内容在语言风格与知识结构上趋于规范与系统,难以满足其需求。AI企业最需要的教育出版最有价值用户使用和互动数据,是教育出版企业的命根子,多半不会授权出去;同时,全球教育科技平台如可汗学院、多邻国以及中国的智慧教育平台多选择自建内容体系,以保障教学连贯性与产品可控性,进一步削弱了对传统出版社内容的依赖。
此外,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如OER倡议)的推进,以及监管对教育内容在伦理、公平、未成年人保护等方面的严格要求,也压缩了传统版权内容的授权空间与合规可行性。
因此,教育出版在内容授权路径上优势有限。其未来不在于充当AI的数据供应方,而更应聚焦于教育服务本身的重塑与升级。
2、“把AI装进内容”:教育出版以AI赋能教学流程,构建互动型学习生态市场空间极大
相较于将内容“授权出去”,教育出版更应着眼于“把AI装进内容”,将传统教材升级为智能化、交互式、服务型的教学解决方案。这一路径更具市场想象力与产业纵深。
教育出版的核心价值并非静态知识传递,而是对“教学—学习—评估—反馈”全流程的有效支持。AI技术恰恰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强大赋能。将AI嵌入内容,意味着把教科书转化为动态自适应的学习平台,实现从“人人同一本书”到“每人有自己的学习路径”的跨越。
服务型模式构筑了更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国际领先机构已做出成功示范:麦格劳-希尔的ALEKS系统通过AI实现个性化学习推荐,其数字业务收入占比已超90%;培生推行“数字优先”战略,将内容与测评、辅导融为一体;谷歌推出的“Learn Your Way”项目,则借助生成式AI将标准教材转化为适配不同学生的多模态内容。这些案例均表明,基于订阅、分析、辅导的持续服务,比一次性内容授权更具商业韧性与增长空间。
这一转型也契合全球教育数字化浪潮。中国的“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以超1.64亿注册用户、613亿次浏览的规模说明,教育出版的未来在于构建“内容+工具+数据+服务”的一体化平台。只有深度融入教学现场,才能形成高用户黏性与竞争壁垒。
从竞争维度看,服务模式不易被替代。一旦出版机构通过平台积累学习数据、迭代教学算法、绑定师生使用习惯,便能在教育生态中占据关键位置。这是任何单纯的内容授权所无法构建的护城河。
教育出版应转向服务赋能,做智慧教育的构建者。在AI重塑教育形态的今天,出版机构应果断将战略重心从“授权内容”转向“嵌入服务”,依托数字化转型积累的内容与技术基础,发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能教育服务。
未来已来。教育出版机构唯有主动走出传统内容供应商的角色,积极构建个性化、交互式、数据驱动的教学系统,才能在“AI+教育”的浪潮中掌握主动权,实现从出版者到教育服务赋能者的价值升华。
(关于全球领先AI公司与教育出版机构在“教科书互动化”方面的具体实践,以及对中国教育出版社的借鉴意义,将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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