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幽光于陇月，开新境于边声丨丁沂璐《边防经略视阈中的北宋边塞文学研究》出版

北宋时期的边塞作品与当时的边防经略政策有着深刻、广泛的关联，截止目前，尚未有专著对此话题进行整体性、深入式的研究。《边防经略视阈中的北宋边塞文学研究》一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北宋边塞文学进行多文体、多视角的综合研究，借助学科交叉与融通观念，从祖宗之法、人才选拔、谏议风气、党争分野的社会与制度层面，从历史地理、文学观念、文体借鉴、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知识层面，深度探研边防经略视阈中的北宋边塞文学。

本书作者丁沂璐，1983 年生，山东临沂人。兰州大学文学博士，现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北宋边塞诗研究》，主持并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一项，在《光明日报》《甘肃社会科学》《古籍研究》《中国文学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凿幽光于陇月，开新境于边声（代序）

庆振轩

丁沂璐君之《边防经略视阈中的北宋边塞文学研究》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她嘱托我为该书写几句话作为序言。因为专业和喜好的关系，研习宋代文学四十余年，平生性好阅佳作，每当寓目相关领域的妙文，无论短章巨著，阅习至妙处，往往喜不自胜。丁沂璐专注于宋代边防文学研究有年，这本《边防经略视阈中的北宋边塞文学研究》是继《北宋边塞诗研究》之后在相关领域的第二部专著。在为《北宋边塞诗研究》所写小序中，我就对她的后续研究充满期待，如今一卷在手，喜悦自不待言。

一

学界公认，一（篇）部学术著述的引人注目之处，或在于新材料的发现，或在于对固有研究范式的突破与研究视角的转换。《边防经略视阈中的北宋边塞文学研究》书稿首先吸引我关注的是丁沂璐学术眼界的开阔，她从北宋边防经略视域的特定视角出发，通过深入探索北宋边防经略与北宋边塞文学的各类文体，对北宋边塞文学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研究。为此，她力图较为全面地搜集、分析相关文献资料，论著涉及的北宋边塞诗人有194人，边塞诗1308首，边塞词人21人，边塞词46首，边塞文人664人，边塞文8007篇。

众所周知，研究古代的边塞文学，特别是唐宋的边塞文学，人们所习见的是唐宋边塞诗研究、唐宋边塞词研究，而丁沂璐论著中所提出的“边塞文”研究的提法，使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何为北宋“边塞文”？依据丁沂璐著述中所引述的文献资料，应即北宋时期涉及边防军政的相关文类的文章。尽管学界少有专论，但她依然梳理了前贤今哲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使其论述有坚实的文献支撑。即如郭预衡先生《中国散文史》涉及的范仲淹、王安石之论（军）政，尹洙、苏洵之论兵，欧阳修之奉使诏草，苏轼之应制实策，皆切中边政。曾枣庄先生之《宋文通论》则通过深入诏令、公牍、贺表、书启、政论、碑志等文体内部，揭示论边旨趣。他如诸葛忆兵、马茂军、方健、李强诸位的著述，均曾给予其启发与帮助。

作者对北宋边塞文学研究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把握，在论著中针对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用一章的篇幅，系统探研了从北宋初到北宋末“边防经略视域中的战守争论与文本呈现”。读者进而得以联系全书架构深层次地了解，何以北宋的边塞文学渐次消减了汉唐边塞文学汪洋恣肆、宏阔昂扬的浪漫主义情怀，趋向了理性的务实内敛，睦邻友好的家国情怀和和平主义情结。作者通过精心布局，由三个层面——“北宋帝王的边塞文学研究”“北宋朝廷重臣的边塞文学研究”“北宋边帅的边塞文学研究”重点论述了“边防经略视域中的书写立场与书写走向”。客观地讲，三个层面的选取颇具眼光，论述能自圆其说。由于我们研习宋代文学有年，也曾先后撰写过《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苏轼元祐时期军事思想探论》《稼轩、放翁军事思想散论》等文章，所以对宋代帝王的塞防方略曾加以关注，特别是对宋代朝廷的“遥授军机”“遥控指挥”曾有微词，因为边防烽火，两军对垒，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故而“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宋代王室出于种种考量，在没有有效通讯保障的宋代，对于边防交战遥控指挥，是极不可取的做法。于是，如何破解庙堂成算与边防实战需要之间的矛盾，是我在阅看书稿时特别注意的。可喜的是，著者注意到了北宋边塞战守的丰富且复杂的历史史实。太宗即位，志在致治，太平兴国四年，既灭北汉之后，犹欲乘胜以取幽、蓟，未料在高梁河之战“帝大败，死者万余人”，太宗仓促之间，“乘驴车走免”，“丧资械不可胜计”。然太宗返京之后，边防将领的举措，使得研究宋辽战争史的学者眼前一亮。丁沂璐在此书中有如下记述：九月，辽大举攻宋。刘延翰、崔彦进等率先御敌，阻其南下。稍后李汉琼、崔翰亦领兵抵抗。在满城，宋辽展开激战。右龙武将军赵延进认为“敌骑忿至”，队伍“东西亘野，不见其尾”，故力主集中优势兵力，变太宗亲授八阵为前后两阵，使其首尾相应，便于应敌。

李继隆力挺延进之策，墨守成规的崔翰才同意变阵。三战下来，宋军“斩首万余级，获马千余匹，生擒酋长三人，俘老幼三万口及兵器、车帐、羊畜甚众”。研究者高度评价宋军在此役中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和协调性，认为将太宗既定的“横向布势”改为“纵向布列”，极大强化了主干力量，发挥了纵深梯次阵列的长处。

二

边塞关防研究的普通读者，对有宋一代之对外作战，往往一言以蔽之曰，十战而九败。而上述北宋塞防风云中偶尔出现的这一抹亮色，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了在宋代兵学兴盛背景下塞防战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值得我们对两宋边塞文学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研究宋史和宋代文学的学者多认可这样的观念，唐宋相继，有鉴于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的前史，宋王朝经过太祖、太宗几代的政治变革，渐次形成了“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右文政治”。宋王朝对文人士子的优用，激起了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故而多言事议政之作；宋王朝长期与契丹、女真、西夏、蒙元之间的外交和争战，促成了宋代士大夫皆好言兵的历史事实；宋王朝持续的内忧外患，促成了宋代士大夫特有的忧患意识、生命意识，也形成了他们特有的家国情怀和理性的和平主义情结。于是我们看到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学，在有宋一代颇为繁盛。

正是在宋代文士皆好言兵的文化背景下，传统兵学进入成熟期，先后出现了具有时代特性的代表性兵学著述，如丁度、曾公亮编著的第一部军事百科全书《武经总要》，何去非所撰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何博士备论》，佚名作者所撰第一部分门别类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以及南宋面世的陈傅良所撰第一部军事制度史《历代兵制》，陈规所撰第一部专论城市防御的《守城录》，等等。优秀的论兵篇章更是不胜枚举，具体到苏门而言，苏洵有《权书》《衡论》，苏轼著《孙武论》《策断（上、中、下）》《教战守》《训军旅》《代腾达道谏用兵书》《代张方平谏用兵书》等，苏辙四上札子“论熙河边事”，又撰《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论前后处置夏国乖方札子》《论渠阳蛮事札子》等，李廌撰《兵法奇正论》《将材论》《将心论》，秦观《进策》中有《将帅》《奇兵》《兵法》，陈师道撰《拟御试武举策》，等等。

于是，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认知，在帝王、权臣、戍边将帅这三个决策军政、讨论影响甚或决定边防胜负取向的层面之外，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具有家国情怀，关切国计民生，特别是有见于宋王朝与契丹、西夏、女真、蒙元和战不定的边防局势，潜心研习传统兵学以为世用的士人群体。与之同时，宋王朝对外作战十战而九败的历史，也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何以宋王朝在举国上下，从帝王到士人不同社会层面都关切边防，研习兵学，且“学术成果”显著，而边防战守绩效总是不切人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我们仅就军政理论特殊的实践适用性角度略加陈述。

（中略）

三

相比较而言，辛弃疾曾在金人占领区生活了二十余年，曾两次到敌人腹心之地，谛观形势，了解敌情。以其对金人统治内部的了解，他对于金人占领区之相关传闻，即有自己理性的分析判断。程珌《丙子轮对札子（其二）》曾记载辛稼轩的相关言行曰：“（稼轩）又言：‘谍者，师之耳目也。兵之胜负，与夫国之安危，悉系焉。……’于是出方尺之锦，以示臣。其上皆虏人兵骑之数，屯戍之地，与夫将帅之姓名。且指其锦而言曰：‘此已废四千缗矣。’又言：‘弃疾之遣谍也，必钩之以旁证，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济南。中山之为州也，或背水，或负山，官寺帑廪位置之方，左右之所归，当悉数之。其往济南者，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弃疾少年所经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今天再读这些文字，与陆游所获金人情报相比，可知兵学理论缘起于战争实际的总结研判，最终还要在实战中得以验证、发展、提高。传统兵学重实战重实用，“纸上谈兵”固成笑谈，书生之见常不足取。

上文讨论到宋代边塞文学研究中比较典型的陆游诗歌，研究北宋塞防文学还有一个关于梅尧臣与范仲淹之间矛盾的“公案”，至今仍存在争议。朱东润先生是研究梅尧臣的专家，其《梅尧臣传》《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诗选》均涉及这个问题。关于“梅尧臣和范仲淹中间的矛盾”，朱先生认为范、梅二人曾是多年的朋友，在范仲淹、吕夷简的论争中，梅尧臣曾给予范仲淹以支持，“除了所作的若干诗篇以外，他还有一首《灵乌赋》”，“他指出仲淹所受的委屈，这一件事大大地感动了仲淹，因此仲淹也作了一首《灵乌赋》，表示共同的感受”。但是，“在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了。及至西夏和宋王朝的战争告一段落，仲淹入京，由枢密副使进参知政事，他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朱东润《梅尧臣诗选·序》）。我们在这里仅讨论范仲淹何以在军政两方面均不援引梅尧臣的原委。

梅尧臣是北宋诗坛著名诗人，与欧阳修并称“欧梅”，与苏舜钦并称“梅苏”。《宋史》有传，言其“工为诗”“名重于时”；言其仕宦履历，则曰“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未言政绩；言其兵学造诣，“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欧阳修、梅尧臣二人关系密切，曾“自以欧梅比韩孟”，唱和之作颇多，欧公所作《梅圣俞诗集序》《梅圣俞墓志铭》皆名篇，然给予读者深刻印象则在“作诗序惜无人能荐圣俞，作墓志又悲圣俞之屡荐而终不见用也”。由是我们可以推知何以范仲淹在掌握军政职权时均不援引梅尧臣的缘由。根据相关资料，梅尧臣“注《孙子》十三篇”，“力求贴切，多有纠谬补遗之功”，“论兵自负纵横略”，“终身未至边塞的梅尧臣”，“却创作了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边塞诗。梅尧臣边塞诗以酬唱赠答和抒情颜值为主，其‘纸上谈兵’的创作特色是北宋边塞诗的典型”。北宋、西夏对峙，边防所需乃实用人才，“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熟知边防事略的范仲淹不聘用习于“纸上谈兵”的梅尧臣，于公于私，皆在情理之中。范、梅二人由多年之朋友，最后反目，内中原委，值得进一步探究。即就范仲淹而言，出镇边关，主动与吕夷简冰释前嫌，上演了一出宋代的“将相和”；诚邀好友欧阳修出任掌书记（欧阳修婉拒）；对于此前“范吕之争”中曾诋毁过自己、被欧阳修视为“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欧阳修《与高司谏书》）的高若讷，因其意气用事后“亦常追悔”特为表出，以释前嫌……以上均显示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的特有的气度与胸怀。范仲淹之边塞之行，关涉朝廷宋夏之争的战略决策，关涉将相关系的协调，也关涉边防用人方略与喜好兵学多作边塞诗作的文人士子的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边防以及与之相关的边塞文学复杂而微妙的内在关联，扩而广之，深入探研，趣味无穷。

说来也巧，接到丁沂璐的书稿，正值芒种节令。芒种时节，对于农耕而言，一方面收获上一季辛勤耕种的丰收果实，另一方面还要与天争时，播种下一季沉甸甸的希望。而对于我们这些笔耕者而言，亦复如是。把《边防经略视阈中的北宋边塞文学研究》书稿展读数过，写下上述文字，谨以为序。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