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论语》疑义，还原孔子的历史世界

《论语》是儒学的核心典籍，为"五经之錧辖，六艺之喉衿"。汉代以来，家弦户诵，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和价值体系。

关于《论语》，旧式的注疏 、训解，浩如烟海，不免令人望洋兴叹。而今世层出不穷的高头讲章，则又不免流于轻率，缺失严肃性。浙江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论语新劄：孔学的历史世界》一书有别于二者，是一本“新劄”，以劄记的形式对《论语》解释中尚有疑义的章节进行研讨，所借助的除了传统音韵文字训诂学和古文字学材料之外，更多的是新出土的文献与实物资料，并且在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等新的学科视野下，贴近孔子的历史世界，也回应着新的时代问题。

在当下的读者群体中，存在着两类认知上的 “断层”：一方面，许多考古知识丰富的读者，对经典阅读兴趣不大，很少关注《论语》的研究；另一方面，很多关注经典的读者，则常情怀有余，却不熟悉考古资料，对“孔子的历史世界”比较陌生。该书希望能打通二者之间的隔阂，为进一步推动《论语》的研究和经典的传播提供有益的尝试。

有朋（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根据程树德先生的考察，与今传世本关系密切的《鲁论》中的“有朋”，在《齐论》和《古论》中作“朋友”。李学勤先生研究认为，《古论》是战国六国文字书写，是在齐鲁系文字基础上受到楚文字影响的书写文本，代表了更早期的文献面貌。战国文字中，“友”、“有”二字形近，上古音皆在匣母之部，因此“朋友”很容易被抄混为“有朋”，“朋友自远方来”应当才是早期面貌。

有趣的是，在西周、春秋的语言中，“朋友”并非指无血缘关系意义上的friend，而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或族人。周代铜器铭文中多有“用卿（飨）朋友”之类的说法。如《杜伯盨》铭“用享孝于皇神且（祖）考于好朋友”；春秋晚期《王孙遗者钟》“用乐嘉宾、父兄及我朋友”。应国墓M84出土铜盨铭文“用妥（绥）倗（朋）友”。《爯簋》“以友卅人”，即血缘宗族三十人。周代铜器铭文中多见“用飨诸友”，就是当时贵族笼络、团结宗族成员的一种方式。

“朋友”一词在西周金文中“本是亲族称谓”，“‘朋友’实在是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实际上，超越血缘关系的“朋友”概念，最初都来源于血缘兄弟、族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古代欧洲亦然。英文中的free一词，源自于古高地日耳曼语fri，本义为“亲爱”，与friend“朋友”同源，指有血缘关系的人；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一书中指出：“在法国，当人们谈到亲属成员时，通常直接称之为amis（朋友），在德国则称之为Freunde（朋友）。一份写自11世纪法兰西岛的法律文献这样列数家族成员：‘他们的朋友们，即他们的母亲、兄弟、姐妹们以及血缘或婚姻维系的亲属。’”

这些排在“父兄”后面的“好朋友”，就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宗人。显然，《古论》“朋友自远方来”更符合春秋时代的语言习惯，对此句的理解，也需注意到此一背景。但孔子对“朋友”的理解，实际又超越了当时血缘宗法的范围。

“朋”字的形状为一串物品。王国维认为，上古将五枚贝壳串连称为“系”，两串“系”则为“朋”。徐中舒认为，上古时期将一串贝壳或玉串连，一串玉石称为，一串贝壳则称为“朋”，但二者在古文字中实际上是一个字。无论怎样，“朋”的最初含义与一串紧密串连在一起的物品（贝、玉）有关，引申为某种联系。在商代铜器徽识中（如图），就有这类人抬着长串贝、玉之“朋”的形象。最初，“朋友”一词指血缘宗族的兄弟、堂兄弟、族兄弟等，“好朋友”们通过血缘这条线如同贝壳一样联系在一起。孔门之中，虽然也有来自孔子母族颜氏的“孔门八颜”，以及孔子的侄儿孔忠，但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孔子将远来之人称为“朋友”，实际上打破了“朋友”狭隘的血缘关系。人们的关系不再由狭隘的血缘串连在一起，而是依靠某种更高的意义联系起来。

铜器徽识上，背着贝壳串“朋”的形象

刘宝楠《正义》引宋翔凤《朴学斋札记》说“朋”即指孔子的弟子。《尚书大传》记载孔子说“丘亦得四友焉”，孔子的“四友”即颜回、子贡、子张、子路。因此，有学者据此材料认为“到孔子之世，师弟子已成为朋友这一社会组织的成员”。应该说，孔子谈到朋友从远方来，应该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自己而言，从远方而来的弟子；另一层则是对已经在门下的弟子而言，从远方而来的新同门。无论是对师弟子还是同窗而言，这里的“朋友”都不再是以前狭隘的血缘宗法关系，不再依靠如同绳子一样的血缘串连在一起，而是依靠更高的理想、精神与意义世界的价值追求串连在一起的共同体。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郭店楚简《语丛二》简30云：“愠生于性，忧生于愠”，意思是“愠怒生成于天性”。李零早已指出，《论语》本身很可能是从上博楚简、郭店楚简、大小戴《礼记》等类型文献的篇章中摘录的，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中一些句子和《论语》很相似，“这对研究《论语》很重要”。

显然，郭店楚简中的这一条资料对理解《论语》中的“不愠”很有意义。根据楚简可知，原始儒学认为“愠”是人的一种天性，这种天性会导致“忧”。孔子认为，一个君子应该克制“愠”这种天性。《述而》“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尧曰》说君子“泰而不骄”。可知，君子的心态能保持平和，坦荡、固穷、安泰，并能克制自己的天性“愠”，从而不会忧戚。不要因别人无心之过而愠怒，也是克制天性之“愠”，从而提升德性的一种践行。

“君子”最初是贵族的身份和专称，但随着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贵族社会开始崩坏，所谓“奕、邵、肯、原、狐、续、庆、 伯，降在皂隶”（《左传·昭公三年》），大量的老牌贵族家族没落，平民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孔子尝试从平民中选拔精英，让他们去肩负过去贵族承担的工作，如作为地方自治的精英凝结核等角色。这一时期常出现“士庶人”、“士庶子”，表明低级贵族“士”和平民“庶人”之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在银雀山汉简《禁》篇中，也有“士庶人不麝不卵”，其文本形成的战国时期，“士庶人”之称当为一种流行词汇。新发现的春秋铜簋盖铭文中，也有“献以飤士庶子及我父兄”的记载。裘锡圭先生认为“庶子”是士以子弟为仆隶，表明士之庶子与底层的交集。《孟子·万章下》也提到“下士与庶人在官同禄者”，显示出最低级贵族与平民精英的边界融合趋势。

应该说孔门弟子，其实大部分都属于“士庶人”、“士庶子”这类阶层，甚至孔子本人，其出身其实也是这个阶层的。孔子开始鼓励平民精英去模仿贵族范，跻身于“士庶人”这个阶层，一个通过知识和教养掌握了贵族范、贵族心理与教养的平民精英，也可以称为君子。克服普通平民在自然状态下那种动辄“愠”和“戚戚”的天性，自我训练成一种贵族性“泰而不骄”的人格，这就是成为“贵族范”的一条文化通道。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八佾”是一种舞蹈（如图）。于省吾先生就曾指出，在上古音的声母系统中，喻母四等字古读定母，同时喻母四等字有的古也读为来母。“佾”属于喻母四等，“列”属于来母，因此“佾”和“列”古音相通。“八佾”就是“八列”，即每列有八人的舞蹈队形。程石泉引董作宾对甲骨“翌”字的分析，认为“翌”即“佾”，是羽毛的形状，“八佾”就是八个人持羽毛跳舞。“佾”应该是兼有古音、意的双重含义，为八列持羽毛跳舞的队形。

明代古书《阙里志》中记载的成化时期“八佾舞图”

清人陈立归纳，以《公羊》、《穀梁》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认为，天子使用“八佾”之舞，公爵使用六佾之舞，侯爵使用四佾之舞；古文经则认为天子使用“八佾”之舞，诸侯使用六佾，大夫使用四佾，士等级使用二佾。朱注与后者观点相同，可知朱熹对“八佾”的理解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观点。但无论怎样，今文、古文都同意，“八佾”这种舞蹈，只能是专属于周天子的礼仪。“八佾”由八列舞者构成，每一列有八位舞者，一共为六十四人的方阵。

此处的“季氏”，李零认为可能是季平子。一个诸侯国大夫使用天子的礼乐，僭越了礼制。在周代礼仪中，八佾的舞蹈方阵在中廷内表演。1999年秋至2000年，周原考古队在陕西扶风云塘发现的西周宗庙遗址，主体建筑前有一长24米，宽约10米的庭院。可以推知，周王的八佾，诸侯的六佾之类舞蹈，就是在这类建筑的庭院中举行的。

按照礼乐制度，季平子在自己的中廷内最多只能使用四佾（古文说四佾，如果从今文说，则不及四佾）。可是，东周以来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季平子这样的诸侯之臣，也敢于使用周天子的礼制，公开使用八佾之舞。对此，孔子认为不能忍受。

为什么孔子对礼仪系统的破坏感到如此不可接受？政治的合法性，必须基于源自某种古老习俗与礼仪的共识，此种人人皆认可和遵循的礼俗，虽不是成文法律，却是支撑起公共秩序与政治合法性的基石。或者说，人们都尊重和敬畏这种不成文的礼俗之法，才更有可能守护古老的自由。在前现代政治中，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而现代政治则将此基于神意般的礼俗代之以人为约定和世俗生活。对于现代的政治而言，各种进步主义要消灭传统礼俗，要理解孔子时代的“八佾”问题，就必须回归前现代的视野和问题意识。对于当时的政治而言，其合法性必须诉诸古老的礼俗。天子用八佾，诸侯用X佾、陪臣用Y佾（佾数今古文解释不同），这些都是不必通过理性和知识进行论证，只需要这样做，政治就是合法的。而一旦破坏这种基于传统礼俗的秩序，损害其象征物的等级结构，就会意味着整个公共政治稳定的基础被抽空了。一旦如此，政治就不再是基于礼俗—道德合法性的公共场域，而将转变为野心家、政客、军头、僭主们赤裸的野蛮角逐，由拳头的力度决定一切是非。因此，孔子不能忍受的，就是政治合法性的丧失，最终导致社会沦为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

内容介绍

本书并非对《论语》的逐条注释、翻译，不同 于常见的“译注”“新解”等，而是依据先秦语境 以札记的形式对《论语》中富有争议性问题或疑难 的条目进行疏解与商兑。 晚清、民国以来，由于以甲骨文发现为代表的 古文字学的长足发展，金文、汉简、古印、封泥等 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新成果，大量出土新材料可资 为《论语》等经典文献做一番“新证”，本书之“ 新”即尝试通过地下出土文献、古文字资料、古音 学知识对《论语》进行研究。 本书之“新”还并不仅仅是对出土文献、古文 字等新材料的运用，也还包括了考古学、古气候学 ，甚至人类学材料的使用，以期能帮助现代读者进 入“孔子的历史世界”，还原《论语》的真实内容 。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