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两代,一句“不验辄死”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缩影。
它源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的记载,原本是秦朝对工匠方士等技术人员提出的极端要求,意在表明其宣称的技术无法被验证,则将面临死刑。历史学博士、重庆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董涛在新著《不验辄死:秦汉时期的方术、谶纬与政治文化》中(后文简称《不验辄死》),以验证为视角,重新解构了秦汉时期巫术、方术、谶纬与政治权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不验辄死:秦汉时期的方术、谶纬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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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董涛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7月
全书不仅深度还原了秦汉时期方士、巫师与统治者之间的纠缠与博弈,更揭示了验证这一行为在人类认知与权力结构中的深层意义。从秦始皇的求仙失败到汉武帝的巫蛊之祸,从“亡秦者胡”的谶言到“公孙病已立”的附会,历史中曾显示的某种灵验往往不是神秘力量的显现,而是人为选择与政治操控的结果。
《不验辄死》以“验证”为钥,打开了秦汉政治文化中一扇隐秘之门,从方士的生死困境到谶纬的权力游戏,从秦始皇的严苛法令到汉武帝的信仰悲剧,董涛用细腻的史料分析与跨学科的视角,重构了一个充满张力与矛盾的时代。全书通过深入挖掘巫术、方术和谶纬的验证机制,不仅丰富了当代人对于秦汉政治文化的理解,更为思考当下科技社会的认知困境提供了历史参照。

董涛
“不验辄死”的律令是董涛在探讨方术的验证问题时遇到的文献材料,他原本不做法律史的研究,但后来发现这则律令也不是针对方士而设定,董涛表示:“我最早感兴趣的领域是巫术和方术,经常会被问及巫术和方术是否灵验,虽然很多时候我会简单回答不灵。可是仔细思考后会发现,巫术和方术是否灵验有着很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简单回答灵或者不灵都有失偏颇。”
这种对简单二元对立的超越促使董涛从“验证”这一独特角度切入,深入探讨秦汉政治文化的深层逻辑。“不验辄死”这条法令体现了秦汉政权对知识、技术与权力的高度控制。董涛指出:“不验辄死这条秦法在《秦始皇本纪》中并不显眼,当时注意到这条秦法是在讨论秦始皇如何管理和控制方士,但后来也发现这条秦法并非专门为方士设置。”
秦人对技术的重视是秦后来能够统一天下的重要原因,这是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教授的观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不验辄死的法令成为政治需求,董涛进一步解释道:“秦人对于各类宣称自己有技术的人员都要求他们的技术能够有效验证,例如秦人会要求工匠在制作的武器上刻上名字,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工匠乃至管理者都会被追责,这其实也是一种‘不验辄死'。”
这种极端的技术管理逻辑在方术领域遇到了严峻挑战,董涛分析:“秦始皇时代有许多方士来到皇帝身边,宣称自己掌握了某种神秘方术,或者知晓某种神秘药方的所在,起初秦始皇也支持他们求取仙药,但方术的困境在于无法持续有效地验证,能够满足秦始皇需求的不死之药注定无法被寻获。按照不验辄死的秦法,方士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惩罚。”

上有政策,下则有对策。秦始皇以秦法约束和管控方术士们的活动,某种程度上讲,秦法的威慑性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方术士们在面临方术不可验证的情况下选择逃亡,例如侯生和卢生的逃亡,以及传说中徐福的逃亡。发展到汉代,皇帝同样迷信方术,尤其汉武帝刘彻,但相比之下汉代的方术士们更敢于铤而走险欺瞒皇帝,例如汉文帝时代的新垣平,以及汉武帝时代的少翁、栾大等人,都有实际证据表明他们在方术上作假。董涛对比了秦汉两个时代的差异,在书中指出,虽然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大力支持方术士们求仙,但两人对于求仙态度有着明显不同。秦始皇求仙更多着眼于国家政治的运行,倾向于维持政治局势的稳定,对方术士的控制也更为严格有序;相比之下汉武帝更关注巫术和方术中的个人体验,更关注个人的长生不死和升仙,追寻一己之福的目的更加明显。
董涛表示,全书总体的看法是汉武帝相对于秦始皇更深信鬼神巫术的存在,用了大量篇幅讨论汉武帝早年受外祖母臧儿的影响,以及中年以后被巫者治愈疾病,这些经历使得汉武帝内心深处对鬼神极为信任。正是因为这种信任,汉武帝相信有人能够驱使鬼神对自己的健康和性命造成危害,直接导致了后来影响深远的巫蛊之祸的发生。显而易见,方术和巫术是否能够应验和参与者、体验者是否愿意相信有着密切关系。
与方术不同,巫术依托于鬼神,具有不同的验证逻辑。汉武帝早期登场的几位方术士,如少君、少翁、公孙卿等,他们宣称的“术”归属于巫鬼之术。董涛指出:“巫术依托于鬼神,巫师通常假借鬼神的名义行使巫术,对于鬼神多数人的态度都是宁可信其有,这是后来宗教等信仰能够存续至今的根本思想背景。”这种差异使得巫术在秦汉政治中扮演了与方术不同的角色。

文献记载中的“谶”表示的是被验证的语言,其特点在于“诡为隐语,预决吉凶”。
谶纬作为秦汉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现象,其验证机制具有独特性质,董涛首先厘清了概念:“谶纬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谶和纬原本并属于不同性质的文献,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是在经典的基础上产生的文本。而谶可以简单理解为预言,从时代上看谶产生的时间应当要早于纬。各种政治预言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文献中可以看到“秦谶”的说法,战国其他地区应当也同样流行类似的谶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的是三晋地区类似的谶言流传较为悠久,尤其后来的赵国各类谶言相对较多,所以我在书中提到应该有所谓的‘赵谶’”。
谶纬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政权合法性的建构上,神秘的预言往往被认为来自于天意,这对于维护政权内部的稳定意义重大,人们显然更容易接受被神秘天意选择的政权。董涛强调:“谶言的这种作用对于汉宣帝这种合法性存疑的皇帝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汉宣帝需要各种各样的神秘现象来证明自己做皇帝的合法性,所以在汉宣帝时代各种谶言广泛流行,例如‘公孙病已立’这则谶言最终被认为应验,显然就是来自汉宣帝的刻意而为。”
董涛用一则比喻揭示了谶纬验证的本质:“我认为谶言的应验是先开枪,后画靶子,汉宣帝的作为与‘公孙病已立’预言的应验正是典型的例证。秦汉时期的政治文化非常复杂,政治文化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各种软环境的集合,而谶言类神秘内容显然是构成秦汉政治软环境的重要内容,秦汉政治中各类神秘因素广泛存在也是学者们的共识。”
董涛表示,这种机制在秦汉政治变迁中不断被运用,例如“亡秦者胡”以及“荧惑守心”等类似的预言,痛恨秦始皇的原山东六国之人制造这样的谶言并不奇怪,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就把这些预言保留下来,以表明当时人们对于秦政权的态度,证明汉朝建立的合法性问题。又例如汉代的“再受命”预言,这则预言自产生起就一直被不同的政治群体解读。西汉末年,王莽取代汉朝另立新政,他就用这则谶言来证明汉代确实是再受命的;后来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东汉的中兴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可以说是再受命。
中国历史浩荡,在政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绝大多数谶纬都湮没无闻,只有那些能够和当前政治发展相合的谶言才会被保留下来并被刻意加以利用。这种方式虽然有效,但也存在其局限性,董涛指出:“久而久之人们普遍会认识到谶纬验证的本质,不同的政治集团都可以利用这种工具,所以当权者也会采取限制的手段控制这种工具的使用,所以到东汉以后禁绝图谶就成为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意见。”

《不验辄死》在第三章中指出,《史记》《汉书》对灵验事件的选择性记载,不知不觉中塑造了后世对秦汉方术的认知。
关于这点,董涛表示自己也受到了同行的启发:“这个观点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曲柄睿教授的指点。曲柄睿教授从事历史书写问题的研究,我们曾经就书写中的验证问题有过深入讨论。书写者为写作目的服务,这样说有点绕,但根本而言,《史记》和《汉书》中的相关记载也是司马迁和班固刻意选择的结果。所幸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非常严谨的历史学家,他们选择的预言都有着非常明确目的,不是为了呈现神秘现象而吸引人眼球。”
在预言也就是谶纬的选择上也有做得不好的写作者,比如范晔,董涛在采访中表示:“范晔生活的时代神秘氛围比汉代更为浓郁,我能够感受到范晔是真的相信某些神秘内容,然后写进史书中,给后来的读者带来不小的干扰。我们阅读《后汉书》这样的史书,对于其中的超自然内容仍应当进行辨析,这也是本书第三章着重进行的工作。”
纵观全书,董涛的学术研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层面,也同时延伸到对当代问题的思考,他坦言自己的研究路径经历过转变:“我并没有突破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框架的学术野心。最早从事《日书》的研究时,关注的是择日数术相关的内容,尽管中学和小学时代经常被数学困扰,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数术是非常让人着迷的东西。我自己的研究会不自觉进入纯技术的讨论,并不是说真的用数术来进行预测学,但其中包含预测学的成分会让研究者也不自觉想要探讨其中的奥秘。”
这种从数术到政治文化的转向,使董涛的研究具有独特的角度和深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董涛展现了开阔的视野,他研究时空测量工具与政治观念之间的联系时,关注更多的是时间方面的测量仪器。董涛就职于一所工科专业为主的大学,在和学生及其他专业老师的沟通中受到影响,开始从科学史的视角观察战国秦汉时代的时间测量仪器,这种对时空观念的深入研究,与董涛的方术研究相互印证。

“《秦汉时空观念研究》和《战国秦汉时期的择日术与时空认知》两本书是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我延续在硕士期间对《日书》的关注,到后来仍然关注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关于时间的选择术,也就是择日术,以及关于空间的选择术,都与后来的风水及堪舆之术有关。这些都是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尽管用现在的科学理念来看有很多谬误的成分,但人们应当如何认识和克服自己观念中产生的谬误,也是我一直关注的内容。”
《不验辄死》不仅是一部关于秦汉方术与政治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面映照当代科技伦理与认知困境的镜子,它的出版恰逢AI技术在全球爆发之际,从秦汉方士的验证困境到当代科技伦理,人类社会看似纷繁复杂,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又极为简单。在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日益发展的今天,董涛提出,验证的思维仍然是应对复杂问题的有效手段。
董涛解释,其实这本书的书名也揭示了一些基本想法。不验辄死,也就是如果得不到验证,这种技术也就终结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精神也需要能够重复验证,所以用这样的基本思路关注古代的方术可以发现一些重要问题。而通过观察谶纬的验证过程,则可以更深入地认识秦汉政治文化深层次的内容。
这种从历史中提炼出的智慧,正是全书的重要价值所在。在这个信息爆炸、真伪难辨的时代,历史中的验证困境及其解决智慧,依然值得全人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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