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专家史睿评《应县木塔》：唐代佛教注疏写本传统的辽代回响

《应县木塔》是首部对应县木塔进行全面高清视觉解读的“超大型四开影像文献”。

在“应县木塔专题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专家史睿在发言稿中指出，《应县木塔》一书精良详实，尤其需要关注书中装藏文物部分所收录的经卷写本。他通过分析塔中所出唐代澄观《华严经疏》等草书写本，揭示了自北朝至辽代佛教经疏草书书写传统的延续性；并以辽代刻本科文为例，探讨了科分技术从写本到刻本的演变，以及体现出的汉传佛教义理体系化的重要方法。

现全文分享如下：

梁鉴主编《应县木塔》是一部编纂精良、印制精美的大型学术图录。

在此仅就装藏文物中的写本部分略谈一点拜读心得。

塔中所出唐代高僧澄观等人《华严经疏》等写本，通篇为草书写成，主要特征为单字独立，草法与智永《真草千字文》草书部分，孙过庭《书谱》相近。

此外，《受菩提心戒文》兼有草书，如“等”“如”“间”“此”都作草书字形。这可能与佛教论疏自北朝以来使用草体书写的传统有关。

吐鲁番发现北朝以来的《维摩义记》《胜鬘义记》《法华义记》皆有草书写本，玄奘译场的唯识经论义疏，如敦煌藏经洞所出《因明入正理论后疏》《因明入正理论略抄》《俱舍论颂疏论本》《恪法师第一抄》《妙法莲华经玄赞》等，也是延续了草书论疏的传统。

其中部分草书写本极有可能就是来自于长安西明寺。对于抄写经论义疏的写经生而言，识读和书写草体成了必备技能。

日本正仓院保存的经师书样中看到一组经师练习的写本，各类特殊书体均备，其中就有一段连续书写的草书，旁注楷书小字。这表明为日本皇室和东大寺写经的经生需要熟练掌握识读和书写草体的技能，以备抄写经疏之用。

东大寺经师的地位大致与长安慈恩寺、西明寺等大寺经生相似，大致可以推测长安大寺的经生也需具备同样的技能。塔中所存《华严经疏》等写本，其草体与敦煌所出唯识经疏极为相似，由此可知，唐代这个传统对于辽代僧人也有重要影响。

塔中所出辽代高僧诠明改定的刻本《[弥勒]上生经疏科文》是为玄奘弟子窥基《上生经瑞应疏》（又名《弥勒上生经疏》）所作的科文。科分从佛经梵本到经义注疏、建立范畴体系都有作用。原本梵本是以分或品为单位，与经义统一，但汉文写本以卷为单位，更需要单独的科分以远读方式快速掌握整部佛经的义理和范畴体系。梵文以语言描述佛经科分，可能有朱笔划线的方法，玄奘或更早的西行求法僧带回中土，用于区分段落的科分和绘制范畴体系图的科判。玄奘弟子窥基《妙法莲华经玄赞》及其科分本《妙法莲华经玄赞科文》就是一个重要的案例，林世田、赵洪雅曾有研究。从纸本上的科分到刻本科分，其中技术有一致也有差异，其中异同亟待进一步探索。

塔中所出刻本科文有手绘摩尼宝珠形或圆圈形要点分级符号，同样见于五代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带有科分线的写本，如禅密结合的念诵集（如P.2042、P.2044等）。在刻本中，这是以手写标记来强化科文功能的重要路径。

《讲经发愿文杂抄》或许可以拟作《讲经发愿文杂集》，此类杂集也常见于敦煌归义军时期写本，以某些高僧所作的发愿文为范本，替换具体人名、寺名之后就可以应用于不同场合。《杂集》写本所见涂改主要是校改错字，可能是编者又据同类发愿文作了修订。在刻本流行的时代，写本的应用更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以上浅见不足以表彰此书殊胜于万一，再次向编纂团队和出版团队献上我的敬意。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