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佳作 丨《红山古国的兴衰》出版

《红山古国的兴衰》首先对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以高等级宗教中心、大型仪式建筑和高等级墓葬及精美玉器闻名的红山文化的兴衰是全书的核心。在研究方法上，将西方关于复杂社会和文明起源的理论与中国资料相结合，涉及家户、社区和区域三级聚落分析，墓葬分析，社会上层领导策略分析（包括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建立和宴饮活动、仪式活动）。研究表明，该地区自兴隆洼文化时期开始就形成了重视仪式活动的传统，红山文化继承此传统并发扬光大，选择了一条“超自然取向”强烈的社会复杂化道路。本书的真正意图是通过对辽西地区的个案研究对中国史前研究中的三个“怪圈”提出挑战，力图表明由探讨各地区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入手，才能对中华文明的形成这一宏大过程有更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作者简介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院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承担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之“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课题负责人。中国在中美地区首个考古项目“玛雅文明科潘遗址发掘和中美地区文明综合研究”负责人。著有《仪式圣地的兴衰》、《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2024年度“中国好书”）。

精彩书摘：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代总序）

近40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同时也要看到，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中华文明起源，不仅是我国学者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研究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起源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古史传说时代，对其进行追溯探讨需要依靠考古学的研究和发现。自我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以来，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20世纪80年代，我国各地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有了一系列重大发现。基于这些重大发现，学术界认为，探求中华文明的形成，应当着重研究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倡导下，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研究任务被正式提了出来。近40年来，包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内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工作深入推进，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中心聚落开始出现，社会的复杂化全面展开

农业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史前农业自1万多年前萌芽以来，经过漫长发展，至晚在距今6000多年时有了长足进步。综合栽培作物的驯化，包括耕作、耘田、收割和谷物加工的全套农具，南方水田田亩整治和给排水构造，以及家畜饲养等多方面情况看，当时的农业已经形成一整套生产体系，成为长江、黄河以及西辽河地区人类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为人口增殖、社群规模扩大和向复杂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大约5700年前开始，许多地方的村落群中出现了中心聚落。例如，陕西省华县泉护村、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江苏省张家港市东山村、湖南省澧县城头山等遗址，它们的面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远大于周围几万平方米的普通村落，其内部制陶、石器制造等手工业水平和分工程度也明显高于普通村落。此外，还可从墓葬大小和随葬品质量、数量相差悬殊等情况，看出社会成员财富、地位的明确分层，这表明社会的复杂化在聚落之间和中心聚落内部全面展开了。

中心聚落的出现是划时代的新事物，把那些差别不大的普通村落逐渐整合成一个更大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它和相邻部落建立起种种关系。于是，在聚落群内部和聚落群之间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政治联系。从学术研究上看，这种以一座大型聚落为中心、聚集多座普通村落的社会结构，与先秦文献记载的五帝时代的“邦”“国”类似，兹称之为古国。从大约5700年前以来，古国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成为各地比较普遍的存在，史前中国从此进入了“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

良渚文化率先进入文明阶段，开启了史前文明浪潮

自距今5000年前后，此前阶段发生在聚落群内部的整合行为，在一些地区扩大到聚落群之间乃至整个文化区域，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一些地方率先步入文明阶段，典型代表是分布在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

近年来的田野考古揭示了良渚文化的基本面貌： 由高墙环绕的规模巨大的良渚古城和古城外围宏大的水利工程反映良渚人掌握了较高的科学技术，更意味着存在一个可以有效组织和运用庞大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公共权力，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强制性权力甚至可以褫夺他人性命。古城内部存在高规格宫殿建筑。良渚社会有着复杂的行业分工和级差明显的社会阶层，城市居民除了贵族之外，也有制作玉器、漆木器等的手工业者，其按照职能、行业等组成的居民结构迥然不同于依照血缘关系形成的农业村落。古城并无从事农业生产的迹象，城内发现了大规模粮食仓储，据此推算古城直接垄断了大约20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业剩余和其他资源，从而可知城乡之间存在着明确和紧密的辖制关系。可以说，良渚古城是整个良渚文化范围内最高等级的政治中心、宗教中心和手工制造业中心。

这些情况表明，良渚文化是个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中华大地上波澜壮阔、此起彼伏的史前文明浪潮就此开启。大体而言，与良渚文化同时或稍晚，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期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其社会都呈现出向原始国家形态迅速发展的态势。

二里头文化诞生发展，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

距今约4300至3800年，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末期，也叫龙山时代。这一时期的突出变化首先表现在文明分布的大格局上。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些步入文明阶段的先行者先后衰落了，而黄河流域诸文化迅速提高了文明化速度，成都平原也初现文明曙光，其中尤以陕西省神木市石峁、陕西省延安市芦山峁、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宝墩等几座规模巨大的古城令人瞩目。另一个突出变化是在社会文明化的内容上。一方面，从中原到陕北，考古发掘出的暴力和战争相关资料明显增多，社会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另一方面，源自中亚的麦类作物及其栽培技术，黄牛、绵羊、山羊等家畜及青铜冶炼技术于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先到达西北地区，再传至中原，这些新的生产要素为社会复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动力。例如，陕北的石峁文化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引进了羊这种既不与人争食又能在黄土高原上不利于农耕的深沟大壑中饲养的家畜，从而提供了更多的优质食物资源。

这一时段的晚期，中原的龙山文化在剧烈动荡中完成了一系列重组整合，并在广泛吸收周围文明先进因素的基础上，在距今3800年左右诞生了一个新的文化，即以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与文献中夏人活动地域吻合，年代落在史传夏纪年范围内。就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二里头遗址无疑是二里头文化的都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还证实，二里头的一些具有自身特征的物品，如牙璋、玉刀、绿松石镶嵌青铜牌饰、陶封口盉等对外有广泛传播。这些物品并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礼制用器。所以，它们的传播实为中原社会的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的播散。二里头文化立足中原又辐射四方，不仅再一次改变了中华文明的进程和格局，还开启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整合其他地方文明的政治和历史进程，中华文明遂进入王朝时代。

不断深化研究，努力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

研究发现，良渚、陶寺、石峁等具备原始国家形态的文化，主要有四个特征： 一是农业、科学技术显著发展，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分工；二是阶级分化，表现为出现了贵族专有的宫殿区和墓地，同时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形成；三是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市；四是社会存在着具有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即王权，以及由其建立和掌控的区域性政体。这是基于中国历史考古资料总结出来的文明标准，也是对长期缺少中国历史内容的人类早期文明理论的重要补充。这几条标准没有强调国外主要是在西亚、埃及文明资料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冶金术和文字这两项内容，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既有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特殊性的一面。

总体而言，经过近40年的探索，学术界在揭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总体进程、阶段性发展、各阶段的主要内容、最早的国家特征等问题上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但也要看到，这些成果中，描述性内容多于理论的总结和升华，要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古代文明理论，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愈发意识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不仅是一个长达近2000年的历史过程，还是一个分布在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等广袤大地上的诸多地方文明构成的巨大丛体，体量为同时期世界古代文明之最，学术界早就形象地称之为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同时，这个丛体内部的各地方社会也分别有自己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和特点。基于此，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中华文明起源书系”，向学界展示这些地方文明演进过程、原因机制、方式道路的研究成果。这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它们怎样在彼此的取长补短、交流互鉴、融会贯通中逐步扩大发展一体化趋势，凝聚形成中华文明的特色特点，最终形成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结果。

赵辉

序

2004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考古系的中国留学生李新伟顺利通过了论文评审获得博士学位，为他艰辛的四年留学生涯画上一个成功的句号。没有澳大利亚留学经历的人很难想象，中国留学生要在短短的三四年之内完成多少工作： 不仅要掌握考古学的西方理论，学会多种分析方法，进行田野工作获取第一手资料;还要制定理论性的假设，运用各种考古学方法来检验这些理论，以便恢复数千年前的社会发展进程；当然还有用英文专业词汇表述复杂的思想，写一篇数百页的论文等。在此之后要经过三个校外评审者的严格甚至是苛刻的审查，然后再进一步修改……我想，当李新伟收到论文通过的通知时，一定感到像是在漫漫长夜的征途中终于见到曙光一样可以喘口气了，而那也是我们周围每一个人为他感到万分骄傲的时刻。

13年之后，我们看到的这本专著，是李新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修订并增加不少新资料的中文版。阅读过程中，我不禁回忆起那些年在澳大利亚工作时和中国留学生们教学相长的难忘岁月，而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发展问题则是和李新伟聊天的主要话题。他思路敏捷，举一反三，经常有新的灵感出现，这些思想火花都显现在本书的章节中。

博士研究生往往都是雄心勃勃的，要在自己的论文中建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揭示前人没有发现的真谛，而李新伟便是其中之一。他的论文命题是要描述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四千年中复杂社会的兴衰过程，分析社会政治结构、生计模式和意识形态，揭示社会变化的动力，并解释衰落的原因。这些都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涉及有关复杂社会发生、发展的人类学理论，更重要的是掌握必要的方法将零散的原始材料整理成可以检验理论框架的数据，同时还要兼顾人文的哲理和科学的实证。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诠释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他用“三个怪圈”来概括。第二个挑战是如何利用西方人类学理论，他虽然基本倾向于采用过程考古学传统的进化论及其相关理论来解释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但并不拘泥于单一的理论体系，因此广泛涉及酋邦、国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讨论。第三是如何梳理和分析庞杂的考古资料，他运用研究聚落考古的多种分析方法来剖析从家户、村落到地域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些方法包括区域性全覆盖式田野调查，使用量化方法分析遗址等级关系，并且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区域性的遗址分布、人口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以及村落内部社会阶层的出现等问题。可以说，这些理论和方法在本书中的运用，相当成功地再现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社会复杂化的历史进程。

红山文化的兴衰是一个考古界长期以来十分关注的问题，是本书分析的重点，包括多学科知识的运用，也是论述最深入的部分。李新伟从玉器的形制出发，结合中国古代宇宙观的核心因素，复原玉器所承载的思想内涵。张光直先生用“相互作用圈”解释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广大地区出现文化相似性的观点，显然对李新伟研究红山文化的性质有重要启发。他将不同地区某些类似的玉器形制与酋邦社会中酋长的政治功能联系起来，认为文化交往的内容包括不同地区的上层人物之间交换有关宇宙秩序的知识，是获取政治地位的手段。因此给予相互作用圈这一较抽象的文化概念以具体的物质、精神以及人类行为的内容。这些都是颇有新意的分析方法，对以往研究考古学文化交流时采用的概念性或文学性语言解说的传统是一个重要突破。

李新伟对于红山文化衰落的解释，不是将气候变化和考古学文化兴衰作简单对应，而是探究人类在环境压力下的应对措施以及因此产生的后果。由此进一步揭示红山社会上层阶级所采取的是一种超自然的政治决策方式，无助于应对长期而日趋严重的环境恶化。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红山文化晚期爆发式的宗教礼仪活动的出现，以及相关的大型公共建筑的流行和大量玉器的制作。在干旱气候的威胁下，红山文化先民的应对方式显然并没有超出求神拜祖一类的宗教仪式。

当然，本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来计算红山文化聚落人口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分析方法，但是在运算前如何确定所需的变量并不容易。例如作者假设红山文化是以粟作为主的农业社会，因此对聚落所需土地的计算是根据粟的产量。但红山文化是否所有地区都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这其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浮选结果来看，兴隆沟和魏家窝铺遗址中红山文化地层出土的粟黍遗存都非常少，白音长汗遗址中红山文化的磨盘、磨棒上的残留物中有多种块根及禾本科植物，但粟黍比例极低。而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不同遗址的人骨具有不同的碳四植物比值。这些结果说明红山文化分布区域的聚落之间存在生计形态方面的差异，不完全是以粟作农业为主，而采集野生植物在一些地区可能还很重要。因此，如何分析红山人的生计模式和土地利用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当今的中国考古学，几乎每天都有新资料和新分析手段产生，也使我们必须经常重新审查以往的结论。我们对辽西地区史前社会的认识也会不断改变，但不论从理论建树还是材料分析方面来看，这部专著都可称为是研究一个地区史前文化演进过程的优秀范例。

刘莉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