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经纬度·何以中国”系列，“大变局四部曲”第一部，知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教授新著《周秦之变：地理·人文·技术》正式上架！
八百年周礼，何以被取代？为什么是秦国取而代之？
秦人眼中的“天下”到底有多大？秦始皇又为何痴迷于海洋？
本书告诉你，答案远比想象中复杂。
一场大变局，决定千年中国走向。一部新著作，讲清其背后的深层动因。穿越千年迷雾，重塑历史逻辑。告别“暴秦”标签，从地理、人文、技术三棱镜中，探寻周秦之变的真正动力。
文 | 王子今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最后有一段话，在关于汉高祖刘邦人生终结的记述中，对三代至秦汉的历史发展趋势有简略的回顾：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
“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是太史公对汉史历史合理性的正面肯定。而上文则总结了三代以至“秦至”的历史趋势。
什么是“忠”，什么是“野”？裴骃《集解》引郑玄曰：“忠，质厚也。野，少礼节也。”所谓“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裴骃《集解》引郑玄曰：“多威仪，如事鬼神。”对于“文之敝，小人以僿”，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一作‘薄’。”裴骃写道：“骃案：《史记音隐》曰‘僿音西志反’。郑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习文法，无悃诚也’。”司马贞《索隐》也说，“小人以僿”，有的版本作“小人以薄”。僿，“郑音先代反，邹本作‘薄’，音扶各反，本一作‘僿’，而徐广云一作‘薄’，是本互不同也”。又指出：“然此语本出子思子，见今《礼·表记》，作‘薄’，故郑玄注云‘文，尊卑之差也。薄，苟习文法，不悃诚也’。裴又引《音隐》云‘僿音先志反’，僿塞声相近故也。盖僿犹薄之义也。”
司马迁说，“夏之政忠”，“殷人承之以敬”，“周人承之以文”，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接递，到了“周秦之间”，周的“文”已经崩坏，而“秦政不改，反酷刑法”，直到刘邦建国成功，“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我们这里不讨论“夏”“忠”、“殷”“敬”、“周”“文”，以及“汉”“承敝易变”“得天统”的历史总结和文化概括是否合理，也不专门分析“使人不倦”政治理念的意义，而愿意提示应当重视司马迁所谓“周秦之间”概念的提出。
在史学认识史中，这是第一次使用“周秦之间”语，以概括这一时代段限。
司马迁所说“周秦之间”，是历史剧变、文化繁荣、生产跃进、社会大进步的时代。“周秦之间”，社会动荡，兵战频仍，烽火四起。借用《史记》引录贾谊《过秦论》语，即所谓“伏尸百万，流血漂卤”。
或说“周秦之交”历史变局为“种族之变”“儒法之争”。表现为，秦的兴起冲击了中原传统“文教”：“秦以西戎之裔，攘有河西，一旦席卷山东，平吞楚、夏，又何怪其燔《诗》《书》，贼仁义，尽先圣之道而绝之。故曰周秦之间，种族之变为之也，其斩我三代之文教，岂偶然哉。史迁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后人论秦事，不能悉，殆以此欤！孔子作《春秋》，严夷夏之防，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而独许其仁，则以亡国之祸大而戎狄之痛深，‘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于线’，‘足惊其暴’也。而诸夏之将微，将拨乱反之正，乃作《春秋》，口授弟子；于秦伯卒，公羊子知秦之为戎，于殽之师，穀梁子知秦之遂狄，此《春秋》之微旨耶！逮秦之既强，以夷狄之势，冯陵诸夏，吞二周而亡诸侯，斩三代之旧，而布其法家之术，以易天下。法家之术，本之戎索，于是姬周之道、儒者之学悉遭夷绝，则周秦相代谢，即曰夷夏之争、儒法之争可也。”
然而，这又是历史剧变、文化繁荣、生产跃进、社会大进步的时代。
“周秦之间，诸子学术号称极盛”，“周秦之间，诸子蜂起，游文腾说，波谲云诡”。蒙文通曾经指出，“晚周”为“中国学术”“四大变局”之一。在此“四大变局”发生时，“皆力摧旧说，别启新途”。有人从文化学术空前普及的角度，以儒学为例，有这样的论说：“心法之传，盛则在君相，衰则在师儒。故自唐虞以至周，其间见知闻知未有属于匹夫者，所谓三代而上道在君相也。自时厥后，教化凌夷，圣王不作，心法无传。天不忍使天下后世之人失其心也，于是特生孔子，继衰周而为素王，当时作《春秋》存心法，以匹夫而与帝王之传，实古今一大变局。”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盛况，空前而绝后，对中国文化的走向和进程影响至深。梁启超说：“我中国于周秦之间，诸子并起。实为东洋思想之渊海。视西方之希腊，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治上之思想，社会上之思想，艺术上之思想，皆有亭毒六合包罗万象之观。”“我支那当周秦之间，思想勃兴，才智云涌，不让西方之希腊。”就影响较大的思想流派而言，蒙文通也说：“周秦之间，儒之为儒，深义宏观，通乎百世而达乎万方。”
《盐铁论》有《周秦》篇，所载“御史”和“文学”的辩争，从法制史的视角回顾“周”“秦”，通过比照，讨论“秦”“汉”法的原则。双方关于“政宽”“政严”的争论，集中于对“刑”“德”政治主题的判断，也涉及“德教”“礼义”的历史评价。从讨论的内容以及《盐铁论》篇名的设定可知，当时“周秦”已经成为称说这一历史阶段的共用代号。
“周秦之间”，历史发生重大的转折。有人说，“靓赧之世”，“八百之历乃于此止，嬴氏受之，以帝天下”。亦谓“周秦之际”，“此三际八王者，圣人之所不与焉，而犹与之治道，以示百世。故圣人者，忧天下之至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又有开明且有先见的思想家虽“不与”政争，然而设计其“治道”，并且完善宣传，“以示百世”。
赵翼在讨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时写道：“汉初诸臣”大多“皆白徒”，平民出身者“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他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这里虽说“秦、汉间”，实际上论说自战国启始：“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战国患乱，“（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然而秦统一之后，又出现“其势不得不变”的情形。赵翼说：“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然而，“惟其威虐毒痡，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
对于随后政治时势，赵翼又有这样的分析：“然楚、汉之际，六国各立后，尚有楚怀王心、赵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韩王成、韩王信、齐王田儋、田荣、田安、田巿等。即汉所封功臣，亦先裂地以王彭、韩等，继分国以侯绛、灌等。盖人情习见前世封建故事，不得而遽易之也。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汉所封异姓王八人，其七人亦皆败灭。则知人情犹狃于故见，而天意已另换新局，故除之易易耳。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赵翼说，“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汉王朝）其君既起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天之变局，至是始定”，又有“天意已另换新局”之说。又言“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荡然净尽”，新的选官制度于是生成，亦感叹道：“岂非天哉！”反复提示“天地一大变局”“天之变局”“天意已另换新局”，告知人们这一阶段所“变”“换”“新局”的重大历史性转折。
秦的统一，当然也是周秦之间重要历史“变局”的显著表现。清人汤斌说：“秦之并六国也，此古今一大变局也。”而秦统一以后政治建设最基本的形式，即郡县制的推行，也被看作“古今一大变局”。许鸿磐《方舆考证》卷一《总部一》“秦四十郡”条论郡县制的设定：“按此古今一大变局也。然封建易而为郡县，亦时势之所趋，非秦之果能郡县天下也。”这一政制，“至七国而势成矣，秦人因而经制之，遂为后世所不能易。封建之不可复，李百药、柳子厚、苏子瞻等论之详矣”。“秦并天下”，以及“秦革郡县”，或说“秦汉废封建为郡县”，当时“封建易而为郡县”之“时势”变化，反映了历史变迁的显著动向。历史学者翦伯赞曾经这样形容秦的统一，“当此之时，中原六国，已如盛开之花，临于萎谢；而秦国则如暴风雷雨，闪击中原”。
秦并天下，“在初期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帝国”。有学者指出，“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二千年来如一日，……”
李约瑟曾经发表过这样的判断：“（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为自己主要的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家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正如我们在前面［第六章（b）］已经提到的，后来当秦朝因做得过头而为汉朝所取代时，法家遭到了失败。”谭嗣同《仁学》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这些历史评价，也是考察这一阶段历史动态时应当注意的。
李学勤曾经通过文物考古资料的研究，探讨了秦的社会制度问题，“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宗法制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削弱以致走向衰亡，是东周以来总的趋势。秦国建立于西周的中心区域，保存旧的奴隶制残余较多，统一全国后的十几年间还曾暂时把这种关系推广到六国故土，但这只能说是这种陈旧关系的回光返照。”对于“秦的社会制度”的这种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判断。而侯外庐等早就明确指出，“应该肯定，秦汉社会存在着大量的奴隶。古代工技之贱、蛮夷之贱、罪犯之贱，仍然相续于秦汉”，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应当重视这样的判断。而定义当时的社会性质，也有必要关注如下分析：“秦废封建的‘封建’，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里我们所指举出的封建制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Feudalisi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语乱天下，为时已久……”而侯外庐等提出的这一意见应当也是值得学界重视的：“我们倒也不必在此来个正名定分，改易译法。”
对于周秦之间重要历史“变局”的考察、理解和说明，除了要注意政治形式、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之外，还要注意当时人们的天下意识、海洋意识也都有新的具有时代风格的特色，新的地理格局与区域形势体现出值得重视的历史特点。激烈的兵战，为这一时段涂染了血红的历史基色。周秦时代的文化演进与知识人的活跃表现，是空前绝后的，而技术进步与科学发明的成就，也是周秦时代变迁的历史亮点。本书试图从这几个方面描画周秦历史变局的大体动向。作者的观察点不免“碎片”之嫌，见识亦浅陋。然而期望对以往学界的研究收获有点滴增益，也祈盼得到师友们对相关学术主题的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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