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富兰：《江南风俗图录》 总序（一）

拙作10卷本的《江南风俗图录》，有幸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并由编纂和出版《辞海》的上海辞书出版社付梓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运用图片与竹枝词结合的方式来梳理与叙述江南风俗文化，是我多年来的夙愿，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值此本书推向市场之际，我结合“图录”编撰，谈几点感想，也可以算是感悟，向广大读者与学者通人请教。

中国有丰富的文献资源，有目前世界上罕有的从古到今不曾中断的历史记载，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历史记载，为帝王将相或治世精英歌功颂德的不在少数，更多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真正关注民众生活层面的著述略显不足。四十多年前，欣逢改革开放，这种现象有了改变，民俗出版物多了起来，有的也成为热点，可喜可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进步除了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之外，还取决于自然环境、人口、社会制度、社会精神意识、社会心理、文化传播等多方面因素。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其重要性完全不在帝王将相、王侯贵族之下。

清末民初苏州观前街“三鲜大面”的招牌很是醒目

我将这套书命名为《江南风俗图录》，而不叫《江南民俗图录》，这一命名背后蕴含着这样的学理考量。“民俗”与“风俗”虽同属文化研究范畴，却存在显著学术差异，主要体现在概念内涵与研究范畴两个维度上。从概念内涵来看，“民俗”指一个民族或社会群体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总和，涵盖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等领域，强调文化传承性与集体性；而“风俗”则侧重特定地区或群体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风尚习俗与社会行为，更突出行为习惯的外在表现。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鸿翔公司假百乐门舞厅举办国货时装展示会

在研究范畴方面，“民俗”作为跨学科研究对象，广泛涉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旨在探究文化现象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规律；“风俗”的研究对象则更为具象，聚焦于具体风俗习惯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影响。在实际应用中，“民俗”常用于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表述，如“民俗文化研究”“民俗学理论”；而“风俗”则多应用于日常生活，用以描述地域特色中的传统习惯与风土人情。

基于以上考量，本书采用“风俗”命名，意在通过以3200余幅老旧真实影像，聚焦江南地区的生活行为、礼仪习俗与传统节庆等具象文化表现，以直观视角展现江南独特的生活风貌与地域文化。同时，“风俗”一词更能凸显江南传统生活中的礼仪规范及其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作用，精准传达江南文化的独特韵味与传承脉络，使读者得以领略江南风土人情的鲜活魅力。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我在做“民俗文化学导论”时，用的是“民俗”；而当今做“江南风俗图录”则用的是“风俗”，特此先做一个说明。

民国时期，位于浙江宁波市东的天童寺

风俗与人类的历史始终相伴。从时间上看，风俗是人类社会产生、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从空间上看，不论是昔日偏远的少数民族部落，还是今日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繁华都市，风俗都是它们重要的伴生物。民俗文化的特性既是物质的、可度量的，又是精神的、不可度量的，这种精神与物质、可度量与不可度量的连接，决定了它既承载着物质性，又表现为非物质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即被我们这里炒得滚烫的“非遗”，其实就与中国人说的“民俗文化”相重叠。它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也是历代先民创造并至今存活的文化瑰宝，凝聚着世世代代中国人文化创造的结晶。它是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反映民间社区的和集体的人群意愿，并主要通过人作为载体世代相沿和传承的生生不息的文化现象。我在拙作《中国民俗学通论》三卷本里将它英译成Folk-Culture，并对此有过专门论述，兹不赘言。

这套10卷本《江南风俗图录》就是在我提出的“民俗文化论”的基础上进行编撰的，它论述范围的边界：时间上限定在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百余年；空间上则以学界公认的江南地区，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即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今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州为基本框架，兼及其他。尽管叙述范围不完全受此束缚，但大体上离不开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而尤以变化最为显著的上海及周边地区为主。

自古以来宁波港是我国古代的海港、军港和造船中心之一。图为开埠之后的宁波港

江南文化的繁荣，历史上有三个重要的节点，那就是六朝的建康（今江苏南京）、南宋的临安（今浙江杭州）和明清的苏州。鸦片战争之前，江南诸多城市先后开始对外通商。上海和江南城市之间一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江南是上海的母体，苏州文化是海派文化的先声，这种联系是很密切的。通商之后，第一个因素，与上海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面向辽阔的大海，背靠环太湖流域的纵深腹地，从海上来的西方列强当然首选上海。第二个因素，太平天国战争对苏州、杭州的摧残甚烈，在清军与太平军绞杀的过程中，苏州就受到重创。而开埠后的上海因为有列强的干预，受战火的影响则微乎其微，这种态势就使得江南区域的经济中心发生了转移。大江南地区的人流、物流、财富流一股脑儿涌向上海，从1843年开埠到1863年，大约20年的时间，上海坐稳了江南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头把交椅，坊间戏说的“大苏州”与“小上海”的角色转化，是真切发生的事实。第三个因素，上海具有完善的江河海陆交通网，江南水系、长江航运和内外海运，构成了上海颇具独特性的交通优势。上海作为中国内外贸易第一枢纽大港，1843年以后就奠定了经济中心的地位，直至今天。

1918年，杭州运河中的4头大水牛，水牛是江南农民耕作的好帮手

江南是一个地域概念，又是一个文化概念。认识江南，当然不能脱离区域景观和环境特征，河网密布、温热湿润的自然环境，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唯此才会有饭稻羹鱼，才可能产生精工和细作等这些深入骨髓的基因。自古以来，江南地域，特别是吴方言区的民众，可以说同俗并土，俗相近，人相亲，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通过共同的劳作与生活，人口流动与社会互动，在风俗习惯上衍生出多种文化现象。这无论对于民俗文化的显性形态还是隐性特质，乃至描摹各种具体的民俗事象，都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积极意义。

至于时间上为什么要限定在1840—1949年，是因为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段历史时期，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大变局”时期。在一百多年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逼迫中国赔款、割地、开放口岸，给外国人以治外法权。曾经自嘲“大清帝国的裱糊匠”的李鸿章，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和清光绪元年（1875），先后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和《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两道奏折中说：大清实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代在康熙、乾隆两朝达于巅峰，此后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国力一落千丈，迅速走向衰败。于是，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被迫割地赔款；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沙俄趁火打劫，割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等大片领土；中法之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些几乎是接连发生的事变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页页难以忘却的痛史，它们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反映了近代这一百多年是中国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民俗文化出现巨大变动的岁月。

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华饭店内的咖啡座

江南是最为典型的农耕社会，耕读传家，崇文尚学，守望相助。而在这百年间，由于异域文明先是以强制力乃至暴力的方式出现，而后又混杂了理性力量的冲击，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机制下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也使得美丽的江南历经蜕变。新旧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交替，促使社会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发生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江南地域尤其明显和典型。（未完待续）

作者：仲富兰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