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磨一剑，仲富兰再现江南百年烟火人间

一百年前，江南百姓的餐桌上有哪些食物？那时候的旗袍流行何种款式？街头巷尾的孩童们，都在玩什么游戏？人们如何在婚礼上传递浪漫，又如何通过葬礼诠释生死？《江南风俗图录》通过十卷本的宏大篇幅、3200余幅老照片与民俗画以及340万字的细致描述，从“饭稻鱼羹”的日常到“春祈秋报”的仪式，将近代江南百余年间的民间风俗，逐一铺陈在读者面前。

 

这套由民俗学家仲富兰教授著述、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风俗巨献，开创了“图像+文献+文学”多元互证的研究范式，全景化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历程与多元的民俗风貌，生动再现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成功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仲富兰对《江南风俗图录》的最初构想，萌发于40年前。“40年的岁月没有虚度，也是很感欣慰的，”仲富兰感慨道。“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为了这套书，经历了资料收集的艰难，也时常遭遇思路的瓶颈，在空白的电脑稿纸前苦思冥想，只为能更准确、更生动地展现江南风俗的独特魅力。”

仲富兰

从边陲笔记到深耕民间

青年时期的仲富兰对民俗文化情有独钟。未满18岁时，他投身军旅前往西北边陲，被当年的风土人情深深感染，习惯将所见所闻记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

20世纪80年代，仲富兰成为一名新闻记者，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也因此接触到多样的民俗文化。每到一地，他都会设法参与当地的民俗活动，与老人们交谈，探寻这些民俗背后的故事。这段经历不仅拓展了仲富兰的视野，更锻炼了他细致的观察力和坚韧的耐力。

巧合的是，彼时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也正迈入新阶段，仲富兰与民俗学之间，仿佛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缘分。

民俗学传入中国始于“五四运动”之后，尽管在国内传播了近60年，却始终未能受到足够重视，这一处境直到改革开放才有所改善。1983年，中国民俗学会正式成立；1988年，在仲富兰的积极推动下，上海民俗文化学社（后更名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应运而生，并且在资金匮乏、场地局促、人员不足的困境下，成功编印了《国风》等刊物。

自此，仲富兰加快了对民俗学的研究步伐，成果日渐丰硕。1998年，他耗时近10年撰写的《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出版，书中详细阐述了民俗文化学的理论，成为上海市民俗学相关领域的教材。2007年，《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再版，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仲富兰对民俗学研究的敏锐程度，我们可以从一则相关案例中窥见一二。

舞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活动之一，广泛流传于大江南北，但它的发源地究竟在何处？仲富兰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21世纪初，一则关于舞龙的传说引发了仲富兰的好奇心。为了找到答案，他查阅了大量文献。从康熙年间的《灵溪杂咏》到现代台湾出版的《中国民俗节日故事》，再结合传说中提及的“灵溪”“奇灵山”等地名，以及“正月十五舞龙希望巨龙的身躯能结合起来”的习俗，最后将目光聚焦在浙江金华的磐安县。

通过实地考察，仲富兰终于证实，磐安县佳村为中国舞龙的发源地之一。2008年，基于他的研究成果，佳村的舞龙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类似这样的突破性研究，在仲富兰的学术生涯中不胜枚举。从早期的《中华风物探源》《当代人与民俗》，到后来的《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上海六千年》，仲富兰40年潜心耕耘，为民俗学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

然而仲富兰并未止步于此。40年间积累的见闻与思考太过丰富，用一套更加科学、全面的方式去讲述这些故事，是一件必要且迫切的事情。在中国历史的记载中，歌颂帝王将相和治世精英的内容很多，而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的著述相对匮乏。仲富兰想做的，是将1840年到1949年百余年间的江南民间风俗呈现于世。

经过长年收集，仲富兰并不缺乏素材，真正的难题在于：这些素材所涉及的议题范围过于宽泛，其中任何一项内容都足以让学者们写出一部厚重的专著。面对如此庞大的信息体量，如何精准、生动地将其梳理呈现，是仲富兰必须攻克的难关。

探索民俗学的全新叙事

仲富兰对学术研究的方法再熟悉不过，但这一次，他想做点新的突破：在坚守学术严谨性的基础上，为读者带来更多趣味性的体验。为此，仲富兰做了诸多尝试，并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全力支持。

首先，仲富兰确定了核心叙事语境，从“风俗”而不是“民俗”的角度切入。二者虽然仅一字之差，在仲富兰眼里却相去甚远。早在1986年，仲富兰就首次提出“民俗文化论”。他认为，“民俗”概念强调的是文化现象总和，强调传承性与集体性，研究涉及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旨在探究文化现象的起源、发展与演变规律。“风俗”则不同，它更侧重特定区域或群体行为习惯的外在表现，研究对象更为具体，聚焦日常生活中的风土人情。也就是说，“风俗”的视角更为直观，也更容易引发共鸣。

其次，仲富兰对叙事的时空边界做出了明确限定。

中国近代史开启于1840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结束。这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剧烈变革，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东方与西方的交融，在此期间展现得淋漓尽致，民间风俗的演变也随之跌宕起伏、精彩纷呈。以这一时期为背景，时间距离恰到好处：既不会因过于久远而让读者陌生，也不会因近在咫尺而失去新鲜感。

空间上，尽管仲富兰的研究范围涵盖全国，但他最终将核心锁定在江南地区，这是因为近代史中的江南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尤其是上海，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乃至今日，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而江南地区的民俗演变，也受到现代性的最强烈冲击，无论是视觉呈现还是思想深度，都具备独特价值。

在表现形式上，仲富兰也决定做一些新的探索。1839年摄像技术正式问世，这让中国近代史中的大量民俗活动场景得以被捕捉和保存。“通过一幅幅老照片，可以感受西学东渐的步伐，感受东方情调的新变，感受普通平民的趣味，以图说江南，有助于摆脱贪广求全、巨细无分、罗列现象的倾向。”仲富兰解释道。

此外，仲富兰还关注到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竹枝词。竹枝词的内容涵盖世间百态，不但具有史料价值，还能营造生动有趣的氛围，仲富兰便将它与图片搭配使用，两者相得益彰，让文本更具感染力。

内容筛选上，仲富兰选择从宏大议题中提取典型微观视角，以舒缓、娓娓道来的风格完成书写。为避免内容松散，他耗费大量心力：在精心挑选3200余张珍贵老照片与民俗画后，将其按主题分类，最终确定风味饮食、服饰冠履、居民建筑、行旅交通、生产贸易、文教卫生、娱艺体育、人生礼仪、岁时乡情、生活信仰十个主题。

这十个主题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囊括了民俗涉及的领域，除此之外，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精密的逻辑安排。

前四卷围绕物质生活基本需求展开，从饮食、服饰到民居、交通，层层递进且相互依存；紧随其后的生产贸易，既推动物质生活发展，又衔接精神生活的繁荣；最后五卷则呈现精神生活的逐步深入。十卷内容交织融合，共同构建出江南地区独特的文化景观，也完整呈现了仲富兰“民俗文化学”的理论体系。

“大民俗”观下的民俗生命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仲富兰就打破了传统民俗学的“乡土中心主义”，将城市民俗纳入研究范畴，关注上海的弄堂游戏等活动，大大拓展了学科边界，也逐步塑造了自己的“大民俗”观。

1990年，在提出“民俗文化论”四年后，仲富兰专门拜访了民俗学泰斗钟敬文先生。谈及民俗学时，钟敬文强调这是一门“现在之学”，认为“民俗即人民生活文化”，因此民俗学研究必须关注时代变迁与民俗演变。这番话让仲富兰深受启发，他进一步认识到民俗在现实社会中发展、演变的重要性，最终推演出“文化生态”理论，系统阐释了民俗的存续机制。

基于“文化生态”理论，仲富兰又提出“现代性转化”路径：通过与现代科技融合，实现民俗的活态再生。

“大民俗”观、“文化生态”理论与“现代性转化”路径，共同构成了仲富兰学术研究的三大核心范式。正是在这一成熟体系的支撑下，《江南风俗图录》得以顺利问世。这部著作题材广泛，以时间为脉络动态呈现民俗演变，并借助多种现代方式加以呈现，堪称仲富兰学术生涯的“集大成之作”。

此外，《江南风俗图录》还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在数十年的研究与考察中，仲富兰深刻认识到民俗学无法孤立发展，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都是其重要的“养分来源”。例如，他曾借鉴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对上海不同阶层居民的民俗生活开展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获取了极具价值的一手数据，为民俗学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

《江南风俗图录》的诞生，既是仲富兰40年学术深耕的结晶，也为中国民俗学研究树立了新标杆。它将近代江南的民间生活从历史尘埃中唤醒，小到一碗汤面的滋味、一件旗袍的针脚，大到一场婚礼的仪式、一轮节庆的狂欢，都在书中得到鲜活呈现。更重要的是，仲富兰通过这部著作，将毕生学术理论、思想融入其中，既展示了民俗文化的历史厚度，也表现出其鲜活的生命力。

作者：姜子健

编辑：刘思雅

终审：舒月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