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在历史的长河里，器物是始终沉默却重要的见证者。
它们或居于庙堂之上，时光流逝后被尘封于博物馆的玻璃柜中；或在百姓的柴米油盐里流转，沾满人间烟火，因阶层差异被排除在主流叙事之外。写庙堂是中国史的传统，二十四史皆帝王将相，无人替寻常百姓作序，不失为古代民间史的一种缺憾。读作家徐风新书《江南器物志》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这部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新作《江南器物志》，一经面世便入选“中国好书”月度推荐书目，更接连登上《新京报》书评周刊主题书单、百道好书7月榜等多个权威榜单。徐风以非虚构为骨、文学为魂，打破民间器物与生活的隔阂，用细腻的笔触将器物从冰冷的展示架上请回寻常百姓的生活场景中。
《江南器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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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徐风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7月
《江南器物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器物词典或散文小说，是徐风基于毕生积累的生活经验、百余本古籍查阅与民间走访，以一个名为“器隐镇”的小镇为文学道场，从科举、耕种到嫁娶、餐饮全面铺展江南器物谱系，为寻常百姓建立的一所民间器物博物馆。在成书前，《江南器物志》曾在《收获》杂志上以专栏连载，读者从行文间窥见器物背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触摸到江南文化中“务实与浪漫并存”的精神内核。作为入选2025年度江苏省重大题材文艺创作重点项目的作品，《江南器物志》不仅以文学的方式重构民间器物的尊严，更成为连接物质遗产与江南人精神家园的纽带。
“动笔前，我就立意不能把这本书写成一本江南器物词典，把器物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出处写一遍，意义不大，是重复别人。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博物馆，很多器物在民间再怎么生动有趣，一进博物馆就与人间烟火隔绝，尤其是我去到中国科举博物馆、扬州大运河博物馆、江南水乡博物馆，看到很多老百姓使用的器物，在玻璃柜里冷冰冰的，没有生机，我当时就想要将它们重新请回人间。”
谈及创作初衷，徐风明确表达了对刻板写作的拒绝，促使他动笔的契机始于一位朋友对其器物研究的期待：“你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可以写写江南器物。”这句话让深耕紫砂文化多年的徐风豁然开朗，他意识到紫砂壶还不能代表江南文化的全部，其他的器物，特别是老百姓一直在使用的老器物，更需要被看见。
江南器物的创作动力也源于徐风的童年记忆与文化共情。徐风的外公是陶器店的老职工，年幼的他常随外公守夜，亲眼目睹老百姓为了省下4分钱差价（正品1毛钱、次品6分钱）抢购瑕疵碗碟的场景，那些省下来的钱足以打小半斤的酱油。“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主要是器物，开门七件事要用到的那些器物，跟老百姓有一种耳鬓厮磨的关系。”
这种浸润式体验让徐风对平民器物怀有天然亲近感。与此前的作品《江南繁荒录》聚焦文化名人不同，《江南器物志》里徐风将目光彻底投向“引车卖浆者流”，他表示要为平民百姓书写，复原他们当时的生命和精神状态。这样的复刻写作存在一定难度，浩荡历史，普通人在史书上毫无痕迹，难以窥见过去生活的细节和真相。徐风从自己幼时在江南生活的记忆出发，以非虚构的方式加上文学化的写作手法，创造了罗饭桶等极具个性又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这些人物在徐风的生命里真实出现过，因此写作起来也充满悲悯心。在第十章《扫地成僧》的篇章中，徐风用一句“人们有弃旧的根性，旧物件在庸常的生活里，不但平添暮气，还碍眼”的话，道尽主角罗饭桶平生的戏剧和悲凉。
徐风对外这样定义自己在《江南器物志》中的创作：“我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实，应该是以一种非虚构为主，经过古籍考证，包括口述历史和文学推演，来重新构造老百姓生活和历史的作品。”为了解决素材零散的难题，徐风用了“器隐镇”（其实是江南一座古镇的谐音）这一文学空间，这座三街九巷的江南古镇既有沪杭大埠的连通性，又保留着农耕时代的烟火气，成为书中所有器物安身立命之处，也日日上演着普通人的悲欢离合。
文学的推演在书中随处可见，却始终锚定真实根基。《龙凤呈祥》篇章中的木匠邹元祥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却在一首地方民谣中留有痕迹。徐风以其传世家具为线索，大致推演出器物背后流转的故事，从而还原出一位工匠对器物的敬畏和对制造器物精益求精的精神。
写国家博物馆馆藏的供春壶时，徐风选择先考证史实。2023年，这把壶以国家一级文物的身份回到宜兴展出，每天有数千人来参观，挤在宜兴博物馆里的人就像到法国卢浮宫看《蒙娜丽莎》的观众一样热情。徐风在展览结束之际受邀请，有幸戴手套将供春壶拿在手中细细观赏，真切感受其风尘仆仆的江湖气息。他结合古籍中“有人藏好壶却无茶钱”的记载，在得意楼茶馆场景中写了一出世家子弟临终托付的故事。关于这把壶，徐风表示：“我把自己对人世间情义的理解都写进去了，写这种故事要有阅历，要懂生死契阔的托付。”
徐风还强调，修复往事不能改变往事的走向，用文字补全残缺，是带着对往事的敬意。文字的美感、语言的张弛有度，是《江南器物志》的另一大亮点。徐风深谙美学，会根据题材调整语言风格：“写特别老的东西，语言不能太老；写扫垃圾这种沉重的题材，反而要用相对轻松的语言，举重若轻；有的东西很轻松，倒要写得沉着一点。”《合欢桌》一篇，题材沉重，他却点到为止，多有留白，这既是对江南文化“留白”特质的呼应，也让读者有了更多思考空间。
徐风
《江南器物志》中常藏着许多直击人心的短句，如写时间的流逝：“光阴这东西，有时也势利，许多当时热门的人与事，没多久，就被它不声不响地屏蔽了。”写人间的情义：“情义这东西，总是依附于衷肠，人一旦被打动，所有的事情，就不再是事情”。写器物的精神价值：“最终那些器物便成为人们精神的容器——优雅地孤独，悲切地怀古，忘情地狂欢，含蓄地回眸。”
这些词句在文中并非刻意议论，而是顺着人物命运走向的一种自然流露，里头既藏着徐风对生活的洞察，也透着他对百姓与器物的悲悯。徐风讲：“我是一个很有悲悯心的作者，生平最喜欢的三位作家，第一是鲁迅，第二是托尔斯泰，第三是沈从文”。这三人无一不是带着悲悯心书写人世间的大家，他们写大国浩荡，写湘西流觞，写鲁镇逝去的童年。徐风受他们的影响，带着这份悲悯投笔至今，他的文字即便写罗饭桶的苦难，也始终带着江南的温情与真切。
“江南的器物，是务实与浪漫并存，工匠与文人共谋”，这是徐风为《江南器物志》提炼的核心观点。
徐风居于宜兴，作为中国的紫砂壶之都，宜兴有着太多文人与工匠共谋、务实与浪漫并存的故事。比如徐风研究多年的紫砂壶，既是风雅的，也是实用的，只有每天跟茶客接触，紫砂壶才会出包浆。在这样兼具浪漫与工艺的生长环境里，徐风深谙器物的实用逻辑：“你买紫砂壶，哪怕款型再喜欢，也要让老板盛水倒一下，看出水是不是流畅、有力。出水不爽，会破坏茶道的节奏。”这种对“用”的坚守，在明式家具、折扇等器物中同样鲜明。苏州家具简洁优雅却能承重，折扇绘有书画却可驱暑，徐风表示：“雅是为用服务，用中藏着雅”。
这些经世致用的哲学思考也带入了《江南器物志》的写作中。人创造器物、使用器物，也与器物相互成全，是一种人与物的哲学互通。如徐风写的藏于博物馆中的供春壶，人是器物的临时保管员，是暂时保管的匆匆过客，即便换了一代保管看护的人，器物还在那里。《江南器物志》里，罗饭桶作为扫街人，用七十年光阴收集废品，直到死去，那些被人嫌弃的旧器皿在多年后又成为江南民间几百年的生活物证。罗饭桶的清贫一生见证着江南的民间精神，隐忍、包容、守护、无怨。
这种器物与人的共生，让物与人的价值互相延申。物是笃定的‘是’，而人总免不了‘非’，因此人要时时抚爱旧物，因为它们身上有故人的手泽，通过触摸可以从不确定的生命里找到确定感。
《江南器物志》最后，徐风写了一段自述，颇有明朝文学大家且同处江南的张岱的风味。张岱居于山阴，今属绍兴，晚年在《自为墓志铭》里自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徐风讲：“我世居江南一隅，一生无缘仗剑远行。平生也偶尔与命运做些有限的抗争，但从来不与自己的遗传基因做些无谓的抵抗。生在壶乡，喜欢吃茶，器物之类却并不收藏。爱写作，此生只缘文学。与紫砂有关的书我写了不少，写到后来，紫砂壶在我笔下，仿佛只是一个道具了，我关切的，是茶壶脚下的文化土壤，是茶壶背后的世道人心。”
读来的确如此。《江南器物志》背后，处处印证着这样的世道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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