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在当代文学领域，耗时二十年多年打磨一部多卷本长篇小说本身就是对文学初心的坚守，柳建伟的《钱塘两岸》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以钱塘江两岸为舞台，横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至1955年浙江全境解放的关键历史时期，它既是作者本人对“中国版《战争与和平》”宏愿的践行，也是一次为特定地域书写社会史的尝试。202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钱塘两岸》第一卷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引发文学界与读者的广泛关注。
《钱塘两岸·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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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柳建伟 著
出版时间：2025年09月
作为曾凭借《英雄时代》斩获茅盾文学奖、作品多次入选国家级文学典藏的作家，柳建伟将目光聚焦浙江并非偶然。四十年前他萌发创作百万字长篇的念头，之后与谢晋导演合作结缘浙江，三十余次深入钱塘两岸进行田野调查，他用缘由与缘分诠释了《钱塘两岸》的诞生。在柳建伟眼中，钱塘江不仅是地理界限，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影，一条江、一座桥的命运起伏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抗争与变迁。写就《钱塘两岸》，柳建伟并非简单复刻正史，而是挖掘正史之外的心灵史，让那些曾经挣扎在历史洪流中的普通人成为故事的主角。
柳建伟
“作家写什么样的作品，一是要讲缘由，二是要靠缘分。”在谈及《钱塘两岸》的创作起点时，柳建伟的这句话道尽了这部作品的酝酿过程。
早在二十刚出头的年纪，柳建伟第一次读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便萌发了一个念头，这辈子写一部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这种长度超过百万字，出场人物超过一百个的小说。这种念头并非一时冲动，是柳建伟对文学记录时代功能的早期认知，彼时的他已初步了解中国近现代战争史，深知唯有体量足够大的作品才能承载一个民族的复杂记忆。
为了实现这个宏愿，柳建伟用了四十年时间做准备，他很清楚想做成一件大事是极其艰难的，选择从两个维度夯实基础。第一是补全文学功力，柳建伟到北京攻读了六年文学，先后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系统学习，获益良多；第二是深耕历史认知，柳建伟不仅通读二十世纪中外正史、野史，还以纪实文学为载体，亲身实践对战争史的理解。1992年至1995年，柳建伟写出了《红太阳白太阳：第二次国共合作启示录》《日出东方：红一方面军征战纪实》等作品。他表示“这几本书写下来，我对中国军阀混战、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阶段都有了全面的认识，算是对这些战争史有了一定的发言权。我深知只有以上两方面的准备是无法写战争小说的，无法写我心里想写的战争小说。”
真正让《钱塘两岸》这部中国版战争史诗落地的，还有关一场突如其来的缘分。
年轻时候柳建伟曾在电影厂供职二十多年，期间写了几十部电影剧本，有不少电影作品在国内外获得奖项。谈及剧本的创作，柳建伟表示剧本也是一种独立的大型文学体裁，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在创作规律。电影的年龄也不小了，有一百二十多岁，剧本是在文学和戏剧影响下形成的文体，文学是电影剧本之母，剧本和小说的相同处有不少，都是表现人类生活的，不同处在于剧本更强调戏剧冲突。丰富的影视创作经历使得2006年春天浙江绍兴上虞籍导演谢晋找到柳建伟，邀请他担任讲述钱塘江大桥1937年传奇历史的影片编剧。
这是一次很难得的合作机会，为了写好剧本，两年多时间里柳建伟去了浙江近二十次，就在电影筹拍之际，85岁的谢晋导演离世，合作的可能戛然而止。“这十多次浙江行，让我了解了浙江，发现了浙江在抗战十四年中的独一无二和与众不同。”柳建伟回忆道，他发现1937年至1945年的浙江，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既有日军未涉足的区域，又有隔江对峙的焦灼，还有共产党力量的崛起。
“一条江，一座命运奇特的大桥，大江南北两岸八年的变迁，不正是中国十四年抗战的最典型呈现吗？”柳建伟表示。
更让他确定“舞台选对了”的是浙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特殊性。“1955年，随着解放军打下一江山岛后，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离，浙江才算全境解放。”翻阅资料他甚至发现1954年蒋介石还带着蒋经国在舟山的小岛上眺望宁波奉化溪口，要说哪个省份的解放战争最有代表性，也是非浙江莫属。于是在2010年前后，柳建伟决定将这部酝酿多年的战争小说放在钱塘江两岸的舞台上，此后十多年他又为这部作品十几次奔赴浙江，让写作的宏愿终于有了扎根的土壤。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其实是点中了文学的要害和本质。柳建伟表示。
在柳建伟的创作理念里，《钱塘两岸》的核心不是复述正史，而是写一部钱塘两岸十几年的秘史。他眼中的秘史既非正史的刻板记录，也非野史的八卦猎奇，是作家基于社会历史的真实情况，基于自己的独立思想虚构、创作出来的，是打着作家个人鲜明印记的种群的心灵史。这种认知贯穿了整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尤其体现在人物塑造与历史真实的处理上。
在《钱塘两岸》人物设置上，柳建伟塑造了陈剑峰、叶紫烟、谢若水等众多来自不同家族、不同政治阵营的角色，甚至包括日本间谍田中信男这样的侵略者形象，但他刻意避开了茅以升、黄绍竑等真实历史人物的直接出场。“把重要的历史人物强行和虚构的人物放在一起，一不严肃，二不严谨，会让读者产生错觉。”柳建伟解释道，像《战争与和平》中库图佐夫等历史人物的出场段落并不是小说的重要段落，库图佐夫等不出场，一点不会损伤这部作品，反而对历史人物蜻蜓点水写一笔，很可能破坏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柳建伟更认可《三国演义》的处理方式：“一部作品主要是写历史真实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的，作者在里面加上一两个合适的虚构人物，让作品活泛起来，增加些色彩，这样当然是可以的。”
《钱塘两岸》中虚构的主要人物也并非凭空想象，柳建伟遵循鲁迅的创作方法：从不同的真实人物取一些特点，结合起来，放到书中某一个人物身上。
他举例说，核心人物陈剑峰是当年无数青年军人的代表，谢若水和叶紫烟能从她们身上看到当年浙江中年和青年女子的某些特点，日本间谍田中信男的原型更多，历史上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大都是田中这种人。值得注意的是，柳建伟拒绝对反面人物进行“漫画化”处理，这种复杂性让小说中的人物更贴近历史真实中的普通人。
在平衡历史与虚构的关系上柳建伟有自己的准则，他表示，大事件要经得起查证，个人的人生际遇则大都是自由虚构出来。他并不否认正史的价值，但同时指出所谓正史，也是由作为个体的人通过个人的取舍选择下笔记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和文学作品没太大区别。这种认知让柳建伟在创作《钱塘两岸》时既能扎根历史土壤，又同时拥有文学创作的自由。比如钱塘江大桥的命运，从1930年代修建时挨炸到抗战中自毁，再到解放后修复，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符合历史真实。小说人物从保卫大桥到参与炸桥，再到解放后负责大桥外围安全的人生轨迹，则是文学虚构的产物，柳建伟表示：“大桥的命运轨迹，其实也是主人公的命运轨迹。”
这种以秘史为魂的创作也让作品整体跳出了史诗必须依赖历史人物的误区，“《红楼梦》写的什么朝代，作者都不直接讲，里面的王爷也都是虚构的，这一点都不影响它的真实性和史诗品质。”柳建伟表示，《钱塘两岸》的史诗性不在于是否有真实历史人物出场，在于能否文学性极高地描画出一个地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就像法国十九世纪文学塑造了法兰西的精神气质一样，他希望这部作品能让读者感受到钱塘两岸的独特灵魂。
钱塘江传说作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在《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中早有记载，其中如“钱王射潮”等故事更是家喻户晓。柳建伟巧妙地将这些传说融入作品的背景叙述中，为小说增添了浓郁的地域文化底蕴，让读者在感受历史沧桑的同时领略到钱塘江地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十九世纪末开始，钱塘两岸在中国地域整体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民国时期涌现出无数国学、文学大师，柳建伟深入挖掘了钱塘江地区的历史名人故事，像胡雪岩、龚自珍、郁达夫、钱学森、夏衍等曾在钱塘江边居住过的名人，他们的生平事迹与精神气质也在书中有所映射，尽管没有直接出场，但他们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精神成为了书中人物成长与抉择的隐形土壤。因此，读者也可以将《钱塘两岸》看作一部宏大的地域传记。
“一个重要区域的重要历史时期，如果没有多部体量足够大的长篇小说写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的秘史，是件让人特别遗憾的事情。”柳建伟没有看到一部体量较大的长篇小说来写这个时期的钱塘两岸，这也成为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另一个动力：“我希望我的这部《钱塘两岸》是抛出的一块砖，能引出中国文坛的高手，为这个地方打造出几块美玉。”
为了写好这片土地，柳建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作为非浙江人，他用实地走访与文献研读的方式让自己成为熟悉浙江的人。柳建伟专程去浙江三十来次，加上其他事务，累计去了四十次以上，几乎在浙江生活了小半年。筹备与写作期间他读了三四百本关于浙江的书，为了写好天目山、莫干山的夏天，柳建伟专程去两地感受浙北的湿热。他甚至为了安排陈家的老家跑遍钱塘两岸，两次去上虞，只为找到一个抗战期间不沦陷、离日军不远、能去四明山游击区、有河流入钱塘江的地方。为了写好“霉千张”这道故事里的小菜，柳建伟特意去五个地方亲口品尝。这些细节的积累让《钱塘两岸》充满了地域的鲜活气息。柳建伟记得，他曾见过浙东游击纵队当年发行的十元面值纸币，这纸币表明浙东游击纵队对四明山进行了十分有效的管理，他还发现浙东游击纵队在上虞办过小型卷烟厂，这些独特的细节也成为《钱塘两岸》地域特色的重要支撑。
“小说，是讲究写细节的，找到了很多好的细节，你就能写这个地方了。不过我虽然到过钱塘两岸多次，却毕竟没有长期在那里生活过，想写好那里，是比较困难的。如果有读者，特别是长期生活在钱塘江两岸的读者，愿意帮我把这部书写得更完善些，我当然求之不得。”柳建伟说。
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这样一部为地域立传的长篇小说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柳建伟注意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的多数作家写小说不敢用真地名了，他在《英雄时代》中就曾因担心对号入座给成都起了“西平”这个虚构的地名，这件事让他后悔很久。在《钱塘两岸》中柳建伟打破这种顾虑，“镇以上的地方，我都用了真实的地名，”他表示。这种对真实地域的尊重让作品更有代入感，也为地域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一种思路。
柳建伟不仅关注历史上的钱塘两岸，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当代，他表示：“近几十年的浙江对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一九九八年第一次到的浙江，那时我就从机场高速路边上的民房看出了这里的与众不同。这二三十年钱塘两岸肯定是中国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这片神奇的土地正在引领中国的发展，等过个几年，我真想再写写当代的钱塘两岸。”
从历史到当代，从秘史到现实，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不仅能记录一个地域的过去，还能映照它的现在与未来，对于这部耗时二十年的作品，柳建伟的期待很纯粹：“现在我的目标很小，只是希望按照我的构思，早点把这部作品写完。”至于它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更愿意交给读者。
“《钱塘两岸》是我从文四十余年最为看重、耗费心力最多的一部作品，希望它能够被广大的读者认可和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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