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谈论起敦煌,脑海中往往浮现出莫高窟的飞天壁画与千年佛龛,而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的《大敦煌》,却以一场“视觉与认知的双重远征”打破了这一固有印象。这部由资深摄影师孙志军历时四十余年实地拍摄、精心编撰的著作,以时空地理为核心视角,通过312页精装篇幅、涵盖3万平方公里拍摄范围的影像资料,将敦煌从石窟艺术的代名词还原为“生态-文化复合系统”的鲜活样本。
《大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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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孙志军 著,王瑞智 编
出版时间:2025年07月
不同于以往聚焦壁画与经卷的微观解读,翻开《大敦煌》书页,读者可以从祁连山冰川融水的源流出发,串联起戈壁、沙漠、古城、烽燧的全域风貌,通过自然与人文的双向对话,探索敦煌成为文明交汇地的根本逻辑。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专业研究者,在书中既看到沙尘暴裹挟罗布泊盐壳地的震撼现场,也能读懂汉代简牍与现代地貌的时空呼应,真正实现了“以地理为骨、以历史为魂、以影像为媒”的立体呈现。
“市面上大多数关于敦煌主题的书籍,其焦点集中于莫高窟的艺术瑰宝,而《大敦煌》则致力于呈现一个更完整、更立体的敦煌。以敦煌这座城及其所在的广阔天地为核心,我们从宏观的地理环境切入,追溯祁连山冰川融水如何滋养出丝绸之路上的绿洲,并系统地展现了戈壁、沙漠、雅丹、古城、烽燧等构成的全域风貌。”《大敦煌》责编王柳润、许泽邦在接受百道网专访时表示,在策划之初,编辑团队就明确了《大敦煌》要走的差异化路径,这种认知源于对敦煌发展逻辑的深刻洞察:祁连山的冰川融水孕育了党河,党河滋养出绿洲,绿洲又成为丝绸之路的天然枢纽,地理的连贯性决定了敦煌不能被切割为孤立的艺术景点。
为了呈现这种全域性,《大敦煌》全书采用“宏观切入+微观印证”的叙事结构,开篇即以航拍镜头展现祁连山透明梦柯冰川的壮阔,随后追踪党河从源头到终端湖哈拉诺尔的完整轨迹,让读者直观理解“水是敦煌的生命线”这一核心主旨。这种以地理为线索的编排,改变了传统敦煌书籍按朝代或艺术风格分类的碎片化模式,弥补了以往敦煌研究中偏重艺术或历史而忽略地理基础的不足。
作为知名敦煌研究专家、摄影家,孙志军四十余年的田野考察影像是实现《大敦煌》新视角突破的关键支撑。他曾经深入无人区拍摄沙门坎遗址,清晰呈现出库姆塔格沙漠与南湖绿洲仅隔两道沙梁的地理格局,为读者直观解释阳关为何成为丝路南道的“天然门槛”。多坝沟胡杨林照片底下标注的“汉代丝路南道由此向北与北道会合”考证,则让自然景观与历史交通线形成紧密呼应。
“孙志军先生积累的影像,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敦煌最直观、最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作为责编,我的工作是在尊重其田野视角的独特性和纪实性的基础上,为这些丰富的影像构建一个清晰的学术叙事框架,使其不再是孤立的艺术品,而成为叙事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责编强调,书中大量高空俯瞰视角,正是为了让读者跳出游客的平视角度,看懂敦煌的空间逻辑。这种视角转换带来的认知升级尤为显著:传统书籍中孤单苍凉的玉门关,在《大敦煌》组图中被还原为周边有水系、有生态小区的完整军事聚落;汉长城烽燧的照片旁特意标注了“墙体含芦苇层”的细节,解释古人如何利用当地材料适应戈壁环境。正如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补上了敦煌知识的第三维度——景观文本,让我们终于能从大地如何孕育文明的角度理解敦煌。”
“既要保证学术严谨性,又不能让普通读者望而却步,这是编辑过程中最大的挑战。”责编坦言,《大敦煌》全书涉及了地理数据、简牍史料、石窟考古等多领域知识,如何平衡深度与可读性,是团队反复打磨的重点。
为确保内容权威,《大敦煌》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内容核查机制。责编介绍,孙志军作为敦煌研究院的资深专家,其四十余年的现场工作经验和研究院的专业背景,为编辑团队提供了最核心的研究方法与资料保障,其所提供的一手影像和地理信息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同时,对于涉及的专业领域,在编辑过程中团队严格执行交叉核实。例如,书中引用汉代简牍资料时,不仅咨询简牍博物馆的权威专家,更逐条核对博物馆公布的原始文献和学术释文,确保解读的准确性。又如“敦煌市地貌类型示意图”等专业图表,编辑团队则直接溯源至《敦煌市志》,并明确标注了引用版本,做到有据可查。
采访中,责编表示:“对于所有冷门或专业的史料与数据,编辑原则是尽可能溯源至第一手的权威官方文献或机构,并通过领域内的专家进行二次审核,以此构建内容的双重保险,最大限度避免讹误,保障学术严谨性。”
在通俗化表达上,《大敦煌》采取了“视觉化+故事化”的双重策略。如“河西走廊地形”这样的专业概念,在书中没有直接的堆砌文字,而是通过分层地形图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并以不同颜色标注绿洲、沙漠、山脉分布,配合“敦煌位于走廊最西端,是中原与西域的咽喉”的通俗解释,让复杂地理关系瞬间清晰。又如马达汉1907年考察日记的节选,则以“商业街里汉人、蒙古人混杂”的生动描写,让清末敦煌的市井风貌跃然纸上。
作为兼具学术性的著作,《大敦煌》在文字叙述上避免了过度学术化表述,对专业术语加以通俗的解释。如书中解释“覆斗顶”时,不仅配了莫高窟第254窟的剖面图,还标注“中国木结构建筑最早的木斗拱实物”的生动表述;介绍“经变画”时,先以“将佛经故事绘制成连环画”的通俗定义引入,再展示第217窟《观无量寿经变》的细节,让读者从“看热闹”过渡到“看门道”。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即使是对敦煌一无所知的读者也能顺着“地理环境—历史事件—艺术呈现”的逻辑链条,逐步深入理解内容。
书中荒原胡杨vs古城遗址、古代壁画vs现代地貌的编排别有趣味,成为拉近读者与历史距离的巧妙设计。责编表示:“这种古今对比的视觉编排,核心意图在于引导读者直观感受敦煌在时间维度上的流动与变迁。我们并非仅仅追求形式上的并置,而是希望通过古代壁画与今日地貌、历史遗迹与自然生命的对话,揭示敦煌跨越千年的发展进程与演变痕迹。这种手法旨在为读者提供一个时空透镜,使其不仅能看见敦煌的过去与现在,更能思考其间的传承与变化,从而在更宏大的时空坐标下理解敦煌文明的延续性与动态性。”
敦煌文化的当代传播不能只停留在怀旧,更要展现其生命力。《大敦煌》的价值不仅在于梳理历史,更在于为文化传承提供思路。书中除了传统的历史地理内容,还特意收录了敦煌百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沙山水”型酒店等现代元素,展现古老敦煌与现代文明的对话。这种“活态传承”的理念也体现在本书对双向结构的强调,自然塑造了敦煌,人类也在重塑敦煌,一本《大敦煌》在图文叙述中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千年思考。
“《大敦煌》面向对敦煌文化、历史、地理及摄影艺术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与专业研究者,希望读者通过图文并茂的内容,感受到敦煌的自然壮美与人文深厚,理解其作为文明交汇点的独特价值”,责编说。
谈及出版行业如何助力敦煌传播,责编提出跨媒介、分层次的思路。“我们正在规划‘三耳兔’书系,以丝绸之路为线索,推出针对青少年的普及读本和面向国际的多语种版本。”他认为,敦煌作为世界文明交汇地,其故事需要更多元的载体,除了书籍,敦煌文化还可结合虚拟现实技术还原丝路古道,或联合博物馆推出影像特展,书中那些难以在现场看到的无人区遗址、冰川全貌照片,正是未来数字展览的核心素材。
在文化保护与商业化的平衡上,《大敦煌》也为敦煌文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启示,守住“地理本质”——即文化扎根于土壤的根,任何传播都应建立在对敦煌自然与人文逻辑的理解之上,否则就易沦为符号的堆砌。正如孙志军在后记中所言:“我的爱都在这本书里”。从莫高窟的开凿到现代敦煌的发展,从冰川融水到文明交融,《大敦煌》用影像与文字构建了一个立体敦煌,这份跨越四十余年的坚守,让千年敦煌成为触手可及的文明现场,也为当代文化传播写下了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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