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4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讲师刘岩完成《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第二版翻译，彼时距离他2015年启动第一版翻译已过去近十年。这十年间，刘岩从博士研究生成长为深耕史前考古的学者，而这部由英国考古学家霍德撰写的著作也从最初的理论引介，逐渐成为连接中西方考古学思维、甚至映照当代社会的重要桥梁。
《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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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英]伊恩·霍德 著
译者：刘岩
出版时间：2025年03月
《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后文简称《纠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打破了传统考古学透物见人的工具性视角，将人与物的关系置于哲学思辨与具体实践的交叉点上。霍德以“纠缠”为核心，构建了一套解释人与物、物与物如何相互依附、相互塑造的理论框架，小到史前玉器的制作，大到当代智能手机的依赖，都能纳入这一分析体系。刘岩的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场跨越学科、时空的理论对话，从术语的反复斟酌到理论的本土化实践，从第一版对物质纠缠的侧重到第二版对观念、权力等维度的拓展，这部译作本身就成为了“纠缠”理论的生动注脚。
采访中刘岩表示，回顾考古学史，考古材料自身和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为我们提供了有迹可循且相对确定的认识角度，而《纠缠》几乎对当代考古学家认识过去的知识体系进行了一次全景式扫描，从知识史、学术史和学科本身的角度为我们进行学术理论构建乃至提出自己的“纠缠理论”提供了可借鉴的素材。
刘岩
翻译的十年，亦是刘岩用考古实践反哺理论理解的十年，从博士论文到博士后研究，刘岩对《纠缠》的翻译始终与实地考古、理论应用同步推进，这种“翻译-研究-再翻译”的循环，让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成为理论生长的见证。
理论认知的深化是最直接的反哺，最初，学界对霍德纠缠理论存在标签化德解读，有人认为它强调物质材料的科学分析与功能研究，是向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程考古学的回归；也有人因其消除人与物二元对立，将其归为后过程考古学的新进展。刘岩通过研究发现这种非此即彼的划分并不准确，他在第二版译后记中指出，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并非完全对立，后者是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视角拓展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人文视角，而科学分析、功能主义思想则是两者皆有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刘岩敏锐地捕捉到纠缠理论的独特性——“强调人-物纠缠的普遍性、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性、具体纠缠的特殊性，以及物质、社会、文化和系统复杂性”，这使其成为考古学理论构建的典范，并成为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高层理论。这种认知让刘岩在第二版翻译中更精准地传达出纠缠理论的边界与张力。
实践案例的积累则让刘岩的翻译更具现场感，他曾参与土耳其恰塔霍裕克遗址的发掘，这处被霍德用作理论核心案例的遗址让他对书中“房屋象征”“割头仪式”等考古案例有了切身理解，这种沉浸式体验让刘岩在翻译相关章节时能更精准地传递出“日常生活、仪式生活与宗教生活在恰塔霍裕克房屋中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一核心意涵。
刘岩在采访中表示：“霍德教授之所以能够以土耳其恰塔霍裕克遗址作为纠缠理论的典型案例，是因为他对该遗址发掘和研究了近三十年。霍德教授采用了高精度发掘与多学科研究，积累了丰富详实的资料，对遗物的功能、理化性质、共存关系、时空背景等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对纠缠关系的建构是以这些实证研究为基础的，这一点同中国考古学的传统一致。”
在应用纠缠理论研究内蒙古哈民忙哈遗址时，刘岩发现霍德第一版对“物”的过度强调存在局限：“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受到观念的纠缠，如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等。”为此，刘岩引入惯习理论和灵性本体论，讨论人同社会规范、观念的关系，并结合聚合体理论（强调事物联系的运动与生成性）解释社会变化。这一改造得到霍德的认可。在《纠缠》第二版中，霍德专门在第一章加入“人同观念等抽象事物之间的纠缠”（尽管认为其程度更弱），并在第五章增加了“人与人在权力、不平等、贫困、情感纠葛等方面的纠缠关系”的讨论。刘岩表示，这并非他的贡献，而是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新理论的影响，看到了这些新理论具备可以让纠缠理论更加完备的潜力。
翻译一部兼具哲学与考古学内涵的著作，最棘手的莫过于让抽象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落地生根，刘岩在处理《纠缠》中“entanglement”“dependency”等核心术语时经历了一场场理论与语言的双重博弈。
“最大的难点是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让不同领域的读者都能够理解”，刘岩的表述道破了跨学科翻译的核心挑战。以书名关键词“entanglement”为例，他最初倾向于“纠葛”或“纠结”，这与刘岩当时将其归入后过程考古学的理解有关。后过程考古学强调人类主体的能动性与主观感受，“纠葛”“纠结”更贴近这种对人主观世界的描述。随着研究深入，刘岩发现霍德的纠缠理论与后过程考古学存在显著差异，人类主体的意义世界与能动性是被弱化甚至批判的，而entanglement在英戈尔德、凯伦・巴拉德等学者的理论及量子力学语境中早已被译为“纠缠”。这一发现让他最终选择“纠缠”，既呼应了相关学科的译法，也更精准地体现了人与物之间非主观且更具普遍性的相互牵绊。
“dependency”的翻译同样充满考量。这个词在原文中特指“消极的、负面的依赖关系”，比如庄稼或家畜让人不得不从事更多的劳动，而后者对前者的照顾也让前者无法回到野外生存。刘岩曾想过译为“负面的依赖关系”，但因它常与dependence同时出现，这种译法会显得冗余。最终刘岩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依附”一词，巧妙传达出人与物之间的不平等——一方会限制另一方，且这种“依附”并非仅指经济层面，还涵盖生存、政治、认知等多个维度。
最能体现翻译创造性转化的当属“assemblage”。在考古学语境中它通常指房屋、墓葬等遗迹单位中共出的各种器物，即器物组合；但在德勒兹的哲学语境中，其源自法语“agencement”，意为形成装置的组装过程。刘岩意识到直接采用哲学界“装置”“装配”的译法会带来误导，过于现代，给人一种用来形容机器的感觉，且原文是以名词形式出现。经过反复推敲，他将其译为“聚合体”，既保留了各类事物聚合成一个整体的过程这一核心含义，又避免了“装配”所带有的以人为中心的暗示，更贴合纠缠理论中物自身的运动与纠缠的内涵。
这些术语的翻译过程本质上是对霍德理论的深度再理解，刘岩对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概念直接采纳相关学科中译本对这些概念的译法，对存在争议的概念请教了相关领域的学者，并在书中给出了注释，这种严谨不仅让术语活了起来，更让中国读者得以透过语言壁垒，触摸到纠缠理论的核心肌理。
一部考古学理论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解释过去，更在于映照当下。霍德在《纠缠》序言中表示自己不用智能手机长达十年之久，他借用智能手机依赖揭示当代的物质纠缠，而刘岩与学生的讨论则让这部著作从史前遗址延伸到疫情、内卷等现实议题，展现出古今相通的“纠缠”本质。霍德在书中提出的路径依赖让刘岩深受触动：“时间上先发生的事件会影响后面的事件。”这一视角在古今对比中尤为鲜明。
刘岩在读书会中与学生发现，从古代的贫困陷阱到当代的内卷，人类始终被相似的纠缠网络裹挟。霍德在书中指出：“对一个地方行使所有权与掌控权的是社会上层，但对这个地方依赖与依恋程度最高的是通过劳动缔造社会的社会下层。社会上层可以选择离开去新地方生活，但社会下层因为缺少资源、知识和技能不得不继续受到故土的羁绊。”这与当代疲于生计的人很难随时出去旅游的现实形成呼应，也印证了刘岩的判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被一张张巨大的纠缠关系网所包裹和裹挟，在享受商业与科技带给人们的便捷生活的同时，也被它们所反噬。”
这种古今共鸣让《纠缠》超越了专业著作的范畴，成为一种认识周围世界、反思现实生活的工具。刘岩带着学生分析电脑、智能手机、交通工具，乃至互联网、社交网络、大数据推送、消费主义，发现这些现代产物与史前的庄稼、家畜、房屋本质相似，这些物质都在提供便利的同时形成新的依附。正如书中所言，这种纠缠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世界。德国社会学家罗萨提出的“同这个不完全被人掌控的纠缠世界和谐共鸣”，恰是应对之道。
对于中国考古学而言，《纠缠》的引入更具长远意义。刘岩指出，中国考古学以往对理论的探讨相对较少，而这本书除了系统阐述纠缠理论这个新视角外，还对当下主要的考古学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为学界提供了重要参考。更重要的是它启发国内构建本土理论：“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天人合一’‘三才之道’等有关人与世界关系的思想，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该如何系统提炼出可以应用到考古材料上的概念。”
从史前玉器的原料流转到当代智能手机的信息推送，从恰塔霍裕克的层层房屋到现代社会的内卷网络，《纠缠》所揭示的，正是人与万物永恒的相互塑造。刘岩用十年翻译让这部著作在中国落地，让国内的读者重新认识“纠缠”这一既有专业性又富哲学性的理论，在无法摆脱的网络中通过找到更具智慧的相处之道。“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摆脱物质纠缠，但依然可以不断尝试，改变以往严重依赖技术的方式，从纠缠关系的长时段链条中汲取智慧，多一些智慧，少一些匠气。”
刘岩表示，或许就是这部著作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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