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广袤的新疆大地上，孕育着一种洁白而坚韧的生命——新疆棉花。
然而，围绕棉花的故事，远非田园牧歌般单一。它曾是古老商贸通道上的珍贵物产，是新中国屯垦戍边壮举的见证者，是科技兴农、机械轰鸣下效率革命的亲历者。它承载着丰收的喜悦，也无可避免地卷入现代国际风云的激荡。赞誉与误解，需求与博弈，都曾试图为这洁白的云朵涂抹上不同的色彩。
新书《新疆棉花传》展现了新疆棉花从丝路古道传入到现代棉田的发展历程，也是首部新疆植棉业真实劳作全景录。作者任茂谷耗费三年时光，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昆仑脚下的棉产区，搜集第一手资料，细致梳理了棉花产业的现代化转型轨迹，为洞悉新疆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打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视角。
翻开这本书，你将触摸到的，不仅是棉绒的温暖，更是新疆大地的温度，是无数双手创造价值的印记，是一个民族产业在挑战中砥砺前行、在阳光下绽放光彩的动人传奇。
1950年4月7日傍晚，一位身材瘦削的年轻人坐着牛车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沙井子。四年前，他怀着学业报国的志向，考入浙江大学农艺专业，在隆隆炮声中结束了大四的上学期。下学期开学后，整个时代都变了。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在满目疮痍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为那个时代凤毛麟角的大学毕业生，到处都是他的用武之地。毕业后去哪里，干什么工作，他拥有充分的选择权。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去哪里不重要，待遇是否优渥也不重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建功立业，才是最好的选择。恰在此时，他接到去新疆参加农业大开发的召唤，毫不犹豫报了名。
出发之前，他做好了吃苦流汗的心理准备，走了一个月零七天，到了最后的目的地，一颗心滚落在地窝子的泥土里。没有太多的失望，但嘴里的腥咸味让他难受。就这样，他接受了走出校门的第一个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一兵团二军五师十四团沙井子农业试验场负责人。
从此，沙井子多了一个头戴大草帽、背着大水壶、举止文雅的年轻人。大部队平整土地，建成水渠，陈顺理在规划的试验场种植水稻、小麦，还有几十亩陆地棉，在种植中研究土壤特性、品种适应性、丰产性、特异性等一系列课题，同时给大田生产做技术指导。到底是农艺专业的大学生，生产中的水肥配比、病虫害防治等常见问题，在他手里就能轻易解决，沙井子垦区连续三年获得较好的收成。
1953年初，农业部给沙井子农业试验场寄来一斤苏联产的长绒棉“来德福阿金”种子，要求试种。陈顺理收到这些珍贵的种子，就像沙海里要长出白金一样，心情激动，又感到责任重大。长绒棉原产于美国东南沿海及附近岛屿，称为海岛棉，因纤维细长，人们习惯叫它长绒棉。与陆地棉相比，其棉铃较小，单铃籽棉重3克左右，衣分30％—35％，纤维长33—45毫米，细度细，强力好，用于纺织高档棉织品，商业价值高。野生海岛棉是多年生小乔木，栽培海岛棉多为一年生亚灌木，植株高大，生育期长，成熟晚，对土壤和大气湿度敏感度强，分布在阳光强烈、降雨量少的灌溉棉区。由于生长条件要求高，主要种植区只有埃及、美国、苏丹、苏联、秘鲁等国家和地区。
这个年轻人叫陈顺理，1923年生于湖南长沙，1946年考入浙江大学，毕业后告别了锦绣江南，意气风发来到新疆。长途奔波的劳累，使他顾不得情绪波动，吃饱肚子，一头倒在地窝子的炕上沉沉睡去。第二天，陈顺理第一次沐浴在这片沙土地的晨光里。团长来看他，给他介绍刚刚加入的这支部队。十四团的前身是八路军三五九旅七一八团，长征路上的绝对主力，抗日战场的杀敌尖刀，南泥湾开荒、保卫延安，干部战士个个身经百战、九死一生。去年，也就是1949年的冬天，这支部队进驻沙井子，在寒冬里开荒造田。进驻后的第一个春天刚刚到来，大片新开垦的土地迎来播种。
中国从20世纪初开始引进长绒棉，最早在海南岛试种，后来在云南开远棉场试种。过了一些年，在全国选取气候适宜的多个省多点引入一年生长期的长绒棉试种。因为生态环境不适合，虫害严重，其他地区都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种植，只有新疆吐鲁番的气候适合长绒棉生长。吐鲁番地区土地资源有限，葡萄、哈密瓜等传统经济作物种植多、产值高，占用了大部分耕地，长绒棉的种植面积不多，产量不足，国内纺织需要的长绒棉主要依靠进口。
农业部把长绒棉种子寄到沙井子，意味着想在吐鲁番之外开辟新的长绒棉种植区。如果沙井子试种成功，整个塔里木盆地气候条件相近的地区都能种植，前景广阔，意义不言而喻。这样一副担子，落到了走出校门刚三年的陈顺理肩上，分量着实不轻。不过，农业部知道试种的难度，只把种子寄来，没有提出硬性目标，成功与失败取决于客观和主观的诸多因素，没有要求他必须成功。
然而，陈顺理不是这样想的。他身处塔里木盆地，负责一个试验场，热切地想为国家建功立业。手拿这份珍贵的种子，他反复掂量。长绒棉生长一般要求无霜期达200天左右，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日照时间长，阳光充足，积温高，昼夜温差大，雨量稀少，气候干燥，属于典型的绿洲灌溉农业，无霜期200—220天，加上盆地的增温效应。陈顺理认为，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能够满足长绒棉的生长。横向比较，每年4—10月，阿克苏地区的平均气温，与埃及和苏联的乌兹别克长绒棉种植区基本接近。植棉界人士过去认为塔里木盆地的土壤、水文条件不适合种植长绒棉。陈顺理通过比较分析，坚信可以种植长绒棉，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一定能打破“南疆种不出长绒棉”的魔咒。
第一年播种，出苗基本正常，陈顺理对田间管理格外用心。遗憾的是，这种从苏联直接引进的种子，还不能完全适应沙井子的地理环境，等到秋天，试种基本成功，收获了20多公斤籽棉，产量不理想，纤维质量也达不到国外长绒棉的标准。虽然试种不成功，但由此开始了世界上北纬地区最北的长绒棉种植历史。陈顺理根据这一年的实践，撰写了探讨南疆长绒棉种植发展的第一篇论文。
1954年春天，新一年的播种开始，陈顺理反复梳理前一年的做法，总结经验，克服不足，满怀希望，把从收获棉籽中挑选出的合格种子播进地里，每天观察研究，全部心思扑在这些棉花上。播种、施肥、浇水、中耕、整枝、打顶，又一年秋天到了，棉桃吐絮，远远望去，白花花一派喜人景象。从9月下旬开始，陈顺理亲手采棉，一茬一茬地分别存放，等到最后采拾完毕，洁白的长绒棉堆成一座小山。算下来，籽棉平均亩产98公斤。长绒棉比陆地棉单桃轻2克左右，单论产量，这已是不错的水平。相比国外长绒棉种植区的亩产水平，算得上是丰收了。纤维内在质量检测的多项指标基本达标，在上海的棉纺厂试纺，受到好评。这一喜讯振奋人心，阿克苏垦区的人们对种植长绒棉有了信心。然而，基本达标不等于达到理想数值，陈顺理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经过两年实践，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是农业试验场，能不能培育中国自己的长绒棉品种呢？
1955年，沙井子农业试验场引进了苏联的另一个长绒棉品种“2依3”。陈顺理从棉苗整枝就开始选择优良植株，用红线绳做记号，观察记录每一个生长期的表现特征，逐渐优胜劣汰。到了9月，棉桃开始吐絮，没有被淘汰、依然绑有红绳的棉株，成为留种目标。
有一天，他在做新一轮优选观察时，意外发现了一棵“天然杂交变异株”。陈顺理头脑中划过一道闪电，这是真的吗？他抓住这株棉花，仔细观看，确认无疑。这株棉花与其他的不同，主干粗壮，侧枝较短，之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转而想，几万株棉花，就算整天待在地里，也不可能辨认出每一株啊。
这一棵变异株，如同大地的恩赐，出现在陈顺理的眼前。他像接生了一个大宝贝，从上到下，把每一根枝条、每一个棉桃都看了个遍。绑了两道红绳做标记，又看了半天，直到天色变暗，才走出棉田，回到地窝子。10月初，天气转凉，秋色渐浓，陈顺理才把这棵变异株整株拔起拿回地窝子，又放了几天，看够了，才把11个棉桃摘下来，放入一只盒子。
11个变异棉桃，收获棉籽500余粒，成为陈顺理培育杂交新品种的种源。由此起步，他开始了艰难的育种和系统选优。试种、选育、提纯，年复一年，枯燥孤独的研究，总是不能如愿。种子的成功才能有种植的成功，陈顺理在枯燥和孤独中，担负着国家的希望，那是一种无形动力，也是巨大的压力。他在沙井子生活了几年，本来就瘦，还晒得特别黑，一个又瘦又黑的身躯，坚硬地挺立着，成为一个孤勇者。他没有觉得多么苦，而是从内心感激国家的支持。那些年，沙井子又从苏联引进了20余个长绒棉品种，作为择优推广和育种的材料。经过4年的持续选优，1959年，陈顺理培育出了适合当地种植的长绒棉新品种，将其命名为“胜利1号”。
中国自行培育的第一个长绒棉品种诞生了。可是，这个取名为“胜利”的种子，种出的长绒棉还不能标志着完全胜利。“胜利1号”的早熟性优于苏联品种，但纤维长度和强度不达标，还不能大面积推广种植。
一个棉花新品种从选育到成熟推广，一般需要10年，陈顺理用4年的时间，实现了零的突破，怎么说也是一项重大成就。可是不能形成规模推广种植，他像看着身体有残疾的孩子，既爱又痛，心凉了好一阵，振作精神，从头再来。
1967年，经过8年的杂交选育，陈顺理培育出早熟丰产的新品种“军海1号”，经过测试，“军海1号”达到优质长绒棉的所有指标。“军海”代表了这个新棉种的出身，“军”字代表着由军队转变而来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海”代表棉属为海岛棉。
“军海1号”是中国长绒棉育种的重大突破，早熟，高产，纤维的品质可以与享誉世界的埃及长绒棉媲美。新品种在塔里木盆地得以推广，团场和当地农村的棉农争相种植。1968年，种植面积达30多万亩。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直是塔里木盆地长绒棉的主栽品种。吐鲁番因为产业结构调整，不再种植长绒棉之后，南疆成为我国唯一的长绒棉产区。陈顺理在培育新品种的同时，培养出一大批植棉技术骨干人才。鉴于他在长绒棉育种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和突出成就，兵团给予他“中国长绒棉之父”的崇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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