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的宦官》| 万有引力新书

内容简介

奥斯曼帝国研究权威简·海瑟薇教授学术巨著。

首部讲述奥斯曼帝国宦官历史的硬核佳作。

17—19世纪的三百多年里，奥斯曼帝国的黑人太监完成从非洲奴隶到后宫宦官首领的身份转变，成为帝国后宫乃至朝政中的重要力量，从管理后宫生活、皇子教育，到参与后宫权势斗争、皇子废立，甚至左右朝政，对帝国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部研究奥斯曼帝国总管太监的开创性著作中，简·海瑟薇教授引用了大量一手历史文献，通过对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编年史、契约、细密画等多方面的分析，全面展现了奥斯曼帝国非洲太监群体的“上位之路”，及其在帝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作者简介

 [英]简·海瑟薇（Jane Hathaway）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奥斯曼帝国研究专家，尤其专精奥斯曼时代的埃及史。

媒体推荐

海瑟薇的著作叙事性强，既有学术性，又通俗易懂。她的细致研究让后宫总管太监在奥斯曼帝国的权力星座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并证明了(正如她所写的那样)“没有宦官，皇室就无法运作，反之亦然”。

——《华尔街日报》

这本内容广泛、引人入胜的著作展示了来自东非的宦官如何进入奥斯曼帝国后宫，以及苏丹和朝臣又如何出于个人目的提拔或摧毁他们。作者将太监群体描绘成一个个真实的人，他们试图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虽然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并非出于自愿。

——苏赖阿·法鲁希（慕尼黑大学教授） 

这是第一本关于奥斯曼帝国黑人宦官的学术著作，它巧妙地将伊斯坦布尔和埃及后宫总管太监的掌权细节编织成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讲述了17、18世纪黑人宦官的崛起，以及19 世纪改革时代黑人宦官的没落。

——莱斯利·P.皮尔斯（纽约大学教授）

关于地中海历史中非洲太监的完整图景。

——《美国东方学会》

海瑟薇在书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重点关注关键人物，展示了他们的职业生涯是如何被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所塑造的。

——《早期现代史》杂志

精彩书摘：

为什么写宦官？

如今，很多学生——更不用说广大读者了——无法理解为什么宦官能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制度。他们认为阉割是一种恶劣的惩罚，受害者肯定一生都会对此心怀怨恨，日日夜夜渴望着复仇。但如果真的是这样，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除了西欧，可能还要除去殖民前的美洲）又怎么会使用宦官担任统治者身边的要职呢？对于地中海沿岸和亚洲的大部分帝国而言，宦官都是根深蒂固的制度：美索不达米亚诸帝国至少从新亚述时期开始，波斯诸帝国（阿契美尼德帝国、安息帝国、萨珊帝国），罗马及拜占庭帝国，从西周到清朝的中国所有王朝，甚至撒哈拉以南的很多非洲王国都有宦官（第 2 章对此有讨论）。我们唯一不确定是否有宦官存在的古代文明是法统治下的埃及。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亚洲和非洲的主要帝国，包括至少从阿拔斯王朝开始的所有伊斯兰帝国。西欧诸王国虽然没有这类“护卫”宦官，但到了 16 世纪中期，梵蒂冈的教堂唱诗班已经出现了被称为“castrati”的阉伶歌手，直到 19 世纪 20 年代，他们都是极受欢迎的歌剧演唱者。这类歌手的前身可能是拜占庭帝国的去势教堂歌手。事实上，宦官这一制度相当普遍。因此，也许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有很多社会使用过宦官”，而应该问“为什么其他社会没有使用过宦官”。

那么，为什么这些政体使用宦官，尤其是宫廷宦官呢？除了西欧诸王国，所有这些政体都有三个共同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它们需要使用宦官。第一个共同特征：它们的君主大多比较专制，与臣民相隔绝，有时甚至被奉若神明。奥兰多·帕特森注意到，“拥有绝对权力且通常手握神权的君主似乎偏爱——甚至是需要——去势的奴才”。由于存在发生刺杀或叛乱的风险，接近君主的人必须经过严格限制，所以君主需要没有家庭关系或地方关系的仆人和心腹，只有这类人才会绝对效忠于他——家庭和家乡的牵绊会削弱人的忠诚度。宦官，尤其是来自帝国之外或帝国周边的宦官，正符合君主的需求。

但专制君主需要宦官，不仅仅是因为需要实实在在的保护。专制君主的居所是近乎神圣、不可亵渎的地方，相当于寺庙内部的圣所。宦官起到了类似“封锁线”的作用，这样一来，君王居住的禁区就不会因为与平民接触而被“污染”。作为中介者，他们大概就像半神或者天使一样。不过他们与天使和半神的区别在于：他们处于一个危险的暧昧地带，因为他们不能和“神圣的”君主走得太近，否则会贬损君主的地位，同时又失去了与大众的联系。打个比方，他们就像行走在一根细线上，一边是神圣、纯洁的君主，另一边是君主的臣民——污浊的庸众。

第二个共同特征：所有这些帝国都采取了将皇室后宫的女性成员与外界隔离的做法，这是为了控制皇室的繁衍。君主的所有潜在性伴侣（以及她们的诸多仆人和助手）被限制在一个指定的地点，这样可以控制每位妻妾所生子女（尤其是儿子）的数量，并确保这些女人永远不会和君主以外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这就是有名的后宫制度，也称为“内宫”制度。除伊斯兰帝国以外，帝制时期的中国，以及罗马、拜占庭、古波斯帝国都采取了这一制度。尽管有些帝国会与邻近的政体联姻，但是他国公主在嫁入本国之后也要入住后宫，通常还会与妾室同处一片屋檐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宦官把守着皇室女子与君主及其男仆（包括去势和未去势的男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边界。

第三个共同特征则不太明显：这些政体中有很多（即使不是全部）都雇用了精锐的军事-行政奴隶。在伊斯兰帝国，这类奴隶通常被叫作“马穆鲁克”或“古拉姆”。已故的大卫·阿亚隆认为，各个政体在使用宦官的同时，也一定使用了未去势的精锐男奴要么用于军事目的，要么用作君主的仆人。他的论证合乎逻辑：一大群新招募的年轻男兵，通常来自偏远的地区，不懂新主子的语言和习俗，住在营房或其他类似的地方，和先到的成员一起训练，而且很可能受到先到成员的虐待——包括性虐待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因此，君主就会让宦官驻守在营房中，以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宦官在营房中的职责也反映了他们在后宫的作用：控制军事奴隶和行政奴隶的性生活。阿亚隆的分析所明确的事实也被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学者注意到了，即君主及其仆人居住的地方类似一个“男性后宫”。在奥斯曼帝国的皇宫里，这个男性后宫（即第三庭院，包括苏丹的私人寝宫）有其专属的一群宦官，他们可能会和后宫宦官相互竞争。

这三个特征体现了使用宦官的政体中统治精英的独特做法。不过，更为宏观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考量也许有助于解释如下问题：为什么在这些精英统治的社会中，阉割能够为人所接受？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亚洲、东欧或者非洲的某个前现代政体中，普通臣民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们生活在乡村，预期寿命很短——大多很难超过三四十岁。疾病、食物短缺、自然灾害，以及在机械化普及以前的乡村环境中可能发生的无数意外，都会夺走他们的性命。

精英奴隶的生活则迥然相异。他们住在君主的宫殿中，穿着体面甚至考究，永远不会挨饿，享受着最好的医疗条件，而且在很多（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能够接受教育。去势之后，他们还可以做君主的贴身侍从。尽管宦官遭受了生理痛苦，但为了获得上述安稳、优越的生活，阉割也许算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代价——至少对统治精英阶层以及整个社会而言是这样；而对阉人自身而言，他们几乎全部是奴隶，基本上不能自主决定是否接受阉割。在前现代或近代早期社会中，阉割类似一种“安全许可”。接受阉割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但也会得到巨额回报。

终审：李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