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教授陈胜前的新作《考古何以可能？考古学理论的对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在学界与公众领域引发双重关注。这部被称作“考古学理论版《苏菲的世界》”的著作，以课堂对话形式重构理论迷宫，将晦涩的范式之争转化为生动的思辨现场。日前，百道网与陈胜前教授展开对话，窥见当代中国考古学理论建构的鲜活脉动。
《考古何以可能？——考古学理论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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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胜前
出版时间：2025年05月
“准备的过程总是漫长的，但是把它写成一本书或者是出版，总是特别偶然。”陈教授感慨地说。
“这本书的基础是我讲授的考古学理论课程，这门课前后已经上了近20年。在课堂上，我尝试以讨论为主的方式授课，2019年的一些课堂讨论成为了书的底稿。”陈胜前教授说道，学生们在课堂上的提问和讨论，给他带来了许多启发。“我经常用自己老师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一句话鼓励学生们，‘从来就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每个人都可以提问，他们不会囿于一些成见，知道与否都会直接说出来，而这些在同行里面可能出于尊重或礼貌就不会说。所以我觉得课堂上这种问题特别宝贵，这些讨论也就成了我想把它写成一本书的原因。”
在课堂之外，考古学这门古老而又充满神秘感的学科，一直以来都吸引着无数人的好奇心。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考古学似乎总是停留在发掘现场和历史遗迹的表面，其背后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往往被忽视。陈胜前教授的《考古何以可能》一书，打破了这种常规认知，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将考古学理论呈现给大众。“考古学经过一百多年，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必然有一些基础的理论问题需要回答。就像经济学有理性经济人、看不见的手等理论前提一样，考古学也需要回答‘考古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找到学科的立足点。”
但在写作过程中，陈胜前教授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普及化。在课堂上，跟学生讨论的时候，用不着刻意选择词句，主要是把问题讲清楚。学生能理解，这是最重要的。于是，这种以相互理解为立足点的写作方式，让这本书相对好理解，达到了一种普及化的程度。“通常理论著作都比较晦涩，但我们以讨论模式写书，大家要把问题讲清楚，所以这种普及化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课堂上，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往往会引发深入的思考。“比如在讨论‘什么是考古材料’时，学生认为材料就是物质，是古人活动的遗留，我们通过这些遗留重建过去。但我们会进一步探讨，并不是所有活动都会留下物质，也不是所有物质遗存都能被发现。”陈教授举例说，即便这些遗留下来的物质，我们所理解的直观作用，或许也只是一方面。比如衣服的作用是保暖，但不同的衣服样式还代表了不同的身份象征，以及对他人和外界的影响。考古材料为文化意义所渗透，并不完全是客观外在的物质。
学生们还会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例如考古学的意义和价值。“有学生问，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已经消失的过去，有意义吗？这个问题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可能都没有机会问，但现在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特别有意义。”陈教授认为，考古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揭示、丰富甚至创造意义，传承文化，构建社会秩序，解决社会问题，符合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人不断传承文化力量。考古学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陈胜前教授强调。
作者照片，甘肃庆阳南佐遗址考察中所拍
考古学的中心任务，其实就只有一个，即透物见人。
《考古何以可能》这部作品作为一部“突破传统教材模式的考古学理论入门”，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对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清晰划分和多维度分析框架的构建上。
陈胜前教授认为，当代考古学主要在科学和人文两个维度上展开。他将考古学的发展分为外部关联和内部关联。外部关联决定了考古学的社会需求，即社会需要考古学做什么；内部关联则关注考古学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包括理论方法、材料等方面。通过内外关联的角度进行分析，这也是陈胜前教授在本书中关于考古理论体系建设的一个创新点。
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核心理论——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他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范式”的转换来实现的，并建立了常规科学、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的三阶段分析法。而陈胜前教授则根据库恩的范式发展出新的“范式三维结构分析法”，包括核心概念纲领、支撑理论方法与实践体系，用以分析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后过程考古三大经典范式，以及景观考古、物质性理论、性别考古等前沿领域，以此来探讨不同理论在考古学发展进程中的位置、形成原因及其实现方式，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实现考古学理论的价值。
在理论解读中，陈胜前教授采用纵横结合分层-关联的方法论，按照五个层次的考古学理论体系，针对学界对过程/后过程考古的认知偏差，以抽丝剥茧的思辨展开深度对话，揭示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在谈到这个独特的“五层次考古理论体系”时，陈胜前教授介绍说，这个理论体系包括从基础的时空观念建立、考古材料的形成过程，到对物质遗存的科学分析、人类行为和社会结构的重建，最后到考古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这种独创性的方法论架构在当代考古理论与中国学术传统之间找到了平衡支点，既吸收了国际学术的前沿成果，又结合了中国考古学的实际需求。
在“过程/后过程考古”的范式转型阐释中，陈胜前教授特别强调要破除“非此即彼”的认知误区。他认为，这种辩证思维对构建中国特色考古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考古学研究并非简单地验证绝对真理，而是需要在特定的理论体系中寻找相对的检验标准。过分追求非此即彼的绝对真实，忽视了模糊性和相对性。后现代理念对于反思这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主张每一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他举例称，“以前我们坚持通过考古研究历史规律，认为那才叫科学，剩下的都不重要。现在我们发现每一种东西都特别值得研究，都特别有趣味，都包含人类的文化在里面，学科边界一下子就打开了”。
陈胜前教授在将景观考古、物质性理论等前沿领域纳入教材体系时，也注重把握国际学术话语与本土阐释体系的融合尺度。这种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方法，不仅缩小了公众对考古发现的认知落差，也促进了考古学理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为中国考古学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以中国古人的风水观念和玉石文化的长期发展为例。古人的风水观念是一种典型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对象，不仅影响了聚落选址和建筑布局，还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环境的理解和适应。在一些古代村落的选址中，人们会选择背山面水、左右有山岗环绕的地方，这样的布局不仅考虑了气候、水源等自然条件，还体现了古人对环境的审美和精神追求。玉石文化则是物质性理论研究的典型案例。在早期社会，玉石可能象征着权力和地位；在后来的文化中，玉石又被赋予了道德和精神的内涵，如温润如玉象征着君子的品德。
陈胜前教授在书中提出考古材料具有“反复解读性”，这是理解人类历史的关键。“我们其实是在针对一个考古材料，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理论层次切入，进行反复的解读。每次解读都会得出新的发现或创新。”。
以《红楼梦》为例，陈教授阐释了反复解读的意义。“《红楼梦》研究的目标并不仅仅是还原曹雪芹的原意，因为即使曹雪芹复活，他的原意也无法完全重现。更重要的是，《红楼梦》的意义在于它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潮流中的体现。”陈教授认为，我们作为后来者，可以通过在历史进程中的丰富阐释比古人更了解古人，就像评论家能够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这种反复解读的特性在当代考古学中尤为重要。它可以有效化解大众想象与专业研究之间的落差，让公众能够更全面地理解考古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其实就是在考古过程中的“去中心化”。陈教授指出，这种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专业研究和公共阐释之间的矛盾，而是可以相辅相成。“专业研究者负责发掘、调查、分析等具体工作，而公众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时代的背景，对考古发现进行多样化的解读。”这种互动不仅扩大了考古学的社会影响力，也促进了专业研究与公共阐释的结合。例如，三星堆考古引发了全民热议，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时代背景进行解读。这种多元化的参与为考古学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活力，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面对科技考古的迅猛发展，陈胜前教授是书中提出了“理论呼吸说”，强调人文思考在考古学中的不可替代性。 “在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可以帮助我们更高效地解读考古材料，但人文思考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工智能能够提高材料解读效率，为考古学家省下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意义和多样性，而非仅仅局限于物质遗存的表面。“人文思考能够帮助我们欣赏多样性，发掘多样性，避免单一标准带来的内卷化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重构考古学的人文-科技双重属性，需要在科技手段与人文精神之间找到平衡。
“考古学不仅要利用科技手段揭示物质遗存的信息，更要通过人文思考来理解这些信息背后的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陈胜前教授认为，这种平衡能够使考古学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桥梁，更好地服务于人类对自身历史的理解。
书中专设“马克思主义考古”章节，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文明特性的深度结合。陈胜前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考古不仅在中国是一种特色，在西方也是重要流派。它提供哲学基础、参考框架、阐释立场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运作机制。”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需要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应被视为一种战略性的思维方式，在当前背景下，对于建立学术自主性和反殖民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考古学理论建设应立足于中华文明的特性，同时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方法论。“通过这种结合，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陈教授认为，这种深度结合有助于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道路，为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创新提供坚实的基础。
书中还设置了“考古是否科学”“碎片拼图”等思辨命题。当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一样，面临着日益专业化和细分化的趋势。这类开放式讨论对培养跨学科思维具有独特价值。陈胜前教授指出：“比如，在一个博士课程的课堂上，13个学生都是学考古的，但由于研究方向不同，大家彼此之间也难以理解。” 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考古学内部的不同分支之间，如历史考古、石窟寺考古、墓葬考古、史前考古、石器分析、几何形态分析、同位素分析和化学分析等，也广泛存在于其他学科中。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开放的讨论来沟通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他强调：“我们需要一种开放的讨论方式，让不同分支的学者能够关注一些共同的基础问题，从而增进彼此的理解。” 这种讨论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陈胜前教授用“考古拼图”的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理论模型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没有理论模型，我们的研究就像盲人摸象，只能看到局部而无法了解整体。我们需要先找到边框，确定整体框架，然后再逐步填充细节。而理论模型就是这个边框，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解释考古材料。” 因此，开放式的讨论和理论模型的构建对于考古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书中预言中国考古学即将迎来“第三次范式变革”。陈胜前教授认为，这将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考古学主体性和中国考古学主体性的确立。“所谓考古学的主体性，就是考古学拥有自己的叙事体系，而不是以验证历史为唯一目的。中国考古学的主体性则是指构建超越古今中西的独特话语体系，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
这种变革将催生多方面的方法论创新。研究范畴将空前扩大，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的厕所、道路、家用器物等，甚至土壤中的花粉、古人的DNA等都可能成为研究的重要资源。
同时，科学方法将更加丰富，涉及多学科的融合。未来考古学将与艺术等更多学科相结合，展现人类历史和文明的多样性。这种跨学科的融合将为考古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研究手段。”
近几年，很多严肃的人文学科著作借助新媒体的传播手段，引起了大众阅读层面的广泛关注。对此，陈胜前教授对“理论考古”著作的大众传播潜力充满信心。“理论考古著作不应仅仅是学术研究的成果，还应通过创新的表达方式和传播手段，让大众更好地理解和欣赏考古学的魅力。”
在采访的最后，陈胜前教授说，“数字原生态传播技术为考古学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讲述考古故事，展现考古学的魅力，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参与考古学研究。”他也用四句话概括移动互联网时代下的学术内容传播期待，“我们要关注价值立场，避免冒充客观中立；要富有创意，避免内容单一和枯燥；要深刻解读考古材料，避免肤浅；要结合时代和社会，增强与大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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