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5年1月,《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正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度以高清全彩方式完整公布旅顺博物馆藏14件敦煌文献图版。
《敦煌文献全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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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旅顺博物馆 编，王振芬 主编
出版时间：2025年01月
作为“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项目成果、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这部定价6200元、重达8公斤的学术图录，不仅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的最新成果，更见证了中国学者对文化遗产的百年守护。
敦煌文献的出版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持续三十余年的重要出版板块。
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编室主任曾晓红介绍，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古籍出版社启动《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项目，这是敦煌出版领域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为推动敦煌学术研究的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搜集、编辑、影印出版收藏于全世界的全部敦煌吐鲁番原始文献，包括汉文和非汉文的，佛教和佛教以外的，以及杂厕于文献中的佛像、佛画和其他艺术品。社里组织了一个团队，远涉重洋，到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等世界各地拍摄敦煌文献，从胶片冲印到后期出版，亲历亲为，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重磅之作。这些敦煌吐鲁番文献大型图录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进度。
新时期《敦煌文献全集》的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再占鳌头，率先出版《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全彩图录（已率先完成了100余册），同步开始关注中国散藏敦煌文献的出版。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正式启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项目名列其中。
曾晓红
2008年，旅顺博物馆荣膺中国首批一级博物馆之誉。在该馆所藏六万多件珍贵文物藏品中，包括敦煌文献在内的反映古丝绸之路灿烂文明的西域文物是其特色收藏之一，备受全世界瞩目。该馆曾藏有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西域文献，其中不乏珍品，虽然这些文献大部分调拨中国国家图书馆，仅余14件，但不乏精品，如唐释法海等辑、后周显德五年（958）所抄早期禅宗文献《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习称《旅博本六祖坛经》），尤为珍贵，早先仅公布过彩色图版。作为敦煌文献全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完整公布，不仅可为相关研究提供诸多全新史料，更具有多重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旅顺博物馆馆长、《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主编王振芬在前言中写到，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馆藏敦煌文献的出版，除了是首次对现存馆藏敦煌文献的集中公布外，还是首次以高清彩色图版的方式刊布。特别是像《因缘心论释开决记》这样的敦煌僧人的个人撰述类文献因为是两面都有文字，过去公布的照片很难让人看清楚。而且，馆藏文献以往公布的都是局部的、黑白的图片。学者们想利用这批文献只能到馆内查看原件。从文物学的研究角度来看，高清彩色图版还能对纸的物质形态进行观察，这是过去不能想象的事情。
旅顺博物馆敦煌藏卷，还在于源其独特的"回归者"身份。这批文献的流转轨迹堪称中国文物流失史的缩影：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从敦煌掠走700余件经卷，经神户二乐庄整理后抵押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1951年新中国政府收回旅顺博物馆时清点出621件，其中208件藏文佛经至今仍存国家图书馆。作为20世纪初流散海外后又回流的最大一批文献，经历了复杂的流转过程，其命运反映了近代中国文物流失与回归的历史背景，具有重要的历史见证意义。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对于研究敦煌文献的来源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价值。王振芬介绍，博物馆在对馆藏大谷收集品进行整理的过程中，从LM20.1541《妙法莲华经》经卷背面揭取下了8件修补经卷的残片补纸。这卷《妙法莲华经》，是当时敦煌三界寺道真和尚修补佛典的证据之一。修补经卷的补纸之一《学童转帖》，据考证也是来源于三界寺。馆藏LM20.1540原题为《因缘心论释开决记》，但实际上除此经之外，此卷还抄写《肇论》《量处轻重仪》《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将佛教论著、律仪等抄于一卷经卷中，在敦煌文献中很少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旅博本《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恵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首尾完整，抄写较规整，是发现得最早、公布最早，唯一有年款的写本，且是唯一带有朱笔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的文本，对《坛经》的校勘，以及禅宗等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还包括近代敦煌学家罗振玉旧藏敦煌文献，对于研究罗振玉在抢救、保护、整理刊刻、研究敦煌文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罗振玉收藏数十种敦煌文献，可惜后来大部分流散。旅顺博物馆内原有旧藏敦煌写经3卷，或许与罗振玉相关，对于研究罗振玉的学术活动和敦煌文献的保护史具有重要意义。
2003至2006年，旅顺博物馆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共同开展分别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日本文部科学省批准立项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残片整理和研究”课题项目。王馆长介绍，项目比定出一部分汉文佛经残片的内容，涉及502部佛教典籍，出版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等系列成果。2015至2020年，旅顺博物馆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开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出版了大型图录《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研究》等重要成果。这些经验为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推动了馆藏敦煌文献的研究进展。
同时，曾晓红也强调，《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出版，为后续项目提供了重要范式。如其整理和出版过程在文献梳理、图版数字化、定名研究、编辑印制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根据文献特点进行差异化管理、应用差异化技术手段实现文献数字化、选择不同的合作模式提升文献水平以及多种形态以实现读者需求的差异化满足，为其他藏馆文献的整理工作提供了镜鉴。
在对馆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中，王振芬率领团队在定名、数字化、文物修复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据项目组成员、旅顺博物馆文保中心副研究馆员吕媛媛介绍，这批文献的装订方式包括卷轴装、缝缋装和经折装，“我们在研究、扫描和整理过程中，坚持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其中，卷轴装最短两三米，最长十多米，一件文献最多要拍摄上百张高清照片。为了避免色差问题，我们反复对照文献原件，尽可能让刊印出来的照片接近真实文献，以展现出文献的更多信息。”
在出版环节，出版社对排版、编校、调色、印制等全流程进行严格把控：首先，完整呈现敦煌文献的图版。编排以各收藏单位馆藏编号为序，依次呈现文献外观、包首、正面、背面、钤印等。其次，高清全彩，八开精印，高度还原文献面貌。图版尽可能地按照原大排版，还原原卷尺寸和面貌。其中的朱点、朱笔文字、朱印及部分墨色黯淡的小字和押印等细节，均力求清晰可见；纸张材质、染色和装裱形式，通过数度调整版式，多遍调色，打样试色，与印厂反复沟通，得以圆满展示。再次，与编纂方积极配合，遵循古籍整理和出土文献整理的规范，确保与图版一一对应，精确定名。再次，设计要素多元，细节力求呈现文物特性。根据每一编号的文献情况，视情况附加总图、局部图等，同时刊布写卷原装帧形态。对重要长卷，跨页通版接排，突出长卷的整体性。图例中，为每一编号文献标注比例尺、色卡。连续图版的上方特别设置三角标记符号，用以提示图版重复部分。最后，与丛书风格一致，封面红棕底色纸面，采用压凹工艺，文字烫金，锁线精装，用纸为前后环衬198克宏制亮黄里纸、正文120克东方雅韵象牙白纸，整体装帧精美，印制精良。
这些设计细节看似微小，但都体现了出版社一贯坚持的读者至上的服务理念。敦煌文书形态多样，尺寸不一，保存形态各异，无法完全做到原大呈现，印刷工艺等后期调色能与原文献颜色无限接近，但颜色的差异也在所难免。读者可以借助比例尺、色卡等复原文献的外观尺寸和色彩，还原文献的文物属性。三角标记等贴心的符号则主要便于研究者利用文献时可以马上找到文献的上下对接之处，免去自己上下对应翻页之劳，为研究者节约了时间成本。
曾晓红表示，古籍出版讲究专业规范，也讲究与时俱进。敦煌文献的出版，从20世纪90年代的黑白影印时代发展到新时期《敦煌文献全集》的高清全彩时代，变革的是出版行业拥抱新技术的迭代，创新的是图书产品的外观细节形态，不变的是出版人坚守以高质量精品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文献支撑的本心。
古籍整理需要长期的投入和持久的耐心，因此常被称为“冷板凳”事业。这项工作对专业知识和技能要求较高，虽然投入很高，但经济效益并不显著，人才短缺和资金压力确实都是编辑出版团队面临的问题。古籍整理人才往往需要很高的综合素质，需要具备深厚的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
比如敦煌文献的整理，因为敦煌文献本身内容包括宗教、历史、民族、地理、社会、天文、历法和医学等诸多方面，涉及汉、藏、粟特、于阗、回鹘、梵等诸多文种，这就要求相关人员要有比较广博的知识，需要受过一定的专业训练。同时，收集、修复、数字化、研究等环节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往往需要长时期投入，且难以在短期内产生经济效益，因此资金压力较大。
对此，曾晓红不避讳地指出，国家古籍专项经费的支持在《敦煌文献全集》的出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整理出版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缓解了资金压力，为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和文献出版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专项经费可以支持敦煌文献相关的学术研究进一步深入。敦煌文献分藏世界各地，形成了英、法、俄、中四大收藏为主。这些文献分散难求，有的或保管不善或遭遇脆化等问题而亟需修复。从收集到修复，从数字化到整理出版，都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敦煌文献全集》采用高清全彩的数字化技术，较之黑白影印出版，其出版品质有了质的发展，古籍整理工作的整体水平得以提升，这对于推动古籍整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能够三十年如一日深耕一个领域，在追求“短平快”的出版市场罕见地保持着一份“长情”的坚守，曾晓红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坚持长期主义：作为一家专注于古籍整理和出版的机构，上海古籍出版社始终秉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敦煌文献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遗产，其整理和出版工作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这种使命感使得出版社能够在追求“短平快”的市场环境中，坚持长期投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社持续关注敦煌文献出版，培养了一批术业有专攻的经验丰富的学术出版团队，培养了一批敦煌文献出版的学者型编辑，又通过一代一代“传帮带”的匠心传承，形成了一支对古籍整理工作充满热情和耐心的高水平的专业团队，他们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是项目能够持续推进的重要保障。同时，在敦煌文献出版领域，上海古籍出版社历时近三十年，系统性地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敦煌文献，英、法、俄三大主体收藏的十万余幅汉文和藏文敦煌文献得以完整公布，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极大便利了学者们的研究。这种品牌效应使得出版社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保持独特的地位，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支持。而国家对于古籍整理工作的高度重视和资金支持，无疑为出版社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学术图录类出版物，成本高，受众小，要实现文化传播与市场生存的平衡，定价和定位往往是一件两难的事情。比如这套《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定价高达6200元。对此，曾晓红认为，“读者群体我们主要定位为专业学者与研究人员，以及国内外图书馆及学术机构，也包括部分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同时，学术的推进与发展离不开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作为稀缺性的学术资源，敦煌文献因分散世界各地，许多文献都是首次公布，学术研究价值重大，由于印数极少重版率低，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面对数字化的冲击，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也需要加强数字内容的形态转化。比如时机成熟的时候同步推出数字化版本，通过推出电子版或在线数据库，降低成本，扩大传播范围；通过众筹与预售，推出限量版、特装版或定制服务，推出文创等衍生产品，吸引高端收藏市场等。
据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正在积极布局本社的数字化建设。2023年8月出版社正式推出“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给古籍数字化市场带来了全新的、专业的古籍整理本资源。该平台聚合优质古籍资源，在光学文字识别、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基础上，为古籍整理出版者、古籍专业研究者及传统文化爱好者提供优质古籍数字服务。目前在内容上，已规划了典籍整理文献数据库、中国地方文献数据库、出土文献数据库、汇编文献数据库、丝路文献数据库五大专题内容资源库。值得一提的是，汇典平台最新推出了原版古籍OCR工具。该工具建立在高质量、大规模的古籍标准化标注数据基础上，对原版古籍数据进行了针对性训练，版式和文字的平均识别准确率均达98%，可以更高效地识别古籍中的内容、文字，分析版面并进行结构化输出，这对于古籍保护、检索，乃至信息挖掘和知识发现，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随着“尚古汇典·古籍数字服务平台”的搭建，敦煌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也提上日程。后者将在汇典平台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文献内容并提升技术服务、创新性发展专题数据库。该项目旨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使用，为敦煌文献及古代文化研究者提供权威、可获得、便于使用的敦煌文献数字资源。数据库将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文献图版为主，通过OCR识别、自动标引等人工智能模型处理，再由敦煌学界权威学者牵头审定、标点，并对每一篇文献编写详细的著录条目，以实现文本与图版的一一对应。同时，还将同步开发残卷缀合和联机字典功能，以进一步推动敦煌文献的传播。
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出版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采访的最后，曾晓红说，接下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以《敦煌文献全集》为抓手，一方面，利用已有优势和经验，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重要收藏机构开展深度合作，以高清全彩形式，推进敦煌文献的高质量出版，实现海外藏敦煌文献的整理出版回归；另一方面，加强与国内敦煌文献公私收藏机构和敦煌学界的密切合作，全面调查国内散藏文献，在已经出版的《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文献》《重庆藏敦煌文献》《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等大型图录基础上，加大力度发掘安徽、陕西等湮藏已久的国内敦煌文献宝藏，确保敦煌文献整理项目的高质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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