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范景中谈中西绘画、书籍与古典传统

范景中，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美术译丛》《新美术》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当代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标杆人物。

上海书画出版社：苏州博物馆“古典的回响——溪客旧庐藏明清文人画展”不久前刚落幕，文人画与古典传统之间到底有怎样的联系，请您简单谈一谈。

范景中：在溪客旧庐的收藏中，可以看到他们关注了吴门画派、松江画派，也关注了清代的“四王”这几家，主要就是从吴门到“四王”这一路发展下来的绘画史。虽然说绘画风格从吴门到“四王”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但是每一次变化都跟他们之前的绘画，元代也好，董、巨也好，可以看到都有一个向前回应的、或者说复兴的势头。

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文人画对古典的复兴，是不是类似西方的文艺复兴？

范景中：如果我们以西方绘画史作为参照，可以看到从14世纪到16世纪甚至到19世纪，把这段历史串联起来看，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西方从乔托开始就注意到了，在以往的绘画中他们对现实关注得少，对于宗教的意义、象征的意义关注得多。乔托要观察现实中的活动、现实中的人，来画写实的东西。写实主义到了19世纪可以说已经有了完美的再现，特别是印象主义的出现，甚至连光线好像都被画笔捕捉住了。他们有这么一条非常明确的路子，虽然其中也有一些变化，但是一直没有中断。

如果以这条路子为背景反观中国绘画，我们会看到一条相反的路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论述唐代绘画的发展，也有这么一条路。那时他批评前人，画山水人比山还大，水都是死水，所谓“水不容泛”；树木都像是伸着胳膊在那支棱着，画得很僵硬，那是绘画比较粗糙的时期。但是到了张彦远的时代已经不同了，他论述吴道子也好，阎立本、韩干也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确实有一个像西方从14世纪后期以来发展的过程。但是张彦远说，如果单纯用写实这个观点来看绘画的话，是很低级的。那时候绘画的方向突然变了，他引用“气韵生动”的时候，“气韵生动”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气韵生动是天生的，显然这些东西是属于有知识的、文人阶层的事情。这种趋向在宋代，特别是在苏东坡、米芾、黄庭坚等人的宣传之下，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文人画的这种观念已经很明确地产生了。到了赵孟頫那里，已经变得实践性很强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后来的吴门也好，松江也好，“四王”也好，中国绘画史不是像西方那样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向前发展、向前推进，而是不断地向后退、向后致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上海书画出版社：那么在这个“向后致敬”的过程中，文人画有什么创新之处呢？

范景中：董其昌谈到绘画跟自然的关系的时候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以蹊径之怪奇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这告诉我们，无论在绘画鉴赏还是创作时，我们要想到董其昌说的绘画的精粹之处在什么地方？在笔墨上。如果我们以宋到“四王”这段来看，笔墨确实是丰富了、发展了，虽然绘画大师们不断说仿谁，不论怎么说仿，笔墨确实变化了。中国绘画当中那种精微的东西，用东坡的话就是“始知真放在精微”，这些精微的东西丰富了。中国绘画的奥妙之处，以至于你离开了诗歌的语言简直没法欣赏。这时候就可以发现，中国文人画在绘画这个阵地上跟西方人拉开了距离，它的独特性就显示出来了。

上海书画出版社：书籍史也是您一直关注的领域，能否谈谈中国早期的艺术典籍？

范景中：前面提到中国美术史之父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里面有专门一节是关于书籍的，叫“古之秘画珍图”。其中有谶纬、阴阳类的如《孝经谶图》，有各种本草图，还有一些我们今天已不得其解，如《浸谭泥图》。这些书有的大概是短卷，像《灵命本图》；有的则洋洋大观，如《古今艺术图》《汉明帝画宫图》皆有五十卷，《区宇图》竟有一百二十八卷。这里的九十七部书出自美术史家张彦远的遴选，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份艺术典籍的书单。

中国早期的书籍多以卷轴形式出现，《历代名画记》所记载的应当也是卷轴装潢，再往上推，南朝书法家虞龢《论书表》中也记载了很多秘藏手迹，如钟繇、张芝、索靖、锺会等人的书法，不妨看作是年代更古老的艺术书籍的著录。

上海书画出版社：那么西方早期是否也有类似的书单？

范景中：西方美术史之父瓦萨里没有给出相应的书单，不过有几位书籍艺术家也进入了他的《名人传》，如巴托罗梅奥、盖拉尔多、阿塔凡特。他们生活在手抄本和印刷本交替的时代，像阿塔凡特既画手抄本中的细密画，又为印刷本做装饰，瓦萨里对他的一部书籍装帧做了非常动人的描述。

上海书画出版社：这样说，书籍装帧在西方很早就进入了艺术史家的关注范围。

范景中：当然！中国的藏书家习惯上很少为装帧大费金银。但在西方，书籍艺术主要凝聚于装帧。西方藏书史上，格罗烈的名字掷地有声，人称“藏书家中的王子”，相当于黄丕烈在中国的名气。不过格罗烈不以题跋、批校为书增色，而是替印刷的书确立了装帧的标准，通过建设性的装帧在这些印刷的形式上表现出书的美感和艺术的尊严，升华了藏书的品味。格罗烈眼中的书籍，是印刷和艺术的共同结晶，因此对书籍之美的要求常常不吝金钱也不吝时光。1519年，他委托威尼斯的阿尔杜斯出版社印刷一部书时，提出的要求是：“务请美丽精致，选纸无瑕疵，字体净洁，书边宽裕……总之，要尽善尽美。如果这些额外的奢华让您利益受损，我将悉数弥补。”这一番话是不是让人想起天津藏书家周叔弢先生？

上海书画出版社：的确是这样！藏书家对书籍的热爱，可以说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走近格罗烈？

范景中：1998年我去德国海德堡大学交流，在那里花了一段时间讲中国古籍艺术。那个时候，我对西方书籍的兴趣也已经越出精美的手抄本，开始关注起印刷本的艺术，同时对阿尔杜斯出版社的本子也格外留意。我把阿尔杜斯出版社看作中国的汲古阁，它们都大量地印刷古籍，都为守护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同时，我也关注西方藏书家的事迹。大概受到正统史学的束缚，我的脑海中也总会不知不觉地跳出一个陈腐的问题：在西方的书史上，是何人、何物代表着正统？这种从谱系线路上的思考方式，显然也跟美术史有关。在中国，我们可以说，王義之代表着书法的正统，王维、苏东坡代表着绘画的正统，黄丕烈代表着藏书的正统。那么，西方藏书家谁是正统？只要这么一问，虽然迂浅，也会有人愿意给出答案。

格罗烈把印刷的书籍看作艺术，看作是带给人类的福祉。他希望人类心灵的杰作应该以清晰的字体印刷，在纸张上经得起时间的销磨，他用宝石般的装帧精心保护，是为了避开兵虫水火的各种危厄。为书籍装扮美丽书衣的过程中，他把内心源源不断的艺术冲动付诸实践。这是他装帧书籍的要义。他热爱书籍，不仅因为它们包含什么，还因为它们本身是什么。这在今天，仍然是一种罕见的独特的眼光。

上海书画出版社：现在我们再回头看看阿塔凡特这样专门为书籍绘制装饰和插图的艺术家，他们跟通常意义的画家之间是什么关系？彼此会互相学习借鉴么？

范景中：当然！阿塔凡特和不少画家有过合作，甚至跟达芬奇也有交往。他为费代里科公爵装饰的《圣经》篇首页边框上绘有叙事场景，有时还引入自然的景致，丰富了文艺复兴绘画背景的母题。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能读到的绘画论著，远不如同一时期的中国那样多，他们只好求助普林尼编纂的百科全书《博物志》。现在看来，《博物志》主要从三个方面鼓动起艺术家的灵感：第一是古希腊的重要艺术家都有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第二是逼真地再现大自然是一项至高无上的成就；第三是艺术家的才能和作品属于博雅的艺术。从此，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有抱负的艺术家，觉得他们应该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

上海书画出版社：可以说文艺复兴的艺术成就最初是受到书籍的启蒙。

范景中：是的，图像与书籍的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出现过几次变革，《希特勒的末日》的作者特雷弗-罗珀在1956年给大名鼎鼎的美术史家贝伦森写过一封信，里面就谈到这个话题。他说中世纪相信图像，而宗教改革者相信书籍。16世纪，他们争吵得难解难分，宗教改革者印刷了更多的书籍，这些书籍在指责图像，而天主教会颁布了《禁书目录》，并焚烧了这些书籍，以制作更多的图像。17世纪启蒙运动开始，这是一个书籍的伟大时代。如今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图像的世界里，天主教的普及主要依赖感官，而不是智力；而新教徒对书籍的崇拜则退化成了一个教派，而且还是只信仰一本书的教派。

贝伦森是如何答复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国古代，永远是书籍胜过图像的，但是我们却可以想象一下：当文献被尘封，书籍被遗忘，在人们眼前昂然屹立的永远是古迹、废墟和断柱残墙。因此，像赫伊津哈和库尔提乌斯那样了不起的学者，已经深切意识到视觉图像对我们接触文明、感受历史的控制。

上海书画出版社：所以说图像与书籍之间本没有鸿沟。

范景中：这让我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人文主义者皮科洛米尼，他是最早接触印刷书籍的人。当他看到古腾堡印刷的四十二行本《圣经》，便写信给维也纳的一位主教，说这部书“清晰、工整，毫无差错，不戴眼镜也读来轻松”。他从印刷本中看出了古典的美。更重要的，皮科洛米尼还留下一笔引人入胜的遗产，那就是皮科洛米尼图书馆。这座图书馆不只建筑本身华美，里面的湿壁画、穹顶画、罗马美惠三女神雕塑以及手抄本乐谱都夺人眼目，各种艺术门类在图书馆中荟萃，满足了人们对于文艺复兴文明的想象。

上海书画出版社：古代中国是否也有这样的图书馆呢？

范景中：比皮科洛米尼稍晚一些，中国正德年间也有一座图书馆，那就是华夏的“真赏斋”，坐落于无锡。文徵明为它绘画，丰坊为它作赋，里面珍藏了各类艺术品，如钟繇、王羲之的书法，王维的《辋川图》，碑帖如坛山大篆、鸿都石经，书籍有刘氏《史通》《玉台新咏》，还有珍稀的商周青铜器、印章、家具等等。难怪在王国维眼中，“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都是美术，它们都以精妍的技艺体现了古雅之美。

上海书画出版社：《美术史与书籍史》的创刊，您作为名誉主编，有怎样的期许？

范景中：我们编辑这部集刊，讨论美术史和书籍史，大可跨过书籍与艺术斗争得“难解难分”的界限，而是去探索其中隐含的一些有趣而深刻的问题，尤其是张彦远关于传授、笔法、品味与山水树石的技术问题，或者瓦萨里提出的风格起源的问题。这些美术史的问题，同样可供书籍史借鉴，反之亦然。

从这两类历史的研究中，人们大概会看到，真正的史学家想要鉴别出什么是平平之作，什么是佳作，什么是杰作，都离不开ars，就是技术。不能奢望这些问题会有最终的答案，但是需要有人对此提出大胆的解释，学术才能进展，而不是一个劲儿地重复已做之事。在这里可以借用皮科洛米尼的一句名言：Amant enim se artes hae ad invicem，学科彼此相爱。

作者：杨柳 整理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