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因观念和战争走向分割，但“和平旗帜”照常升起

当全球化因为地域政治观念生态冲突而被暂时割裂，世界却因多彩的文明依然生机勃勃，文明因交流互鉴而美美与共。

中国的唐三彩和龙泉窑是怎样衍生出伊斯兰三彩和青釉陶器？同样是中国的青花瓷，为什么在波斯产生了波斯蓝彩陶器，在土耳其产生出伊兹尼克多彩陶器，在意大利则变成了马约利卡陶器和美第奇家族的软瓷？作为一种时尚和潮流，东方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装饰图案是怎样逐渐改变了意大利丝绸的制作和审美……类似的问题，文艺复兴与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专家，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跨文化美术史年鉴”系列丛书李军教授，在序言中提出了自己的疑惑。这些疑惑，也在随后连续出版的丛书中分专题、分年代作出了解答。

日前，李军主编、山东美术出版社策划出版“跨文化美术史年鉴”系列丛书第五辑——《“和平旗帜”的升起》如期出版。本辑汇聚了17篇跨文化研究的最新原创成果，充分地展现了人类文明互融共生的历史真相。恰如李军所言：“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类又一次因为观念和战争而走向割绝和分裂之际，反抗文化的分离和隔绝并揭示人类历史上无以割舍的相互联系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是这个系列丛书的第五辑，前四辑分别是《跨文化美术史年鉴1：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跨文化美术史年鉴2：欧罗巴的诞生》《跨文化美术史年鉴3：古史的形象》《跨文化美术史年鉴4：走向艺术史的“艺术”》。

这个系列丛书，是一套从中国出发、具有世界视野的跨文化艺术史丛书，属第一部署名“跨文化美术史”的专书。丛书展示了中国文明的厚重以及对自古以来影响全世界的文化和艺术兼容并包，希望读者感悟到人类平等交往、和平发展、共同进步的重要性，为在新时代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做出努力。

当前，国际学术界正在经历一次全球化转向，“全球艺术史”(Global Art History)或“世界艺术史”(World Art History)的热潮正在兴起。李军和他主编的“跨文化美术史年鉴”作为世界上第一部署名“跨文化美术史”的专书，通过一年出一本辑刊的方式，从中国出发，以寰球视野呈现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呈现出了鲜明的创新性、科学性、思想性及学术传承价值。

处理的对象是有限的，
但是讨论它的历史的时候却可以上天入地，致广大，尽精微

作为历史的一隅，艺术史的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无疑会受到史学研究动向的影响。在今天，全球史已然和外国史、区域国别史、世界史区分开来了，但正如李军在书中所写：“迄今为止的各种研究，均未能充分、真实、公正地反映和评价在建构人类文化和命运共同体上面，东、西方文化和艺术彼此所起的历史作用。为了恢复历史的真相，一系列建立在实物研究和方法论创新之上的深刻的跨文化研究，已成为必须。”这正是跨文化研究，也是“跨文化美术史年鉴”丛书策划起源。

“因此,我引入了空间的纬度，2018年，我在湖南省博物馆做了名为《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十三至十六世纪意大利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的展览，就是希望启发大家历史的真相是互动产生，而不是单向的。这也是我对跨文化研究十几年的探索和积累。”李军如是说。

而之所以叫“年鉴”(Annals)，这部分是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 (les annales)的影响，特别是布罗代尔时段理论的影响——作为年鉴学派的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发明了观察、理解历史的三时段理论，即从地理时间、人文时间、个别时间三个层次来阐释历史，区分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使得史学研究呈现出社会史和整体史的面貌来。

李军认为，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是一种宏观的方法论，太过宏阔，如果补足一种微观的视角，实际上发现一种丰富的新文化景观。“套用罗布代尔总体史的说法，跨文化美术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有限的总体史’——把漫无边际的总体史和事无巨细的微观史结合起来，既有年鉴学派整体史的视角，又有微观史的视角，关注的是有边界的实物和图像，但却涉及材质、形式、思想、观念和生产、销售、旅行、传播的总过程。”

“比如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它历经兵火，几遭劫难，流传过程充满传奇。跨文化艺术史研究就是既要看它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俗史等的关系，也要看到它作为一个具体作品，以及其与所使用的笔墨纸砚、技法等等发生关系。”李军说，“虽然我处理的对象是有限的，但是讨论它的历史的时候却可以上天入地，致广大，尽精微。”

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也是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共识

李军认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艺术从来都是一种双向选择、双向回授的影响关系，既有纵向流传，更有横向交流——贸易往来、宗教传播、民族迁徙、工艺交流，都左右着文化变迁和艺术走向。

如果说前三辑代表着《年鉴》创立伊始的“1.0”版本，那么从《年鉴4》始则代表着“2.0”版本。这种范式转变的背后，不仅是方法的调整，更是认知的转变。李军介绍说：“2.0”版本并非如产品那样是技术和功能方面的升级换代，而是跨文化美术史研究本身方法论意义上的一次自觉和调整。《年鉴4》始有两个新的栏目和面向，一个叫“世界之于中国”，另一个叫“东方之于西方”。“世界之于中国”栏目，意在突破传统世界美术史、中国美术史的习惯性认知，以全球史视野聚焦艺术中世界与中国的交流互动；考察中国历史上诸伟大的“混交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对于中华文明的输入和贡献。“东方之于西方”的宗旨是，重点关注中国、亚洲等东方文化对于西方和世界艺术史的影响；倡导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中的东方视角和流派；鼓励东方学者在艺术史方法论层面建构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

李军表示，“这种栏目的设置，体现出各取索取，有来有往的关系。正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尚往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也是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共识。”

在《年鉴5》中，李军及其团队进一步强调和追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建构过程，并试图回应一些显性的时代问题。《年鉴5》全名为《跨文化美术史年鉴5：“和平旗帜”的升起》，何谓“‘和平旗帜’的升起”？其实这来自李军指导的甘迪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平旗帜”的升起：尼古拉斯·罗列赫东西方跨文化遗产保护思想的形成与图像表达》。尼古拉斯·罗列赫（Nicholas Roerich,1874-1947）是俄罗斯艺术家，一生的经历和艺术创作体现出明显的跨文化色彩。还曾发起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性文化遗产公约《罗列赫公约》，并创造出“和平旗帜”标志。该篇论文探讨的就是罗列赫如何实现他东西方以及社会身份的跨越的问题——这种跨越和“和平旗帜”的意象正与《年鉴5》所要呈现的主题不谋而合。

年鉴在持续成长，“2.0”版本的另一个体现就是原创文章。年鉴的编委会每年都会颁布了一个向全球征稿的函，最终会由二十多位专家进行选精拔萃。《年鉴5》围绕“方法论视野”“世界之于中国”“东方之于西方”三大专题遴选十余篇年度力作，辅以“大书小书”“现场”等栏目的学术书评、学术对话和考察报告等资讯性文章，其中，所收录的文章也都是跨文化美术史研究领域国内外著名学者与学界新秀的原创性作品首次公开发表，为读者呈现了跨文化研究的最新视野。

艺术创作，不是为了装饰，
是要参与当下的文化建设，有所介入

在采访中李军多次强调，“艺术创作，不是为了装饰，是要参与当下的文化建设，有所介入。”

他希望通过图书这种媒介引导人们摆脱一种两极对峙的观念，即东方和西方。在他看来，文明、技术、思想等因素从来都不是互相断绝的，就像自然界的空气、水流和人们行走的通道一样。世界的文明、思想和人员都是通过一些通道进行自由流动的，这些通道保证了几千年来人类文明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种观点其实还有着自然与地理的基础。李军提到了文艺复兴和丝绸之路，以及关于青藏高原的“故事”。他认为，丝绸之路是开放、融合与和平之路，气候变化是推动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因素，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同一个生态的结果。

“跨”的自觉贯穿于李军的学术和研究生涯，也贯穿于整套书。书的装帧设计同样体现了跨文化。封面构成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精选东西方绘画作品放置在上下两端，中间有一个过渡带，这个过渡带就像是河流中间的桥梁，而书名本身也像一座桥梁，构成了一个跨越，越过悬崖或者淌过河流，它跨越过去了。同时，从第四辑开始，书脊上多了个logo，由一个圆形框架中的两张半脸——西方男性和东方女性的面孔组成，呈现出西方和东方、世界与中国之间的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关系，以及两者形成的一个完整整体。

去年，李军去到了澳门大学，任讲座教授、艺术与设计系主任，他称将以理论和实践、创作和研究并重，培育融合中西与古今文化、利用多种媒介创作的现代艺术人才。

教学、研究、出版、展示……这是李军形成的是跨文化艺术史的事业。采访中，他还告诉我们，“跨文化美术史年鉴”丛书引进德国已有了进展，他也将持续关注和回应当代，鼓励年轻学者的研究和成长……这些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今天，找寻人类文明存在的真实形态，即相互需要、不可分离的关系。”

作者：贾志甜

终审：李星星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