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到“通史”，一本书看尽中国百年租界史

2024年4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租界通史》一书，挖掘与利用大量以往未被发现的中、英、法、德、意文原始资料及各租界的土地章程、工部局年报等档案资料，系统、清晰地梳理出了中国租界百年发展演变的历史，被历史学专家誉为目前租界史学术研究领域“集大成的标志性成果”。

三十年，从“史”到“通史”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租界史是一个贯穿近代百余年的大课题，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在历史研究中，中外关系史研究一直是比较薄弱的一项，租界史研究尤为如此。“毕竟，自鸦片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历时百余年，辟界近三十处，又牵涉十国利益纠纷，要把这些年份、地区、国家、事件全部厘清，一通到底，殊为不易。”

国内外有关租界的研究肇始于民国。在当时，出现了很多阐述租界章程、汇编国际条约有关中外诉讼规定和诉讼案例，及对各国舆论界反应的转录的书籍，如王揖唐撰《上海租界问题》、姚之鹤编《华洋诉讼例案汇编》、徐珂编纂《清稗类钞》等。这些作品，侧重点都在于史实的记录。

改革开放后，随着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上海、天津、汉口、武汉等地陆续出现了一些关于租界的论著或译著，如法国梅朋、傅立德《上海法租界史》，英国雷穆森《天津租界史》，王立民编《租界法制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研究》、宋永红《近代天津租界的文化空间》、李俊《中西音乐文化在近代中国租界城市的交融》等。这些作品大多有所专攻，或专于某一地区或某一租界，或专于某一领域，各有特点，各有创获，为拓展史学研究的边界，推进学术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助力。

但就总体而言，这些作品静态性多，动态性少；零散性多，系统性少；混合性多，化合性少。即使有综述性质的论述及记载，也多析出于全国及各地通史类著作等更大领域的研究著作，只是在个别章节进行了简要表述。直到1991年费成康撰写的《中国租界史》出版，才让市面上终于有了全面而系统记录有关租界史研究成果的作品。

《中国租界史》出版后的三十余年间，在有关租界史研究领域内，都再无同类著作出现。1991年后，费成康继续从事租界史研究，在此后十多年间，借助现代化搜索工具及对外交流的扩展，除了重新前往国内各相关档案馆、图书馆搜集资料外，他还在法国、英国、美国的档案馆、图书馆，以及通过英、法、日、意、比等国学者，搜集到大批以往未被发现的中、日、英、法文原始资料。2011年夏，他正式启动了有关中国租界史的重写工作，以丰富翔实的文献、史料为基础，以深入现实的调研、查考为根据，对租界史的起源变化、发展流变，租界的生产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以及此一研究领域的诸多复杂问题进行深刻细致的学理阐述，实现了实证与思辨、材料与观点的良好结合。

如果说三十年前的《中国租界史》是第一部总体研究中国租界史的专著，更偏重总体性，那么三十年后的《中国租界通史》则将“通”之要义贯穿了全书。新的《中国租界通史》在《中国租界史》的基础上将内容改写了80%以上，应用“综观”“纵观”两种视野对租界的百年历史进行了阐述，构架更加严谨，也更具整体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综观，观租界百年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科学、技术，重点探讨租界的土地制度、法律制度、行政制度，进而剖析其特征，比较其异同；纵观，则看租界开辟、扩展、收回的源流脉络、走向、趋势，划分演化阶段，揭示各个阶段之间的特点、联系及其内在动因。

深入发掘，力求严谨，成就高水平通史书

三十多年前，作者费成康正值人生壮年，如今他已经年逾古稀。这三十年，为了弥补静态性多、动态性少，零散性多、系统性少，混合性多、化合性少这“三多三少”的缺憾，也为了彻底厘清租界百年发展千头万绪、演变脉络，在《中国租界史》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费成康参考、补充了三十多年来新发现的史料和新发表的研究成果，回应了出版以来部分读者及学者的批评或误解，修正了以往的一些错失，并增补、调整了多个章节及大量租界图、照片和一览表、年表。若说《中国租界史》是从无到有，那么《中国租界通史》便是从有到优，不仅是总体研究中国租界史的最新著作，亦代表了三十多年来租界史研究领域的较高水平。

三十年来，费成康数年如一日地搜集着文献史料，每个租界的旧址上都留下了他缓缓走过的足迹。他翻遍了各地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的收藏，对中国第一、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各地档案馆所藏的有关旧档如数家珍；他奔赴各国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外文记录，发掘出一份又一份鲜为人知的外文史料。他的研究分析，始终建筑在这样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将手中的大量史料整理完毕后，费成康开始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归纳、整合、提炼等研究工作，对租界史的一些重大问题、关键问题，逐渐形成自己的见解、观点。例如，对于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人们一般只知道有越界筑路区，他则详尽指出，除越界筑路区外，还有界外侵占区、预备租界、租界外的沿界公路及包括跑马场、避暑地、外国兵营、外人墓地等在内的界外飞地；在租界的制度方面，以往人们较为熟悉的，仅为上海租界的制度，但是，上海租界的一切并不能说明所有租界都是如此，他在新书中详细介绍了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在弄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还对不少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书的内容越专业，对编辑的要求也就越严格。当费成康把成稿交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两位责编陈如江和包纯睿手中时，两位编辑早已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严阵以待。

《中国租界通史》是一部规模和体量都很大的著作，书中涉及古代及现当代中外文献约计五百种，主要的引用书籍和文章达三百四十余种，贯通古今中外。其版本更是涵盖了手稿本、重刊本、铅印本、影印本、民国旧平装等。在正文、注释、图表、参考文献的搜集、确认及处理上，存在着不少困难性。

这些困难无疑大大增加了本书出版的工作量。历经许多迭代与修改，一些示意图的文字标注与边界问题、部分图片的替换与处理、个别一览表及年表的文字表述及史实都需要经过一再推敲与考究，既费时又费力。可正是因为作者和编辑们不畏难、不放弃的共同努力，《中国租界通史》才得以订正了迄今在租界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差错，成为研究中国租界史的学者和爱好者们好用的工具书。

这是“一部具有范式意义的创新之作”

《中国租界通史》大量利用中外交涉文件及各租界的土地章程、工部局年报等档案，阐述了有关租界法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并订正了迄今在租界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差错。全书共分十三个专题，内容广泛，涉及当今租界研究的各项关注，既陈述“理乱兴亡”，如各地租界的开辟、扩展、兴衰，以及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相互间的冲撞、相持、会合及其产生的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也研究“典章制度”，如租界土地、立法、司法、行政等制度，由此系统展现租界内的经济发展、物质景观、市政管理与建设、法制状况及其实践等；亦辨析“疑难杂症”，对有关租界研究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考辨，如定义、数量、分类等论争，既富针对性，又有很强说服力，补充、修订、完善了国内外学界对租界问题的认识。

与此同时，书中还通过诸多以往未被发现、利用的中、英、法、德、意文原始资料及相关档案，纠正了部分外国学者提出的一度颇为流行的主观臆断，具有突出的原创性和学术思想性，有助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20世纪初，租界的分类是一个具有颇多异议的问题。直到一个世纪过后，某些有关租界分类的观点仍然在研究中颇具影响。其中一种，是根据租界是由一国还是多国开辟、管理，将它们分为专管租界和公共租界两类。另一种，则是根据租界土地的获取方式，即实行“国租”还是“民租”，先将它们分为租界（Concession）、居留地（Settlement）两类，然后再将它们分成专管租界、专管居留地、公共租界、公共居留地、默许公共居留地、自辟居留地等更多类别。然而经过研究，费成康发现用土地获取的方式来划分租界并不准确，所谓实行“国租”的公共租界并不存在，所谓默许公共居留地、自辟居留地其实也并非租界。这些由外国学者首倡、一度颇为流行的把中国租界分为六类的分类，乃是一种主观臆断。

书中这样创新性的观点有很多。作者立于学术前沿，以十分开阔的学术视野对学界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给予了具有实证性的回应，让这本书成为一部既有深厚的学术基础、鲜明的实践导向，又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全新的历史维度的作品，是“一部独一无二的专业通史著作，一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甚有参考价值的有用之书，一部具有范式意义的创新之作”。

如今，那段黑暗而屈辱的岁月早已过去，租界离我们似乎十分遥远，但依然有很多如费成康等人一样，为研究租界历史不断付出努力的人们。对他们来说，研究租界史，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课题和突破口，有利于推进人们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问题的认识；又可丰富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内容及层次，推进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度。

“旧中国的几十个租界，主要分布在沿海及长江一线，这些地方今天大多处于对外开放的第一线。深入研究租界，厘清这些城市的历史情况，诸如市政设施、港口建设、对外贸易、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往来等，也有利于为今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各国租界又往往是当时各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参考，研究各国在租界的经营情况，有利于理解各国过去及现今的对华政策，推进国际问题研究，从而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提升国际话语权。”

（编辑：张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陈如江、包纯睿）

作者：张洁、陈如江、包纯睿

终审：李星星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