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考古工作吧,上班就等于上坟”,考古学家郑嘉励说的这句话,绝非类似的网络流行语所寓意的“上班心情沉重,每天都很压抑,想换工作”。恰恰相反,身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田野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业余从事杂文写作的郑嘉励,是在从热爱出发寻找到的适合自己的赛道上持续耕耘。考古于他,不仅仅是工作,更是内化为了生活的重要部分,“考古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其《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一书中,可以感受到他把考古当作生活跟读者分享的热爱、喜悦、真诚、诙谐,是“有的工作让我有不吐不快的冲动,感觉非写不可”的激情涌动,是为硬核的考古知识赋予更多人文内涵的厚积薄发。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郑嘉励 著
出版时间:2024年03月
“十年前,绝大多数的历史类博物馆门可罗雀。而今,许多知名博物馆都门庭若市,绝大多数的观众是年轻人。”感慨现在考古工作的外部环境比过去更好了的郑嘉励,既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他一直在努力向普通大众讲好更多的考古故事,今年3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版《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就是这样一部深入浅出,将厚重和专业的学术研究以大众化的表达,让考古走入千家万户,影响更多普通人的佳作,是他人到中年,自觉写作成熟度更高的一部作品。鲜活生动的文字,寄寓着郑嘉励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考古工作的热情,是他试图在考古工作者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知识、趣味、情感和思想的联结的又一次全力以赴。
《考古四记》也被称为一部有温度的考古笔记,郑嘉励以兼具感性气息与田野调查笔记的理性笔调,清晰而完整地呈现了其20多年在田野大地上的求索与探寻之旅。全书分为四个篇章:考古记,重返考古发掘现场,还原第一线的遗址和墓葬发掘场景;田野记,讲述田野考察中的见闻与思考,传递考古工作的魅力与趣味;历史记,探析古迹与器物之奥秘,呈现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景;人生记,以淡笔写浓情,追忆那些无法忘怀的人与事,抒发对人间温情与善意的珍惜。
关于这本书,郑嘉励接受百道网的专访,阐述了他对考古学科、考古工作、业余写作的看法,也让我们由书及人,感悟到他的人生感悟——“人就是趁活着的时候,做点事情,体验人生”。
郑嘉励
郑嘉励曾说:“对任何人来讲,职业既有养家糊口的一面,也有安顿身心的一面。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地在寻找自我的过程,找到人生意义最明确的一个指标,就是找到愿意为之奉献、甚至愿意为之献身的志业。“从1995年大学毕业入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后的近30年间,虽然没有换过单位,但郑嘉励也一直在寻寻觅觅,在考古的专业领域中三次转换研究方向,试图在职业,在考古中寻找自己。最后,他在小时候最害怕的墓地里,在发掘古墓葬的过程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通过与埋葬的古人“对话”,终于找到了通往少年时就热爱的历史学研究的路径。
郑嘉励先是做史前时期的河姆渡、良渚文化考古发掘,1998年后改为从事青瓷考古。他表示,河姆渡、良渚文化和以越窑、龙泉窑为代表的青瓷窑址,素有浙江考古“三朵金花”之称,是浙江省较有学术和公众影响力的三大考古品牌。”这些工作简历,实在是一个年轻考古工作者稳妥而正常的选择。“
郑嘉励儿时的理想,初时想做文学家,后来喜欢中国古代史,想做历史学家。史前考古的研究对象,缺乏具体人物和具体历史事件,终是让他感觉有所隔膜。他对瓷窑址考古有点兴趣,但这种太过专门化的器物研究,不能充分释放个人的关怀和性情,很难跟具体的人、历史事件以及人的喜怒哀乐联系起来,也并不符合他的天性和初心。这样的纠结,甚至让他在30岁的时候,陷入焦虑,几近崩溃。直到他开始发掘古墓葬。
2004年后,郑嘉励开始更多地关注以南宋为中心的文物考古领域,发掘古墓葬,搜集金石碑刻,近年则更多关心城市遗址、石窟造像等文物。他坦言:“倒不是说这些工作有何特殊重要之处,实在是因为南宋的墓葬和城市考古更容易与广阔的史学议题对接,比较贴近本人的天性。”
“古墓葬,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项目中最常见的文物类型,于是我选择从南宋墓葬入手,尝试以田野考古的工作方式回归历史学的初心。”
郑嘉励说,基层考古工作者主要是在配合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发掘古代遗址和墓葬,把古遗址发掘好、记录好,编写详实的考古发掘报告,这是考古工作的基本任务。但是,考古不只有工作的维度,更有生活的维度,考古队在乡下租住民房,在工地上,都需要与老百姓打交道,文物保护需要与地方政府和基建单位沟通,考古队还有日常生活保障的一大摊子,不同地方的考古工作经历让郑嘉励能够深入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
所以,考古工作一方面给了郑嘉励知识的积累,另一方面也给了他生活的积累。“这样的工作坚持几十年,生活阅历必然丰富。工作和生活,这两个维度,年轻时我把工作看得更重,人到中年,逐渐体认到生活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考古也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时至今日,从事着自己真正热爱的志业,有了几十年的学术知识积累和阅历沉淀,郑嘉励会在外人评价考古工作神秘或者枯燥的时候,淡然地回应:“考古工作是三百六十行中普通的一行,它既不特别高明,也不卑微,如果我们热爱这项工作,它就不枯燥。” 已经把考古当作一种生活日常的他,也拥有了与岁月和解的充盈内心与平静的满足:“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而对于某些真的感觉“上班像上坟”一样压力山大的当代“社畜”,或许也将从这个自身经历过涅槃,从古墓发掘中不断参悟生死的考古学者的感悟中获得点化,就如他曾在《考古人的独白》中写道:“生命就是一段旅行,曲折丰富、悲欣交集的旅行,沿途到处有瑰丽而无奈的风景。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观看沿途之风景,体验观赏的充实,领悟人生的真谛。人就是趁活着的时候,做点事情,体验人生。”
郑嘉励介绍,从覆盖考古职业在工作和生活两个维度的基本面出发,《考古四记》分为考古、田野、历史、人生四记,“考古记”是考古发掘现场的纪录,“田野记”是田野考察中的见闻与思考,“历史记”根据文物探索历史的幽微之处,“人生记”记录工作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这四个块面,全面地覆盖了一个考古工作者20多年来工作和生活的主要方面。
这是他以“连接考古与公众”为宗旨所写的又一部图书。2020年他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另外一部面向普通大众书写考古的《考古者说》,但他自认为,“从概念的完整性和写作的成熟度,这一次的《考古四记》都更好一点”。
《考古四记》不同于严肃的考古报告和学术论文,也不仅仅是把考古报告、学术观点以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人的科普作品,而是被郑嘉励称作“考古随笔”的“杂文”集述——既有他对历史、考古、文物的感想,也有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个人感悟。虽然也被视作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大众化转化和传播,但郑嘉励表示:“我的写作只围绕自己的考古工作和生活,把个人的工作心得和生活体验写出来,与读者分享。我不会因为三星堆的考古、兵马俑的故事,引人入胜,就会去写读者喜欢的故事,因为这些IP在本人的工作实践之外。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不大可能会成为畅销书作者。“
他关注的是如何对公众讲好考古故事。他的想法是:”尽量为硬核的考古知识赋予更多的人文内涵,努力在自己参与的考古工作和生活中取材,将田野、考古、读书、历史、个人情感和生活体验整合起来,揭示文物考古与日常生活和生命体验的关联性,以证明考古与我们多数人的情感、趣味和思想有关。“
比如,在《考古四记》第一编“考古记”中,收录了“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智标塔地宫发掘记、黄岩南宋赵伯澐墓发掘记、史嵩之墓“等。他说自己的考古发掘记,是在考古现场第一时间的记录,不是多年以后闲话“天宝旧事”的回忆录,是个人化的记录文本,而非全知全能视角的回溯。与回忆录不同,读者也许更能获得考古的现场感,也更能感受考古队员在发掘中的情绪起伏,“连工作中的认知过程,我也尽量予以完整呈现“。
当然他亲历的考古发掘工作,远不止这些,“为何单写了这几项?也许是因为这几项工作更有公众影响力,读者可能会有兴趣,例如雷峰塔地宫,也许是有的工作让我有不吐不快的冲动,感觉非写不可,例如史嵩之墓。至于其他项目,大多没有留下现场记录,有的可能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描述的切口和角度,有的可能是因为乏善可陈。主要还是因为懒,疏于动笔。”
既有对文物发掘现场的生动还原,又有丝丝入扣的历史知识讲解和独到观点,收录了《渤海记事》《竹口》《山中的杭州史》《雷峰塔地宫发掘记》《唐宋时期的西湖摩崖石刻》等文的《考古四记》,对于游客了解浙江文物古迹背后的故事,想必也是很好的读本。
自嘲懒散的郑嘉励,在考古方向上偏偏选了长期不为学界所重的南宋墓葬。在很多人看来,汉唐以后的墓葬,千篇一律,挖不出宝贝,也没什么值得挖的。“郑嘉励这么有才华的人,怎么去搞这种没用的东西?”他的回答是:“学术界认为先秦考古比历史晚段的考古更重要,这说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史前考古对构建历史的作用更大,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发达,考古工作对历史的构建通常是补充性的。但重要不重要,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关键是要尊重自己的感觉和天性。我们要从热爱出发寻找适合自己的赛道,不是说哪个重要就去凑哪个热闹,芯片、光刻机领域可能更加重要,但这适合我吗?”
他说自己大概是在2014年调查武义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期间,对南宋墓葬逐渐形成长时段、多维度的思考框架。他更加在意建构具有引领性的、成体系的研究框架,“我认为,为那些价值并不显性的普通墓葬和遗迹赋予较重要的学术意义,才是对今日考古工作者智商的挑战。简言之,将南宋墓葬材料还原到宋代的知识框架和思想观念背景中,尝试提出符合历史本身发展逻辑的好议题。这是赋予考古材料以学术价值的主要路径。”
南宋墓葬真的挖不出“宝贝”吗?郑嘉励的观点是:“我更看重古墓葬的学术价值。学术的本质是创新,即能够提供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古墓葬所能提供的‘新知识’是其最主要的‘宝物’,也就是说,那些能帮助我们打开认识古代历史新窗口的文物,才是比较重要的。”
也因此,在《考古四记》中郑嘉励书写了 “南宋:一个王朝的背影” ,对这个常被描绘为外患深重,统治者偏安一隅的软弱王朝,郑嘉励认为著名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他解释,陈先生的“造极”说,经常被人引用,这句话是有严格限定的,专就近代之前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学、艺术等文化成就而言,并不是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制度的全面评价。
郑嘉励补充说:“南宋的考古材料,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宋代文化人文化和世俗化的发展趋势。今日所见的南宋器物,多为各地墓葬的随葬品。汉唐墓葬多随葬陶俑、镇墓兽,描绘墓主人车马出行、宴饮嬉戏场面的壁画,极尽浮华,颇有‘巫风’。而南宋士大夫墓葬,除了几件生前习用的文房用品、随身衣物、钟爱的书籍,不会有太多东西。如果你据此认为汉唐比南宋物质丰富、文化昌明,那就错了。这说明南宋人面对死亡可能较前人更加理性,这才是更加文明的社会。”
坚守自己热爱的赛道,还表现在郑嘉励不想用短视频的形式去做考古知识的输出。他说2021年应朋友邀约,曾经在B站上拍过一些讲述古墓葬知识的短视频,发布过近20期,有的视频竟然可以达到10万+的点击。“但做视频挺费时间的,只是输出,感觉对自己没有提升,三个月后我就不再更新,我认为适合自己的赛道是写文章,而不是拍视频。短视频也许比纸质书更有传播力,但我以后应该不会再拍了,我的赛道是写文章。”
不过他也承认:“长期的宣传太重要了,十年前,绝大多数的历史类博物馆都门可罗雀,而今,许多知名博物馆都门庭若市,绝大多数的观众是年轻人。2017年,浙江卫视《中华好故事》的导演说:‘三五年后,年轻人喜爱文物、考古、博物馆,就像他们现在追捧跑男、超级女声和中国好声音一样。’当时我不信,今天的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
他为国家倡导文化自信所带来的民众对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潮而激动:“现在考古工作的外部环境,比过去更好了,我们要更加努力,抢救和保护更多的文物,讲好更多的考古故事,为社会需求服务。”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