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应对社会阅读危机的中国模式，我们对全民阅读理解片面了

【百道编按】2024年3月，前韬奋基金会理事长、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撰写的《有书香的地方——中国全民阅读纪事》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自2007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五次会议上作为第一提案人和30位全国政协委员联署提出《关于开展全国全民阅读活动的建议》开始，作者一直投身于全民阅读的倡导、推广和研究，到过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考察了很多地方，搜集过大量相关材料，写作过数百篇阅读方面的论文和随笔，终有了这一部集大成的“中国全民阅读纪事”。他在书的腰封上写道：“人类社会的阅读永无止境。开展全民阅读乃是一个静水流深的过程。中国的全民阅读活动正行进在开展与深化的路上。为了回望来时路从而振奋精神，更为了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中树立信心、推广经验，我迈开自己已经不再强健的双腿，去往祖国的天南海北、高山大川、城镇乡村，去寻访全民阅读活动中点点滴滴的故事，在华夏大地上寻找一个又一个‘有书香的地方’。”

在这部总计35万字、厚达400余页的作品中，作者从全球视野下的社会阅读行动，关照中国全民阅读的中国模式，并对中国全民阅读从倡导、开展到深化的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从城市阅读活动的高效开展，总结各地在阅读服务、书香文化建设上的显著成果，映射书香社会建设的无处不在。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也为我们厘清了阅读与全民阅读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并指出，"全民阅读"理念是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之上的，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标志着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更加明确而开阔的文化建构，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和统一性。

时代在发展，全民阅读必将继续深化。既然是全民的阅读，这项活动就应当尽一切努力遍及城乡，覆盖到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和个人，服务社会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阅读。全民阅读，应该有大众喜好的阅读，有国民教育的阅读、专业人士的阅读，还有纯属于个人偏好的阅读；应该有各种机关单位和企业组织的阅读，有城乡社区的阅读，还应该包括家庭亲子以及各种特殊群体的阅读。

如作者所说，“这本书，只不过是我在全民阅读十多年里一些经历的记载和近期采写到的若干典型事例，相比较于正在不断深化的全民阅读，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三千弱水之一瓢！我们相信：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化，还会有不少新的任务被提出，不少新的故事产生，不少新的人物让我们感动。”

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作者对全民阅读所作出的探索、全面展现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成果，在征得同意后，我们在此将摘取书中的部分内容，与读者共享（为便于阅读，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聂震宁，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等职。

全民阅读，应对社会阅读危机的中国模式

在中国，第一次正式发出社会阅读危机警报的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当时称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自1999年起，该机构开始发布“全国国民阅读年度调查报告”，起初为两年发布一次，后出于各方面的需要，尤其是社会上普遍感到的阅读危机，从2007年起调查改为一年一次，一直持续至今。2024年4月23日发布了第21次调查报告（此处为编者修改。因为本书出版时间所限，原文此处数据截至2023年4月23日第20次调查报告）。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首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1998年18岁以上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60.4%。所谓国民图书阅读率，即指调查人群中每一年度接触过一本书并能说出该书书名的人数占比——显然，能说出书名未必就阅读过那本书。这项指标一开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可是，这项指标在2001年下降到54.2%，2003年继续下降到51.7%，2005年更是下降到48.7%，于是媒体一片惊呼：我国国民阅读率跌破50%，有一半人一年365天没有接触过一本书！尤其是，调查中表示没有阅读习惯的国民多达95%，也就是说，只有5%的国民具有阅读习惯——不少人开始反省自己是否还算得上是5%里面的读书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各地相继开展全民阅读；进入新时代，全民阅读则成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

本书在介绍世界各国促进阅读方面的内容时，采用了“社会阅读”这一概念而没有使用我国惯用的“全民阅读”这一提法，理由是，据考察，“全民阅读”这一概念乃是我国特有。我国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全民阅读”英文译作“Nationwide reading”，直译即为“全国范围的阅读”。而到目前为止，笔者所知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为阅读立法的许多国家，其法规文件的名称均没有使用“Nationwide reading”，而只是用“Reading”（阅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倡社会阅读时也只是表述为“Books for All”(人人读书)，而Nationwide是特指“全国范围的”。如果我们依照自己的习惯将他国的“阅读”称作“全民阅读”，似有不妥。

我国是把“阅读”和“全民阅读”两个概念的内涵、外延区分得比较清晰的。“阅读”是泛指人们通常的阅读，是古往今来的各种阅读；而“全民阅读”，则是指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所提倡的全民的阅读，亦即英文意译的“全国范围的阅读”。其实，在我国的权威媒体上，早在2000年就已经出现了“全民阅读”这一提法。“全民阅读”最早出现的中央部门文件是于2006年4月中宣部等11部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而后又见于2011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决定》第一次要求“深入开展全民阅读、全民健身活动”。

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虽然与许多国家开展的阅读活动有不少相似之处，在一些方面我国还借鉴了人家的一些做法，但更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全民阅读”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人类社会阅读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从古至今，阅读是从“少数人的特权”向“所有人的权利”发展的过程，阅读是现代社会必须保护的公共文化权益。同时，“全民阅读”理念是建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之上的，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根基、文化本质和文化理想，标志着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更加明确而开阔的文化建构，鲜明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和统一性。“全民阅读”理念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立场，即始终坚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努力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即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明确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即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经过十多年来的实践，基本形成了全民阅读“中国模式”。相信读者诸君可以在接下来的一节和全书讲述的一个又一个“有书香的地方”中慢慢体会到全民阅读“中国模式”的存在及其价值和意义。

作者：聂震宁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