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不仅是彪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在脱贫攻坚的历程中，我们党立足国情，把握减贫规律，出台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举措，构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工作体系、制度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黄承伟，中国扶贫、乡村振兴领域权威专家，现任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黄承伟开始从事农村减贫与发展领域的研究及管理工作，至今已有30年。30年来，他见证了我国在不同时期制定的扶贫战略和这些战略实施的成效，也认真观察了不同地区探索创新扶贫模式、增强内生发展力的全过程。在对我国脱贫攻坚实践工作进行总结时，他经过深入思考，写下了《新时代中国减贫方略》《从脱贫迈向振兴——中国乡村减贫发展30年的实践与思考》两本著作。在这两本书中，黄承伟深入阐释了扶贫工作的深刻内涵，生动解读了中国脱贫攻坚成功的实践路径和主要模式，集中展现了1991—2021年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政策演进与政策体系，分析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最新发展及未来发展趋向，为世界扶贫减贫工作提供了一份“中国答卷”。
近日，百道网专访黄承伟，请他从专业的角度为读者解读何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以及我们该如何从脱贫走向振兴。
一个国家的农村减贫与发展是一个大课题，需要有人洞察全局，高屋建瓴把控方向。在黄承伟看来，这个“指挥者”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当仁不让。
脱贫攻坚战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完成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进入了决战决胜阶段。但当时，我国还有近亿的贫困人口，如何解决他们的贫困问题，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为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
黄承伟研究后发现，这些贫困人口致贫的主要原因呈现多样化特征，一方面是因为公共因素，如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不到位导致的贫困；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原因，如因病致贫、因缺乏资金、劳力、技术等原因致贫。无论是因为什么，扶贫最大的难题都是“精准”。因资源致贫的，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精准帮扶到最贫困的群体和区域；因个人原因致贫的，更要精准地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在以前，一项新政策通常能够覆盖数百万人，帮助他们全部摆脱贫困。但在家家户户致贫原因不同、贫困人口居住分散的时期，面对全新挑战，帮扶政策就必须根据贫困的演进规律和特点向着多元化方向演变。此外，解决贫困问题、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必须有强大的资金支持，特别是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财政资金支持为引导，大范围动员整个社会资本、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帮扶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帮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时，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处于全球第二位，制度创新、干部能力提升等方面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开展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需要向全世界展示和彰显‘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有效、最有力的载体就是解决全体人民的绝对贫困问题。为此，党领导人民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以解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解决过的绝对贫困问题。”黄承伟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百道网：作为中国脱贫减贫工作的亲历者，回望30年来参与的农村减贫和研究工作并做总结，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黄承伟：概括地说，我最大的感触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根本立场，始终把老百姓的幸福放在最重要位置的初心使命，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把解决绝对贫困、反贫困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带领全国人民为解决贫困问题而努力奋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管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面临什么样的发展任务，始终把减贫摆在重要的突出位置。
其次，我发现在我国反贫困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都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这项工作。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指导各个历史时期反贫困的时候都提出了相关的理论。尤其是在新时代脱贫攻坚战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就扶贫开发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了一系列新判断新部署，形成了思想深刻、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该论述深刻阐述了脱贫攻坚方方面面，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科学的指南和行动纲领。
当然，我国之所以能够在反贫困的斗争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还在于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把全党全国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在东部发展起来以后，我国立刻加大了对西部的发展支持，建立健全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体制机制。国家还动员中央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定点帮扶592个重点贫困县，帮助贫困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摆脱绝对贫困。这是一项具有创新性、能充分体现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的重大举措。再加上全社会动员工作的开展，包括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甚至军队都参与到脱贫攻坚战中，这些力量的广泛动员，形成了脱贫攻坚的磅礴合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最后一个感触是我们始终如一地把改革创新贯穿在了反贫困的全过程各环节。从1978年开始实行农村改革以来，党和政府根据每个阶段贫困演进的规律、发生特点、减贫需求，一直在与时俱进地调整、完善反贫困的政策和策略。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颁布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进入21世纪，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这些政策是我国扶贫开发的方式、思路、理念、各类具体政策措施的系统性创新，体现了改革开放精神在扶贫开发领域的充分运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攻坚战的方式来解决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更是“三农”领域改革创新的集大成，不仅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而且形成了完整的反贫困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和工作体系，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保障，也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
百道网：《从脱贫迈向振兴——中国乡村减贫发展30年的实践与思考》中，您以中国减贫事业的四个历史阶段为切入点来选取文章整理成书，近30篇文章按照由近及远的时间顺序排列。您能否从一个见证者的角度，按书中的顺序来介绍一下我国减贫工作的发展历程，以及经历过的困难和挑战？
黄承伟：回看我国过去30年反贫困的实践及成就，尽管是见证者和亲历者，我仍然认为想要作出全面总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只能从我所认为的减贫发展历程、每个阶段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做简单介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历史阶段，只是根据我的工作经历，以及我对贫困问题研究形成的论文来划分的，并不是官方的划分。
在我看来，我国减贫工作的第一阶段是从1991年到2000年，这是扶贫攻坚和中国世界银行扶贫项目设计的实施阶段。1994年，我国颁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对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攻坚。配合扶贫攻坚，当时我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合作，开展了大规模的综合性扶贫的试验试点，主要是通过利用世界银行资金实施扶贫项目。第一期项目（即西南扶贫项目）覆盖了广西、贵州、云南三个省区，采用综合性的扶贫方式助力全国脱贫攻坚。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我国反贫困面临的主要困难和挑战就是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持续保持各项政策的益贫性，以及如何提高专项扶贫方式的扶贫效果。前者需要有更好的体制和机制，后者则需要更好地瞄准贫困人口，同时提高扶贫资金、扶贫项目的有效性。另外，如果没有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不断增强，推动贫困地区发展、解决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就会难上加难。所以当时还需要解决培育和提升脱贫人口和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的问题。
21世纪的前10年是减贫工作的第二个阶段。《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完成以后，新一轮扶贫开发计划开始制定，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颁布。这10年扶贫工作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以整村推进的方式推动综合扶贫。综合扶贫，是以行政村为单元，通过整村推进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提升，发展扶贫产业和组织劳动力外出就业，以“一体两翼”（一体：贫困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两翼：产业发展、劳务输出）战略推动扶贫开发；同时，还要把开发式扶贫和保障式扶贫有效衔接起来，这是当时扶贫工作的要点之一。这一时期的工作难点是，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12.8万个贫困村、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深，扶贫脱贫的难度很大，需要的是更有效的帮助和扶持。但当时扶贫标准偏低，很难将扶贫标准提高到既符合国情，又在国际上具有说服力和普适性。并且，由于农村的一些贫困人口缺乏劳动力，只能通过保障制度实施兜底性脱贫，而实际工作中，社会保障和开发式扶贫分属两个部门、两套工作体系，于是我们还要额外去考虑保障性扶贫和开发式扶贫该如何有效衔接。
第三阶段是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到2020年底脱贫攻坚战打赢。这8年的脱贫攻坚是波澜壮阔的，读者在我这两本书的字里行间中都可以感受到。在脱贫攻坚期间，我们既要想方设法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方略落到实处，做到精准扶贫，又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都参与脱贫攻坚，并提高脱贫攻坚的效果；既要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把扶贫和扶智、扶志有机结合起来，又必须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些困难和挑战的克服与应对，成为脱贫攻坚时期进行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工作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四个阶段是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在完成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之后，我国的“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转向了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以解决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主要目的的国家战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定，目的是把“三农”工作从脱贫攻坚推向全面乡村振兴。这一阶段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如何巩固住脱贫攻坚成果；如何借鉴脱贫攻坚的经验，有效衔接好乡村振兴；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奠定基础，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和驱动。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就脱贫人口个体而言，“全面胜利”的标准是所有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和安全饮水；就区域标准而言，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则是指所有832个贫困县消除绝对贫困，在中国的版图上不再有区域性贫困。在我看来，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对人民群众的生活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不仅可以吃饱穿暖，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基本住房和安全饮水等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看病难成为历史，各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升。与外界交流更加便利后，群众素质大大提升，追求美好生活时，信心更加充足，精气神也更高了。回过头做总结，我们不难看到，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派驻帮扶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制定目标责任制，明确帮扶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这些举措让帮扶的干部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密切了联系，干群关系明显向好。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充分体现和实践。
在总结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时，“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两个词组常常被人自豪地提起。黄承伟认为，从减贫角度理解，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理论指引，减贫道路是在反贫困理论的指引下展开的成功实践，简言之，即道路是理论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曾针对脱贫攻坚工作提出了“七个坚持”：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谋划，强力推进。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的局面。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自觉地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挥政府投入的主体和主导作用，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集中力量解决贫困群众基本民生需求。三是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广泛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及社会各方面力量合力攻坚，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组织开展定点扶贫，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四是坚持精准扶贫方略，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始终强调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打出一套政策组合拳。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五是坚持调动广大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六是坚持弘扬和衷共济、团结互助的美德，营造全社会扶危济困的浓厚氛围。完善社会动员机制，搭建社会参与平台，创新社会帮扶方式，形成人人愿为、人人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七是坚持求真务实、较真碰硬，做到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穿脱贫攻坚全过程和各环节，把一切工作都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建立全方位监督体系，真正让脱贫成效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这“七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内涵，在“七个坚持”理论的引导下，我国展开了全球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实践，在实践中形成了多种成功脱贫模式，多种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方式方法。这些内容丰富的扶贫脱贫模式、方式方法以及体制机制运行、政策实施构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的道路。
百道网：您认为在脱贫攻坚战结束后，下一步应该开展哪些工作？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对这些工作将会起到哪些作用？
黄承伟：脱贫攻坚战结束以后下一步应该开展的工作，中央其实已经作出了相关部署。让我来解读的话，首先还是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的成果。脱贫攻坚只是按照基本标准解决了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更好地稳定下来、更好地发展下去。接着，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对于“三农”工作，它们实际上是拥有交叉点的两个不同阶段。一个贫困地区在打脱贫攻坚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为乡村振兴奠定基础。2021年开始，党中央设立了五年脱贫攻坚过渡期，过渡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里说的有效衔接包含了工作体系、制度体系、政策体系、规划衔接和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衔接。衔接好以后，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了。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大再次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新部署，提出了新要求。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总的目标就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的要求是推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要统筹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要促进融合发展，进行改革创新。最后，就是建立低收入人口的常态化帮扶机制和欠发达地区的常态化帮扶机制。低收入人口包括因为脱贫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的人群和在一定标准上的群体。它们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难点和底线，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如果没有常态化的帮扶机制，过渡期结束，各类帮扶政策退出，部分低收入人口就很有可能再次陷入贫困，或者说有重新致贫和落在发展后头的风险。尽管目前国家还没有对欠发达地区进行界定，但是我们通常认为832个脱贫县中相当一部分可以划为欠发达地区。对于这些县域，如果没有常态化的帮扶，过渡期结束之后，脱贫攻坚时期形成的经过过渡期优化的各项政策一旦撤销或退出，脱贫县发展将面临很大的考验，肯定会有部分县进入发展停滞不前的困境。所以，我认为脱贫攻坚胜利结束后，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的常态化帮扶机制，也是应该开展的重要工作。
而脱贫攻坚的胜利对于上述工作最主要的作用，实际上可以概括为奠定了基础、明确了工作方向和进行了有效衔接这三点。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有效延伸，也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2012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对脱贫攻坚作出了动员。2015年底，中央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全面推进脱贫攻坚。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历史性地转向乡村振兴。由此可见，脱贫工作和乡村振兴都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和变化在于，从目标定位看，脱贫攻坚解决的是近1亿人的“两不愁三保障”以及安全饮水问题，实现解决绝对贫困的目标。乡村振兴要解决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目标定位上，乡村振兴的要求要比脱贫攻坚更广也更高，这是由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从工作内容看，脱贫攻坚工作的主要内容比较基础，包括增加收入；大力发展农村基本义务教育，让每个脱贫家庭适龄的人都能够享受到教育；重点保证基本的医疗服务，在村里建卫生室，完善乡镇卫生院，建立基本的医疗保障制度，提高报账比例、设立看病绿色通道等。乡村振兴则是要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发展所有乡村，既包括教育、医疗、住房、饮水，也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等各个方面的建设发展，工作内容更加广泛。从工作形式看，脱贫攻坚的目标非常明确，时限也非常明确，采用攻坚战方式，在一定时间内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相较而言，乡村振兴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将延续到2050年，也就是说从脱贫攻坚胜利后，至我们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之时，这30年都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期，工作形式必然是持久战，需要久久为功，需要更好的设计，需要分阶段有重点推进。
《新时代中国减贫方略》《从脱贫迈向振兴——中国乡村减贫发展30年的实践与思考》是黄承伟30年研究成果的结晶，他希望这两本书能够成为基层工作者的学习辅导书，为他们提供理论指导、工作指南，让他们在遇到问题时能够从书中找到答案，并引导他们更加深入地去进行思考。而对普通读者来说，这两本书更像是写给他们的国情教育通俗读本。国内的读者通过阅读它们能够更好地认识祖国、理解祖国、热爱祖国，建立起更加强大的民族自信。国外的读者在阅读中国故事的同时，也可以比照自身，吸取更多的反贫困经验。正如黄承伟所说：“我想要把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坚决消除贫困的决心以及党的承诺传达给读者，告诉他们中国共产党是有能力治理好中国、有能力带领中国不断地走向繁荣富强、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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