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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关注莎士比亚的作品，却很少关注他生活的时代。中世纪，一个魔法与科学并存的非凡时期。占星术与天文学分庭抗礼，炼金术力图将物理学排挤为“歪理邪说”，关于人体、地球和整个宇宙的新观念刚刚开始在西方掀起思想变革。传统观点认为，莎士比亚对“新哲学”没有意识，对天文学家的成就或关注点漠不关心。但作家丹·福克却在自己的作品《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重新梳理了科学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影响，以及那些著作中有关科学的蛛丝马迹。丹·福克认为，只要仔细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就会发现他对自然世界的兴趣之深，就会意识到他对宇宙观念在变化的意识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更加强烈。
丹·福克，加拿大科普新闻记者、作家和广播员，主要从事科学故事的写作，曾获得美国物理学会的“物理学及天文学科学写作奖”、加拿大科普作家协会的“社会科学新闻奖”，主要作品有《T恤衫上的宇宙》《寻找时间》等。在新作《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中，他化身向导，立志带领读者重读莎士比亚，解析那些藏在人生悲喜剧中的科学痕迹。2023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并出版了这部被誉为是17世纪科学发现指南的著作。百道网专访本书译者斯韩俊，请她为我们解读这本视角新奇的“科学”起源史。
“这是一部看到简介就会让人提起兴趣的作品。以往我们读到的大多是从文学方面研究和解读莎士比亚作品的书籍，这本书却给了读者一个全新的角度。我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分享给读者们。”斯韩俊说。
斯韩俊
莎士比亚作品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他拓展了戏剧的人物刻画、情节叙述、语言表达和文学体裁多个方面，用丰富多样的语言和情节设置贴切而生动地表现不同人物的特色，传达扣人心弦的感情和思想。世人谈及莎士比亚的著作，时常会以“伟大”来称颂。而其作品的“科学性”，则更多地体现在对当时已知的科学内容的指涉上。如与新天文学相关的，《哈姆莱特》中的主人公想象自己是“无限空间的君王”，这里的“无限空间”也许不仅仅是指思想上的无限空间，更可能是在说迪格斯和布鲁诺思考的无限宇宙；《辛白林》中“朱庇特”本人的出现，舞台提示要求四个鬼魂围成一圈绕其跳舞，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伽利略新发现的四颗木星卫星。类似的内容比比皆是。
斯韩俊认为，在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文学性”和“科学性”是密切相关的。“文学性”是作品的根本，而“科学性”丰富了作品的内容。文学作品本身可以说是对生活的艺术化表现和记录，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也经常反映出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思想。当然，作者对这些“科学性”内容的运用或许更多是为了更好地塑造人物、保证戏剧的舞台艺术，但不可否认，这些内容也丰富了作品的世界，让读者看到作者对整个自然世界的兴趣，为解读作品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有关新发现的时代，从天文学、物理学到生命科学……除莎士比亚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和诗人也在密切关注科学的发展，当时的科学知识在他们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其中包括蒙田（1533-1592）、约翰·邓恩（1572-1631）和弥尔顿（1608-1674）等人。蒙田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作家，以洋洋洒洒的《随笔集》留名后世。此书在西方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蒙田的散文主要是哲学随笔，因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思想的宝库”。从他的思想和感情来看，读者似乎可以将其当做一位现代人。作为一个清醒的怀疑论者，蒙田质疑了宇宙是为人类利益而存在的这种妄自尊大的想法，他是法国最早认识到哥白尼并认真对待的人之一；约翰·邓恩是一位英国玄学派诗人、教士，主要诗歌作品有《歌与十四行诗》《一周年与二周年》《圣十四行诗》等。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天上的意象，如太阳、星星和月亮，诗歌背景几乎总是托勒密式的。但他的诗歌中也有对消逝的世界和宇宙的哀悼，他曾写道“天空中有新的星星，而旧的确实从我们眼前消失了”。由此可见，邓恩对新天文学的发现和发展应该是比较熟悉，并乐于将其写入自己的作品中的。
丹·福克在《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中称，莎士比亚时代是一个“转折”的时代，是从中世纪的神学与魔法转向现代科学的时代。在莎士比亚生活的1564到1616年间，各种新发现和新发明层出不穷。1572年出现在空中的超新星；电与磁的区别；自由落体定律；行星运动定律；伽利略的望远镜发现等。这些新科学促使了魔法思维的衰落，中世纪的阴影逐渐消散，以数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慢慢与神学分离，逐渐崛起。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科学的发生标志是1543年，也就是哥白尼表发《天体运行论》的那一年。因为在宇宙学方面，之前的天文学家们一直都是引用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著作，但此后，他们开始引用哥白尼、第谷、吉尔伯特和伽利略等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这些科学家们的发现。
虽然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极慢，但英格兰的科学家们，迪格斯、吉尔伯特、哈里奥特、雷科德等，与欧洲大陆的许多科学家都有书信往来。他们是新科学的早期接受者，很多人都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传播新科学。与此同时，蓬勃发展的出版业也为知识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莎士比亚，这位狂热的读者，对书籍永远有着无限的需求。或许是在海量的书籍阅读中获取了新知识，也或许是在与迪格斯家族的频繁联系中接受了新科学的“传教”，他的作品中渐渐出现了两种时代思想的碰撞。这种碰撞表现得最明显的便是《辛白林》。在这部作品中，莎士比亚试图去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去理解被当时的科学所打开的新宇宙。剧中包含了父亲、国王和神。他们都是权威人物，可每个人都察觉到其领导地位受到了“现代实验科学证据”的挑战。朱庇特一幕中，莎士比亚虽然几乎完全是以古代神话和托勒密宇宙的元素构建场景，最后却成功地暗指了新天文学。
在翻译《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的过程中，斯韩俊还发现了另一些新奇有趣的内容。她第一次读到了托马斯·迪格斯这个名字。托马斯·迪格斯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科学家，曾求学于约翰·迪伊门下，父亲是被推崇为经纬仪的发明人的伦纳德·迪格斯。他对哥白尼思想在英格兰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出版父亲所著的天文年鉴《永恒的预言》时，他把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一部分译本放在了附录中。《永恒的预言》采用了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体系，托马斯·迪格斯却坚持认为哥白尼对太阳系的表述是物理事实。他甚至在书中更进一步地修改了哥白尼著名的太阳系示意图，将原图中最外层的恒星从固定的单一圆形轨道上解放出来，无限向外拓展开去。
书中所提的天文学家托马斯·哈里奥特和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同样让斯韩俊印象深刻。托马斯·哈里奥特是第一个通过望远镜观察天体的人。在伽利略之前，他已经观测了星空，并绘制了月球地图，比伽利略所绘图像更准确地显示了月球各个特征的相对大小和位置；卢克莱修在作品《物性论》中提到了原子学说，他认为宇宙和其中所有奇妙的多样性的产生并不是因为上帝（或诸神），而是因为不假思索的、随机的原子碰撞。他描述了原子的物理性质，以及这些原子的运动与自然界中的各种现象有何关联。
“类似的内容还有很多，翻译过程中每每读到，都让我对这些伟大的天才人物心生向往。”
现在意义上的“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系统。一些莎士比亚学者或早期现代科学史学家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与标志着被称为“科学革命”的思想和发现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约翰·卡特赖特和布赖恩·贝克在《文学与科学：社会影响和互动》一书中说：“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威廉·莎士比亚，对天文学家的成就或关注点漠不关心。”威廉·伯恩斯在《科学革命：一部百科全书》中宣称：“威廉·莎士比亚……对科学几乎不感兴趣”。
丹·福克却觉得，万物之中皆有科学，即使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他在《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中带领读者审视莎士比亚时代的科学，对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相关指涉做了大量的解读。他让我们先去了解当时的天文学知识，再把视野扩展到更广泛的物理科学和生命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莎士比亚到底对“新科学”了解多少，这些“新科学”又对他的作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创作过程中，丹·福克按照时间顺序细数当时的科学发现和重要科学人物，随后对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如何反映这些科学内容进行了阐释。这是一幅人类探索世界和宇宙的历史画卷。从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宇宙观、中世纪的魔法，到哥白尼的日心说、透镜理论、伽利略的望远镜发现、笛卡尔的机械论，内容纷繁复杂，涵盖了早期现代科学在16至17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始末。新天文学指出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中心，通过对星空的观测与思考，“科学”所揭示的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占星学、化学与医学等从中世纪的魔法和占星术中脱离出来，人们热衷于在各方面进行钻研。众神退场，以实验观测和数学为基础的科学思维逐渐兴起。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很多人们以为只是文学表现的内容与科学产生了关联，开始经常性地反映出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以及他们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例如，《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给奥菲利娅信里说“你可以疑心太阳会转移”，其中就透露了哥白尼思想的痕迹。当我们对这些思想研究得越仔细，就越能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的成就。
《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的章节小标题几乎都选取了一句经典台词来引发读者的兴趣，所举事例也引人入胜。从天文爱好者想要了解的天文望远镜的运用，到在医学和文学中都占据一席之地的放血疗法。丹·福克甚至还推测，莎士比亚所写到的医学知识极可能来源于他的医生女婿，并由此推断，这大概就是莎士比亚作品中医生的道德通常都比较高尚的原因。
“有人评价《莎士比亚的科学：一位剧作家和他的时代》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起源史，我对此非常认可。并且不管是作为译者还是读者，我都认为，这本书虽然涉及到了很多专业术语，但因为语言简洁明了，内容生动有趣，所以可读性很强。我相信这种全新的解读视角，一定能带给读者不同以往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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