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不被看见的“好女孩”——专访《猫选中的人》作者朱婧

【百道编按】作为“不被看见”的群体，从古至今，女性的命运总是充满了复杂性。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她们先是别人的女儿，然后又成为丈夫的妻子，或孩子的母亲。在家庭的消磨中，她们逐渐失去自己的名字，逐渐隐失。但在青年女作家朱婧看来，这些人物角色地位低微却依然强大。她紧紧抓住了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细碎和温情，那些顺从、隐忍和沉默的瞬间，将其转化为文学作品，用散文化、抒情化的语言讲述亲密关系中的复杂性与摧毁性力量，以及女性在成长过程中身处的时代性矛盾和本质性孤独。在朱婧的新作《猫选中的人》出版面世后，百道网对她进行了专访，聆听她笔下那些细密温情的日常和近在咫尺的生活。

在作家笛安的眼中，作为小说家的朱婧，如今“越来越从容不迫地表达着更深层的悲观。”朱婧的写作风格取径于现代主义，同时又展现了青年女作家的力量和冷静感。阅读朱婧的小说，会让人内心更加沉静，更愿意去思考那些在亲密关系中依然存在的刻骨的孤独和竭尽努力之后依然徒劳的疏离。在新作《猫选中的人》中，朱婧创造了一个有亲缘性的女性族群。她们大多性格温和、工作体面，是日常生活中没有攻击性的“好女孩”。但也正是这样可被预判的命运轨迹，让这些女孩渐渐成为“不被看见”的人。“人声鼎沸，却如潮打空城”，朱婧不动声色地反复书写，让整部作品充满独属于都市，又独属于她自己的特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认为，朱婧的重要性就在于对于女性命运立体性、复杂性的理解和书写，让人内心深受冲击，使她和很多作家产生不同。而在青年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张怡微看来，“读中文系的人”才是朱婧文学创作的锚点、创作内容，也是她真正的文学理想。这样的信念强大到足以抗衡死亡，且足以为这个纷乱、伤痛的世界留下文明的火种。

赋形人生，平平无奇的日常中蕴含生命的无常

朱婧的文学之路是从青春文学起步的。对她本人而言，青春文学的写作则是以“说故事的人”作为开端。读大三时，一部《萌芽》让朱婧一举成名，与笛安、韩寒等人一起掀起了“80后青春文学”的风潮。在早期的写作中，朱婧通常会更讲求周全的设计、精巧的制作，那时她的小说故事并不是建立在对生活的理解，而是以对生活的想象，包括对某种情感生活的想象为主。2008年，朱婧进入婚姻生活，之后停笔十年，到2019年才出版了“复出”后的第一部作品《譬若檐滴》。从这部作品开始，朱婧的写作转向了“赋形人生”。到《猫选中的人》出版后，她的作品彻底有了属于自己的调性和风格。“应该说，随着年龄阅历，生命经历的变化，也随着文学观念和文体意识的变化，我的写作转向‘赋形人生’是基于对现实人生更深刻理解后的文学表达，并且试图从一己之私的写作走向更宽广的共同体。”

朱婧将自己的生活概括为“象牙塔式”——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大学教书，从校园“过渡”到校园。这种看起来没什么风波的经历让她的写作内容受到了不小的限制，甚至一段时间内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不过，当她发现可以把“自己”作为方法，将写作主题回到“家庭”后，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新书中，《猫选中的人》《危险的妻子》等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了“家庭”这个主题。在这些新作品中，朱婧将自己对生活内容的观察和发现都融入文字，试图将自己现在的生活经验一一表达出来。至于这是否属于一种“转型”，朱婧觉得，从早期写作开始，她的作品就是写给同时代的人的，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人生经验的变化和审美尺度的调整，写作上的内容和风格变化会自然发生，小说的题材内容、修辞语体，都会有一定的变化。但面向的读者群似乎还是同时代的那批人。这是一种过渡，更是在写作中所展开的等长的生命史。作者、作品和读者都在度过同样的时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相比“转型”，这更应该被归纳为“成长”。

“成长”后的朱婧，作品更倾向于日常化。当不再以故事和技法为写作起点，而是从领悟开始写作，以情感和审美为起点后，日常化风格的形成仿佛就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很多读者都存在一个误区：日常化约等于“平平无奇”。朱婧显然并不这么认为。她以日本著名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作品举例。“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这样，然而……”凡是读过小林一茶所写的关于女儿的文章《俺的春天》的读者都很清楚“然而”后面的故事是什么，但每个人却仍然会续写自己关于“然而”以后不同的答案。朱婧表示，这样简单又巨大的句子，连接的是小林一茶复杂的情感经验。如果作家能传达一份共通的人类情感经验，是不必担忧其“平平无奇”的，平平中有生命的无常，也有恒定的部分。写自身或身边微小的故事，是从“仰望苍天”回到“巡视大地”，也就是回到具体的有温度的人间生活。朱婧的小说并非只写她自己这个个体，而是写给那些原本很难成为文学人物的、缺乏故事性的普通女性。“予日常生活以尊严”。从文学的“小”入手，无论题材内容还是技术方法，只要读者或写作者学会转换眼光和角度，就能发现对“小”的叙述所涉及的那些不小的问题。

朱婧新书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关于“丧失”。她十分关心当“丧失”作为一个过程性的状态，而不是一个完成性的事件，发生在人的生命当中时，人们是如何通过建立对于“丧失”的理解，重新建立生活逻辑和秩序的。书中，《光进来的地方》和《鹳》等文章都描写了亲密关系中的失去，失去母亲、失去妻子或失去丈夫。通过一些细小的场景让读者感同身受，并让这种感受随时间和经历慢慢加深，进而学会向别人传达内心的哀伤，这也是人类坚韧和美丽的一种体现。“这样一些微小的东西，是否能连接起一个更阔大的世界，从而避免一种局限。作为一种路径来讲，关键不在于书写的对象和方式是否微小，而在于我们内心的江海吧。”

十年离场，来一次以旧我生新我的“文学革命”

对于写作者而言，十年的离场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朱婧的离场却并不意味着和文学现场完全脱离。因为在大学从事写作教学工作，她一直都有关心同时代作家在写些什么。十年间，媒介革命加速了文学生态的变化。不仅是时代审美趣味和文学风尚在变化，作者的写作方式和读者的审美产品选择也发生了改变。毫无疑问，朱婧的日常生活和心智、文学趣味等同样发生着一系列变化。重拾写作，是以个人的十年之变，回到回应文学现场之变。这样的调整与过去的写作密不可分。它更像是为过去的写作画上了延长线，在朱婧的笔下掀起了一场以“旧我”生“新我”的个人的、微小的“文学革命”。至于专业的学术训练，尤其是文学史训练，则让她得以在更广阔的文学、更大的文学人群，审视作为个体的她的写作，让她意识到一个写作者的可能和限度。

从校园到校园，朱婧以自身经验告诉我们，大学是一个相对自由的适合写作的地方。和职业作家不同，在大学写作的作家可以与学生接触，可以第一时间收获不同读者的反馈。并且，在学院写作的作家，特别是教文学课程的作家，日常往往需要研习各个时代不同地方的写作同行的作品，这对个人的写作可能会构成一个新的参照的维度。同样，在遴选作家作品的过程中，也可能返身观照作家的写作。朱婧曾说，教师工作带给她的是“学院派写作”。她在短篇小说的创作处理中，涉及到了一个很容易受限制的题材，即女性和家庭。幸而她曾在写作课程中和学生一起专题研读过志贺直哉、A·S·拜厄特、琼·狄迪恩等作家的作品，研究他们的写作路径。通过基于内心的共情和同理心，以及审美意义的理解和同情，这些作品不但都阶段性地影响过她的写作路径和学术研究的文本和修辞，甚至还具体地帮她解决了一些写作上的问题。

做学术研究和做创作，是需要切换频道的。朱婧在大学教的是写作和文学评论。对她来说，学术训练的理性，对文学创作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意义，比如说逻辑感的建构、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等。文学评论让她可以和研究对象自由地进行将心比心的对话。但在做学术研究和批评的时候则要以阶段性工作方法的变化，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思维状态和语言状态集中、有效、节制地调整。“知识对写作者真的有用，‘学院’可以帮助我，将一些作品放到更大的文学谱系里去看待。”

2019年1月，朱婧写过一篇散文《读中文系的人》，文题取自林文月先生同名散文，回顾自少年起受父亲和老师的影响，到今日成为中文系教师的经历，理解到“读中文系的人”给予她的“种子”。其中写到“少年时期的文学生活，那些读中文系的人领我走过的路，像行进的火车的车窗外的风景，闪过少年的我的眼前，我可能睡着，可能遗忘，可能彼时无法完全理解，但事实上，那些风景永远不曾熄灭，它们像接连点燃的火柴，微光连续起幽暗中亦明的路，指向我走到这里。”2008年，朱婧回到母校的中文系，做了一名大学老师。从“读中文系的人”的手里获取的能量，让她成为了“读中文系的人”，后来又成为了“教中文系的人”，这其中，未尝不包含着她想要把这些力量通过课堂或者写作传递给学生的美好愿景。新书《猫选中的人》收录《先生，先生》以“宁先生”致敬林文月先生，小说写中文系的薪火相传，以“维护传统古典于不坠不灭”。

“发现”女性，从思考和感受中寻求力量

新书《猫选中的人》，书名灵感来源于朱婧的个人经历。女儿入学前，朱婧搬家至女儿就读学校附近的学区房。这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的老小区，小区里面经常会有一些流浪猫出没。她和女儿在楼下喂养了一只名叫“小渣”的流浪猫。“小渣”的名字取“碎屑”之意，爱怜它作为一个生命无可选择的微不足道。朱婧与女儿全程观察了“猫咪当妈妈喂养孩子”的过程。在观察猫的“母职”的时候，朱婧联想到可以类比人之为人的故事，于是有了《猫选中的人》这篇小说。随后这篇小说的名字也成为了最合适的书名。

对朱婧来说，如何发现和理解“母亲”是一个特别重要又难以离弃的主题。在她关于母性的书写中，以自身视角和精神投射为思考母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作品也明显带有新的现代语境和反思。当她走进婚姻，有了孩子，自己的生命轨迹和母亲的生命轨迹产生重合后，朱婧开始越来越多地想起了母亲，想到很多和母亲有关的习焉不察的生活内容和生命时刻。这种朦胧的意识，在2019年看了韩国女作家申京淑的《妈妈，你在哪里》中“对你而言，妈妈从来就是妈妈。你从未想过，原来妈妈也有蹒跚学步的时候，也有三岁、十二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光。你只是把妈妈当成妈妈，你以为妈妈天生就是做妈妈的人。”这段话后豁然明朗。《一日与永恒》《在那天来临以前》等作品中，都能找到她母亲的一些痕迹。这是一种发现，也是一种整理，更是一个寻求解惑和逐渐坦然的过程。回忆和文字为母亲过去那些未被看见的时刻赋形，同时让朱婧领悟，不担忧地成为母亲的前提，是学会去充分地生活，去首先做一个完整的人。

由于关注的是女性，尤其是在家庭中的女性的情感和命运，朱婧的作品一直在从容不迫地表达着更深层次的悲观。朱婧的悲观来自于承认现实的某种局限性。她自认为对社会结构性的内容，比如说女性具体的处境，从雇佣薪酬到家庭分工等等，在短时期内会发生巨大改变是不信任的。如果想为普通女性发声，她就必须面对普通女性的现实。“与其说是悲观，不如说是通过写作理解自己的处境，在真诚的思考和感受中，寻求力量，建立一种笃定。”不作幻想也并非怨尤，朱婧希望能够建立一套在局限中的生存逻辑，这也是她身处的具体现实和在小说中的表达。

写作可以帮助人们理解自身的存在，而文学通过植根过去而创造未来。从简·奥斯汀到埃莱娜·费兰特，诸多女性作家既在写具体的女性经验也在更辽阔的时代书写女性的命运和现实。伍尔夫说过，女作家常常试图修正现存的价值秩序， 改变人们对“重要”和“不重要”的看法。朱婧觉得，这就是女性书写的意义所在。坚持写作，坚持为女性写作，朱婧希望自己有能力经由一种女性自己的语言和态度去表达女性的经验和情感，并且向她生命中一切值得珍视的内容致敬。

何平评论朱婧说，“她的小说是慢的，细小的。她讲故事，却减去了刻意制造的传奇性。”但同时，朱婧的小说又“别有渺茫浩大的地理和宇宙——世事之无常，人心之莫测。如此细小，恰恰如此浩大的苍凉。”朱婧自己其实更想学习的是枝裕和那种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又深深打动人的方法。“是枝裕和导演说，‘认真观察许多事物，你会发现，再怎么小的事物，里面也有着惊人的真实感。’我想，如果我能够写出来这种感觉，就一定会有与我共鸣的读者。”

作者：张洁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