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芳：逆旅与行人，死亡与心灵的对话

《我亦是行人》是湖北作家周芳的非虚构短篇集，该书近期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延续了她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中关于死亡与衰老的话题，借由人物的离世勾连一个人的一生，充斥着荒诞和戏谑的冷幽默，借由九个人的死亡，讲述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写出了普罗大众对待生死、情感、羁绊的态度，以死写生，写出了生活茂盛的生长情形，写出了人性直面生与死时的落寞与不屈。近日，周芳老师接受了媒体群访，讲述了在创作《我亦是行人》中的一些感想。

在荒寒境里拾捡孤独与骄傲

谈及《我亦是行人》的书名意蕴与创作缘起，周芳表示，“我亦是行人”出自于苏轼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里面蕴含的是惆怅，也是豁达；是挣扎，也是接纳。是在历过千山万水，度过无数无眠之夜之后，对生命的深情拥抱。面对生命这一列单向火车，这一场再也不能回头的旅程，我们何去何从。你，我，他，所有的人都只是人生逆旅中的匆匆过客。

创作缘起于自身积淀的原生经验，如家庭记忆，乡镇农居传承的世俗经验，医院的医护经验，也有一部分是对隐匿在城市意象背后的隐秘经验的探索。比如对夕阳红麻将馆各种场景，以及对各色人物和对话的体察；麻将馆是个特殊之处，它本身是各种信息的传播之地，滚动着社会各种动态的舆情讯息，每天到这里来的爹爹婆婆，“嚼嚼婆”“乌龟刘”“满月嫂”人人都有大篇的人生故事，在这里上演的都是流动的人间大戏。除了借助某些可靠经验，还需要有生命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如在《父亲们的管子》中对几位插上导尿管老人的描写。有了同理心同情心，眼睛看到的一小点，耳朵听到的一小点，都会生发出去，唤起读者感受和体验层面的印象和记忆。

走出一隅，拥抱更广阔的大地苍生

谈及之前的创作经历，周芳认为《我亦是行人》与之前的《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有很大不同。首先从领域和视野方面来说，《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文本指涉特殊空间，特殊人群，而《我亦是行人》走向了周遭世界，普通你我，从生死一刻扩大到了死者的一生，从我的病人到我的亲人、熟人，到芸芸众生，领域有了拓展，视野在放宽。虽然说文本中只写了九个人物，九种命运，但这些命运遭际更有普世性。

其次，从艺术表现手法和阅读感受来说，《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主观性话语比较强，以“我”在场直面生死，更多书写了疾病与死亡的大波大折，刻画“九死一生”“死里逃生”的悲痛挣扎，给人沉重感。《我亦是行人》中，尽管死亡依然是文本人物或故事贯通的主题，但更富有小说色彩，“自我”从叙事中剥离开来了，还给人物自足生长的空间。行文基调上，追求举重若轻之感，平静，淡然，甚至有些诙谐，调侃。把疾病痛苦死亡铺陈在日常的，恒态的生活中，写出的烟火味道，而非大悲大痛。单纯的死亡书写，难免沉重与压抑，在《重症监护室》书写里已经实践过。那里将“死亡”钉住，钉在棺木上，然后拿一柄一百倍的放大镜，照它，看它，看死神锋利的镰刀和黑乌乌的斗篷。《我亦是行人》则不同，它书写的视角全然不一样，虽说主题是写死亡，但视线投射更远的是死前命运。写这些人物的死，更多是写他们的前世今生。所有的死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因”是“死”的铺陈，更有戏剧感命运感。

这本书与其说是探究“死”，不如说是在探究“生”。在“生”的层面，从那些重重叠叠的往事中，还原生活本来的面貌，它有声有色，它有烟火气，有人情味。

以鱼潜于水的姿态去拥抱生活

谈及小说与非虚构在创作自由度上的差异，周芳认为，所谓“创作自由度不一定只关乎体裁的限定与选择，而更重要的是对文学真实性的忠诚，并且凭借这份忠诚为写作伦理，最大限度地呈现作家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自我、对生命、对时代的真相、对每个个体的困境，和他们生活价值的追问。

小说以强大的想象虚构空间，能抵达真实与自由的彼岸，非虚构以鱼潜于水，根扎于土的姿态牢牢站定在生活这块热土上，同样能深度地表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层面，表现中国人在此时代丰富多样的经验。优秀的非虚构作品中也闪烁着想象力的光茫——我们想要抵达何种真实，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层面的真实，这离不开作家的想象力。

当人们以为“死亡”“疾病”只是他者之事，以为能当座上客旁观者，需要在《重症监护室》《在精神病院》采取一种直面的在场的形式，书写历经的生死世界，它离不开非虚构。到了《我亦是行人》，从特殊领域延展到日常生活，也需要在如“行人”“路人”般的芸芸众生中找到“色色王”“李中焕”这些好像是无可足道的人，写出他们一生的光泽与阴影。他们爱过苦过的岁月如雕刻一样纤毫毕现。“非虚构”同样是敞开式写作，在向现实的无限打开中，个人经验与现实的遇合同样爆发出最大的表现力量，获得最大的创作自由度。

作者：胡金媛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