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东北抗联三部曲”给人的初印象是一部严肃的军事题材主题出版读物。但意外的是，这是一套以东北抗战为背景，以儿童的视角关注战争年代普通人生存命运的历史题材儿童小说，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这套书的作者张忠诚说，儿童文学其实门槛更高，是非常高级的创作形式。
作品从不同角度、侧面，书写了不同群体、不同形式的反日斗争，故事发生的时间主要就是在曾被历史忽略与误解的“十四年抗战”的前六年里。张忠诚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大都在1931年到1937年之间的这六年，这也是他的有意为之，他想用文学来展现这六年间东北人民的苦难、牺牲和功绩。
《土炮》侧重写民间个人化的抗战，是“一个人的抗战”；《龙眼传》以一个孩子的遭遇和见闻，写了日军侵华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和东北人民的群体抗战，是“一群人的抗战”；《柿子地》写了东北人民反奴化教育的斗争，是“一个战线的抗战”。
这三本书描摹了在战争环境中人性的纯善、美好和坚韧，为读者展现了一段不该遗忘的历史的同时，也为当下的孩子呈现了一堂深入人心的生命教育课。作品非常打动人的地方之一在于作家阅读了大量的史实素材，并努力将它们提炼、复现，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和记录下来，打捞了许多真实存在的民生史料，并以想象还原了生活的肌理，塑造了血肉丰满、性格各异的东北百姓人物群像。书中的绝大多数情节和细节都来自亲历者的口述，为了写这三部书，张忠诚阅读了超过五百万字的史料，只为“把真实还给儿童”。
儿童文学作家薛涛评价说，多年乡村生活的经历是张忠诚创作的家底，他从当地人的悲欢离合中就地取材，从不舍近求远，也不标榜诗和远方，而是用扎实、用工的创作，形成一种沉郁、内敛、凝重、独特的文学气质。
张忠诚
百道网：您过去其实是成人文学作家，您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之后又走上儿童文学之路的？
张忠诚：我成为作家其实挺偶然的。我过去在中学教语文，闲暇之余读了很多书，骨子里可能就有文学创作的想法和基因，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练笔，做一些创作。大约在2008年前后我开始正式发表小说作品，也就算是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后来为什么走上了儿童文学这条路？第一个原因是我个人很喜欢儿童文学。我最初选择成人文学不是一种刻意的选择，是很随机的。我骨子里一直就喜欢儿童文学，我认为儿童文学是非常高级的，它应该比成人文学更难。创作成人文学的时候，其实创作的空间比较大，但儿童文学却受很多限制，这主要源于阅读对象的特殊性。因为儿童文学的读者都是处在三观形成时期的儿童，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很不完整。童年时期是建构一个人人格的重要年龄段，对于儿童文学该写什么，孩子们应该读什么方面，要求应该更苛刻。所以从创作的技术层面来说，儿童文学其实比成人文学受的限制更多。
第二个原因和我成为父亲的经历有关。我从2011年起成为了一个父亲，大概在2013或2014年开始，我的孩子开始阅读，我内心里就希望作为父亲给他写可以阅读的书，就无意识地自然开始着手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我觉得这个工作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现在我的儿童文学创作伴随着我儿子的成长，两件事几乎同步，很多我写的书，我儿子也在读。
第三个原因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薛涛老师有关。我们私人关系很好，他是我在儿童文学道路上的领路人，也是一个指导者。我到现在为止，以儿童文学为主在搞创作，成人文学有时候零星也创作一些，但不多。
百道网：抗战题材里有着沉重、残酷、热血等，但是考虑到儿童小说，不是对细节全部真实呈现，您在《后记》中也提到这是一个小小遗憾。那么，您为什么选择用儿童文学的方式来描写“东北抗联三部曲”？
张忠诚：实际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一天开始，日本侵华就开始了。日本侵华开始后，当天夜里，其实东北人就已经自发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抵抗。不能说我们有国家正规军打响第一枪的那一刻才是抗战的开始，其实不是的，我们一直讲“人民战争”“全民抗战”，那天晚上哪怕是一个孩子，面对闯入他家里的日本兵，抛出了一块砖头，这其实就是抗战的开始。所以过去，抗战前六年的事实因为一些原因没有被认定和提及，这对于东北人和东北人的后代来说，在心理上是挺委屈的一件事。
我从小就听从1931年开始东北当地民众和义勇军抗战的故事。1931年，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后，其实变相地放弃了东北。当时的伪满政府，是日本的傀儡政府。从实际来讲，东北其实很长时间处于无官方政府、无国家正规军的状态下，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作战。我读完大量历史资料后，发现东北的这十四年历史是屈辱史，它一直在屈辱中在抗争在挣扎。
抗战前六年，从民众自发组织的大大小小的武装力量，到中共领导组建的东北抗日联军，持续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当时日本和伪满政府联合奴役着东北这块土地，由于日本人实施“集家并屯”，抗日武装力量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一是切断了兵源，大家没有正规武器的支援；二是切断了粮食的补给。东北的冬天大家都知道，冰天雪地。1945年10月，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曾说过，东北抗联十四年的抗日游击战争，与两万五千里长征、江南三年游击战争同样艰苦卓绝，可歌可泣，是中国革命的“三大苦事”。
作为一个东北作家，我觉得我有义务用文字的方式去讲述那鲜为人知的六年里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写出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有着怎样的勇气，怎样进行抗争的。于是我萌发了一个想法，我想用儿童小说的方式，全景化、细节化、真实化地反映东北前六年的抗战故事。第一是为了给东北人民正名，第二是希望当下的孩子能够通过文字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从我写的这三本书都能看出来，它们是用文学呈现了历史，让孩子可以当作历史来读。
《“东北抗联三部曲”系列（全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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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作者：张忠诚 著
出版时间：2023年04月
百道网：这三部作品角度新颖，通过大量真实又绵密的生活细节和历史考据，体现了抗战时期普通民众的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为了完成创作您一共酝酿了多久？听说您写“东北抗联三部曲”瘦了十六斤左右，让您最花精力的地方是哪里？
张忠诚：这套作品从广义的“酝酿”来说确实花了很久，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村子里的人讲这些故事了。我小时候不懂什么是奴化教育，但我记得六岁左右在村子里玩，六七十岁的老人忽然会冒出一句日本话骂小孩，当时就很不理解，听我父亲他们讲，才知道这些老人是上过“国高”的。“国高”其实就是伪满洲国的国立高级中学，在东北来说上过“国高”的人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了。那时候我就知道日本侵华期间，在东北进行了至少十四年的奴化教育，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我成为作家的时候，我特别想用小说写一写反奴化教育的故事，也特别想写一写民众的抗战历史。我正式开始创作以后，花费最多精力的地方还是对于历史史实的搜集。第一是采访，要采访当年的亲历者、证人已经很难了，但是我还是采访到了十几个人。第二是去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找资料，东北抗联的博物馆我几乎都走遍了，包括长春的伪满皇宫博物院，辽宁省图书馆等都看了。
此外，最重要的是正式出版物，包括口述史。我特别喜欢读口述史，里面有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接受采访时留下的真实事件，让我得到大量历史细节。我细读并且认真做了笔记的正规出版物，摞起来得有半米高。《土炮》是用电脑创作的，《柿子地》《龙眼传》都是手写稿，合起来有四十多万字，创作之后还要修改好几遍，确确实实耗费了我大量精力，整个身体瘦了十五六斤，到现在也没有长回去。
最花时间和心力的是搜集资料，而且这个过程还很煎熬。原先不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你不知道日本人坏到什么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我心理上受到的冲击很大，断断续续的口述材料，还原了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日本人的行为和形象。一位专家提出我的作品里的日本人有些“符号化”，其实这不是创作的失误。我在创作之初就特别担忧这种想象带来的“符号化”问题，所以我想在历史资料中找到当年日本人真实的样子，但是我读完大量资料，查到那么多答案后，我发现日本人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坏。我努力去还原了真实，现在呈现的才是最真实的他们。比如《柿子地》里有一个“独眼”，有人问我是不是故意设计的，其实不是，我是读到一份档案，它用一百多字记录了一个独眼日本校长的情况。他在战场上眼睛被打瞎了，然后把日本军队那套弄到学校里，中国学生都戏弄他。这个人物不是我独创的，是历史真实的事情。
一方面，我感到我们的先辈所受的苦难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深，另一方面，侵华期间的日本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残忍。有一些声音说可以把日本人写得更立体，让他保留点人性的光，这其实不对。我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不可能不懂人物的扁平化和立体化的问题。在1931年日本侵华到1940年前后，这个时候日本派到中国战场的日本兵，都提前经过了长期的军国主义洗脑教育，所以他们派到中国战场的这些人，都是极其残忍的，灭绝人性的，而且是非常顽固的。我们在抗战之初抓一个活着的日本俘虏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情，这在我们八路军史当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因为被洗脑严重，他们被抓之前就自杀。但是大约1940年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日本兵做了俘虏，也有一些参加反战的，这是为什么？因为以前的哪些兵都死得差不多了，后来的这些没来得及进行系统的军国主义洗脑，有些人身上还尚存一丝人性，和过去的“形象”不一样了。
我写的是1931年到1937年的日本人，这段时期侵华的日本人就是一个面，没有第二个面了，他们就是没有人性的一批人。我读了太多资料，内心受到的创伤其实挺大的，这对我身体的消耗超过了写作本身的消耗。
百道网：您提到了写这套书对自己的身体消耗非常大，可不可以详细说说，您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作的，更多的是愤怒，还是心疼？在写作中，您是努力压下情绪，还是让自己借着情绪书写，甚至是放大情绪？
张忠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那天我跟薛涛老师也探讨了这个问题。其实一个作家搞创作的时候，最科学的最好的心情是“零度”状态，就是不要产生情绪，创作时产生情绪对于作品出来的质量是有影响的。但是写抗战题材的小说，作家是没有办法做到一点情绪都没有的，尤其是面对那么残忍的历史真相。我在小说中呈现的历史可能只有不到10%，惨案太多了。所以首先，我要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如果作品中出现情绪，它会变得很不真实，我觉得我在写作中克制得比较好。
愤怒是肯定有的，因为我不是凭着印象凭空创造，我是基于史实写作的。我看到当年在日本细菌战的地方，他们残害中国人的手段后，才理解为什么叫他们“鬼子”，那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真就是一群鬼。在东北，日本发明了170余种刑罚来折磨民众，包括抗联部队和老百姓，这个数字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看这些大大小小的刑罚，我没办法没有一点愤怒，但克制我的情绪是作为作家的基本素养。
第二个是心疼，我是个东北人，想到我的先辈，当年的大人小孩在那170余种刑罚里走向死亡，可能对他们来讲痛痛快快的死都是一种奢望，我没有办法不心疼他们。在写作中经常遇到要决定人物命运的时候，我会特别为难，我特别希望他们过得好一点，给他们更好的结局。在《柿子地》里面，其实最后结尾的时候，小汉奸田少康觉醒了，他觉醒的时候他爸想把他和他妈送到日本去，这个孩子不想去。让这个孩子去日本，符合当年的事实，因为很多汉奸就是带着全家迁往日本了，成为日本人，改名换姓；也有一些确实因为各方面的原因留下来了。最后我选择让田少康留下来了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句话：我不想让这个孩子去日本。他已经觉醒了，我特别心疼这个小孩。这种结尾有一点违背文学规律，按照文学规律来说，最好的方式是让他去日本，悲剧性会更大，但是写到那一刻我突然就改主意了，他不能去，他得留下来。我这种冲动就是你说的那种心疼。
第三个感情就是痛苦，真的特别痛苦，你越写你越知道那种痛苦。《柿子地》里还有一个孩子叫孙茂生，日本校长说什么他做什么，同学都嘲笑他，但他骨子里是个好孩子，他一心想好好读书，将来有个一官半职，能有出息，就和现在学生想出人头地的心理一样。在故事里他死了，没有办法。我在创作过程中费了很多心思，但是找不到一个理由让茂生活下来，只能痛苦地让他死去了。
儿童文学还是不能写得太过于沉重，但是因为我的创作理念的原因，我希望作品能特别真实，反映过去的事实，它和儿童的接受力会有一些冲突。在写作中，这就涉及到一个平衡，我要在愤怒、心疼、痛苦等感受下保持客观和冷静，去讲好故事。
百道网：本书中个性鲜明的人物是否有现实原型？您是如何塑造这些人物，完善剧情的？从看资料到设计故事、设计出有血有肉的角色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忠诚：这是一个文学的秘密，有时候解释不清。我看了那么多资料后，确定了我写作的出发点就是，我想呈现真实。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触到，现在我们很多反映抗战的作品，影视也好，文学也好，你不要说让日本人信，中国人自己都不信。这就是因为作者根本没有去了解那段历史的事实，展现的东西和真实有距离。我写“东北抗联三部曲”的原则是，每一个人主要人物全都有原型。
《土炮》写的是我老家发生的真实惨案，书中叫五家子惨案，这个惨案的真实名字是“下五家子惨案”，我从小就知道，因为一些原因我把“下”删除了。1935年11月16日黎明前，盘踞在缸窑岭的日军守备队，包围了下五家子村，屠杀了村子里的人。在我教书的时候，这里已经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了，我有时候还要带学生去参观。惨案发生的原因是当地村民在山上，用自己制作的土炮，把日本巡逻的侦察飞机给打下来了，惹怒了日本人。日本人很狡猾，出于忌惮义勇军等原因，一开始没有声张。那时候是秋天，村里的人知道把飞机打下来了，老人就说得赶紧藏起来，所以他们白天在村子四面设岗哨，晚上就上山，可是到11月份的时候上山太冷了，日本人也没有动静，所以就放松警惕，不上山了。11月的一天，日本人从另外一个县调集了100多个兵，加上本县100多个兵把村子包围，展开了一次屠杀。这次惨案里死去了387个人，那天晚上在村子里幸免于难的有11个人，当晚没在村子里的有21个人，所以一共活下来的就只有32个人。我基于这个真实事件，写了《土炮》。
《柿子地》这个名字，也是我在历史史料里看到，日本人爱吃西红柿，就找了块地奴役孩子们种西红柿，我就从这个细节找到了小说的切口。《柿子地》是我看了大量口述史后写的故事，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是陈铁血，这个人的名字就是我在口述史里读到的。有个老人回忆说，他上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叫陈铁血，他一开始不叫陈铁血，也忘了自己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了，但是日本人来了以后一个学校主事让他改名，还要改姓，说名字对日本不利。这个孩子非常有骨气，他就出走了，不上学了，他觉得“我不上学可以，但是让我改名不行”。我就直接把这孩子的名字拿过来了，换都没换。孙茂生也是有人物原型的，他是个委曲求全、好好学学、对日本人唯命是从的孩子，日本人在训练他们，让他们匍匐的时候，一条毒蛇把他咬死了。真实事件是那条毒蛇是从他裤腿钻进去的，我写的时候改成了从袖管里钻进去的而已。田校长、韩先生等人，也都有历史原型。
《龙眼传》的主体分成三个部分，我通过龙眼这个孩子，把历史事实用时间的方式串联起来。第一部分我写的是锦州大轰炸，飞机在哪个时间点飞临锦州，这种信息我都是从档案馆里找到的，都是真的，日本人轰炸锦州使用的飞机是法国制造的，飞机型号也是真的。当时日本在东北没有几架飞机，张学良从法国买了几百架飞机，有的飞机还没来得及涂装就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占领了沈阳东塔机场后，轰炸锦州用的其实是还没有改涂装的东北军的飞机，所以有的孩子一看以为东北军来了，但其实是日本人。这都是历史事实。第二部分我写的是劳工，我看了很多劳工的诉讼，以及东北各个博物馆、档案馆里的书籍，包括民间向日本索赔的信件我都看过，我写出的苦难远不及真实的十分之一。第三部分我写的是独立大队全军覆没，这取材于一个真实故事，但很多细节是我创造出来的。
《龙眼传》的第四卷名字叫“我这一辈子”，讲的是龙眼到了老年，和他的孙子回忆这段历史。我觉得第四部分可以看作《土炮》《柿子地》《龙眼传》这三本书共同的后记。这部作品用一个孩子苦难的一生的经历，多角度、全方位地呈现了当年东北抗战的历史真实。可以说我的写作，是在了解大量历史细节的前提下，对人物原型进行再塑造。小说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历史原型。我这么做是力求内容真实可信，努力还原当年的历史。作为作家我自己必须要先相信，如果我自己都不信，没法让别人相信，写抗战六年就没有意义了。
百道网：在今年的“东北抗联三部曲”研讨会上，与会领导、专家一致认为“东北抗联三部曲”是一套聚焦历史时间、回应时代主题、体现原创儿童文学深度与广度的精品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出版价值，为当代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书写提供有益的借鉴。您希望孩子们能够从您的小说中获得哪些东西？另外，您对战争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有哪些观察或建议？
张忠诚：大家对于“东北抗联三部曲”的肯定，我觉得不只是对我创作的肯定，更多的是专家们对东北六年抗战史的肯定。通过读这三部曲，他们对六年里东北人所经历的苦难、挣扎、屈辱产生了同情，进行了一次重新认识。这对我来说特别重要，这正是我创作“东北抗联三部曲”所追求的结果。我们为什么要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为什么要书写战争题材的儿童学作品？我们为什么要做到我总是强调的“把真实还给儿童”？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现在的儿童对于过去那段历史已经基本不了解了，但这些不能被遗忘。我们更多的史实存在于档案馆，但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普通民众是不会去档案馆了解那段历史的，尤其对孩子来说，他们不太可能看到史实。战争不过是过去了七八十年，我们的祖辈乃至我们整个民族经历了那么大的苦难，我们有一天忘得一干二净，这是无论如何不应该的。就像我在《后记》里写的，“讲述这些，不是为了记仇，而是要记住这事。入侵者是容易健忘的，但受难者也健忘，就是无法容忍的悲哀了。”我想通过儿童文学的方式来还原当年那段历史，让孩子们通过阅读了解史实，明白先辈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明白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曾经受过怎样的蹂躏。读史为了明智，也是让孩子心里清楚，我们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第二，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世界并没有消停，叙利亚战争打了很久，俄乌冲突还在进行，有很多平民伤亡，理论上讲世界中的每一个孩子都有可能是下一场战争的受害者，同时，他们也极有可能是下一场战争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为了阻止战争发生，我们要“把真实还给儿童”，跟孩子讲一讲真实的战争，讲战争的巨大的破坏力，让他们心里深深理解战争的残酷，这样当他们未来走在战争边缘的时候，可能就会拐一个弯，最终避免了下一场战争的发生，或者至少是不参与那场战争。我觉得这是“东北抗联三部曲”最有价值的地方。
对于个体或群体牺牲的具体情况和细节，儿童文学其实是不适宜呈现的，所以我们往往用艺术化的手法去规避血腥。例如在《龙眼传》里，最后独立大队全军覆没，我不能直接去写大家的死亡，也没有让故事里的孩子看到惨烈的镜头，我写六叔去埋葬所有逝去的人，让人听到刨坑的声音，这就足够了。最后孩子们去问六叔的时候，他说：“再也没有独立大队了。”虽然我们作家都选择了规避，但我认为，不能不交代这些人物的真实命运。
我坚持在照顾儿童阅读感受的同时，尽可能真实地呈现战争的细节、破坏力，这有利于让我们呼唤和热爱的和平成为现实。如果你不让孩子看到战争残酷的本性，他们会以为发动战争就像发起一场游戏一样轻而易举，那将来很可能会有大量的人经受先辈们经受过的苦难，献出生命。一切的战争文学都应该是反战的，就算说战争是一场游戏，它也是人类发明的最残忍的游戏，这种游戏我们还是远离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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