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绍兴路——一位老出版人的出发与回望

【百道编按】从事出版和艺术品交易40余年的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祝君波退休后，以一位跨界文化人士独特的视野和经历，将上海绍兴路5号（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所在地）和个人从业的经历作为一个观察点，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将多年探索出版、收藏、艺术的文章汇编成《绍兴路：出发与回望》一书。图书出版之际，曾任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书记、署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为该书作序。本文作为作者自序。

 

一

那是2018年的5月，明媚的阳光照进上海绍兴路5号我的办公室，朝南的323室正对着园中的绿茵，当年的小樟树已长到五楼了，窗外满是阳光和绿叶。清理完办公室，将告别在这里的工作。回想起1972年11月22日自己手持通知书来这幢楼报到，当一名出版发行业的学徒，一晃四十余年过去了。而我的人生起点和退休，竟发生在同一个门牌号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巧合，但似乎又注定了我那充实而富有意义的出版人生。现在的年轻人总是不断地跳槽，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岗位，而我们那一代人往往从一而终，让时代选择我们。

四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与绍兴路5号结缘，无数次地在这里进出。绍兴路是一条东西长480米的小马路，典型的法式风情，小马路、老洋房、梧桐树，因为1949年以后上海市出版局设在5号，又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在54号，上海三联书店在7号，上海文艺出版社及《故事会》杂志社在74号，加上上海昆剧团在9号；还有一个不大的绍兴公园安放着日本长崎赠送上海的梅屋庄吉塑像……这里成了上海一条充满文化气息的马路。5号建于1930年，主人为当年华西电气公司和合众轮船公司的老板朱季琳，朱是名人马相伯的外甥，他建造的主楼和相连的八幢三层别墅外加网球场，曾是几十人居住的钟鸣鼎食之家，有一张1947年朱家的合照为证。1932年这里曾是法国陆军总部，上海法军人数最多时有1600余人。

出版局在此地的办公楼只是原来的主人房，一幢五层的建筑。1949年以后另外八幢别墅以及网球场分别归私人居住和新建了永昌学校。主楼为西式洋房，柚木地板、彩绘玻璃别具风情。我们报到后知道电影《火红的年代》也在这里取景。不过面积太小，“文革”中我们亲见在院子挨着主楼边上建了一幢六层建筑，不美但实用。

绍兴路5号作为管理上海新闻出版业的行政机构，这里发生的一切，见证了一段历史。它长期管辖上海出版编、印、发一条龙的产业链，又延伸到音像、杂志、报纸、数字出版的各方各面。

从1975年起，我在绍兴路5号工作，曾四进四出，留下难忘的印象。1975年起在楼里团委两年，1979年在六楼读编辑业务进修班一整年，2000年春起在这里六年，2012年春到退休又是六年。这是人生的四段旅程。在团委的时候还是“文革”时期，这里实际上还受工宣队、军宣队领导；1979年的一次已是三中全会以后，青年人要补文化和业务知识课；2000年这一段是新世纪出版大发展的历史时期；2012年我已临近退休。不过我想说的是，不在5号上班的三十余年，我依然与它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朵云轩、书画社、人美社都是5号的下属机构，即便后来的东方出版中心，虽然总部在北京，但书展、版权等很多业务，还要纳入5号管理。所以，绍兴路5号不仅是我工作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自己出版生涯的载体，我人生经历中的那些最难忘的时刻，比如粉碎“四人帮”、听三中全会精神传达、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都发生在这幢楼内，这里沉浸着我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事业追求和人生情怀。

1976年在五七干校养猪

我的这本书取名《绍兴路：出发与回望》原因也在于此。文章不全是纪事性的，但整体上都是以我的人生为背景的许多真切的回忆。即便是一些研讨性文章，在今天看来都是因为与绍兴路结缘产生的。

二

上海绍兴路5号是新中国出版的时代标志，统领着上海的出版工作。我在工作中与其他有志于这项工作的同仁一样写了许多文章，反映了我们对自己职业的一些共同见解和不同感悟。新中国时期的出版人大多起于编辑，所以很多出版人的文章是讲编书、选题以及那些一丝不苟的案头工作。年轻时候，我也很向往这条编辑人生的道路。1979年在出版局脱产一年读编辑专业，我的成绩还是全班名列前茅的，但回社以后，领导还是叫我做编辑出版管理，后来兼发行科长，调到朵云轩当经理。我在这些岗位上起步，直至先后担任过三个出版社的社长兼党委书记。其间虽然也编过一些书，但我对出版的认识与累积的经验，更多地来自参与编印发全过程的经营和管理，以及对出版社的整体建设和把握，比如：出版社困难阶段的业务调整和产品线建设，推进编辑和发行形成合力……短板是缺少其他同道那样的学术高度以及编辑经验。由于朵云轩的收藏、拍卖事业，更使我走上文化跨界和创新的道路。自己的业绩不再仅仅停留在出版上，还凭借美术出版社的文化专业与国外交流获得的经验，在上海文化产业界参与了中国第一家拍卖行、“中国最美的书”评比、游戏大展ChinaJoy以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这样一些在全国甚至世界产生影响的项目策划与建设，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自诩是一位资深出版人，但更准确地说是一位跨界的文化人、产业开拓者。因为担任社长，更大的压力往往来自经营，除了以书养书，我必须更多、更深入地考虑以文养书、以商养文，这就使自己成了一个不纯粹的出版人。这是我与传统出版人的不同之处。当然所有这一切，又大致在5号的工作范围，这也可以说是核心业务与外延开拓的交汇与贯通吧。

1993年6月20日朵云轩首届艺术品拍卖会在静安希尔顿成功举行，被业界和媒体称为敲响了中国拍卖第一槌

2001年上海文艺美术出版人合影

写上述文字，是想说明这本文集反映了自己各个时期的特点、经历以及体验。为了提高工作水平与社会交流，我一路走一路写，无意中反映了自己的出版人生、收藏人生及文化人生。这本书收入的80多篇文章，主体是出版，也有相当部分涉及艺术品收藏、拍卖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是关于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出版、游戏产业发生发展的思考。很多人说编辑是杂家，但我的文集内容似乎更杂更广，或者也算是一种丰富多彩吧，这是我的书与同道的不同之处。

三

关于收藏、拍卖、艺术市场的书我已出版多本了。现在这本书以“绍兴路”为名，是想把自己1980年代以来关于出版的文章集中在一起不致失散，成书发表，只想给本行业留一份文史资料，让业界通过一个出版人在绍兴路这个行业基地的从业经历和成长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文革”、“文革”后拨乱反正、全面改革开放这三段时期的出版生态和文化背景。我在出版系统工作后期，又在市政协文史委交叉任职，深感党和政府于1959年在人民政协设立文史委，让一些民主人士写出自己的个人史，还定了“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八字方针，翻阅前辈写下的“三亲”史料，一篇篇情真意切，真实、生动、感人，远胜过一些空泛的理论，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唯其如此，对我影响很大。

我是学文学的，近年对纪实文学更感兴趣一点。这也驱使我的出版文章大多写成了纪事性的。又长期从事经营管理，就特别务实一些，有点讨厌那些脱离实际的文章。我特别喜欢美国西点军校的案例教学法和哈佛商学院MBA的授课方式，所以我在大学讲授出版和收藏，都用案例教学而获成功。我写文章也是如此，从实际出发，为实际服务。这也许和1978年以后全国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指导对我们这代人所产生的影响有关。

我非常喜欢司马迁写史的方法，就是夹叙夹议，观点往往在叙述了人物、故事、案例后用简洁的文字点出来，留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所以我这本书大量的是就事论事，部分是夹叙夹议，纯理论的东西少之又少。我这样一路写来，从不自觉到后来的自觉，无意中形成了自己喜欢的文风。

每一个人的行为都是个人史，个人如大海的一滴水，是微不足道的。但历史又是无数个人组成的。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史就是出版人的历史，出版人是出版史的主体，两者是在同一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每一个出版人留下的文献、资料与回忆都能够部分地反映某段时间的出版、文化的背景，使人们能从中认识到那个时代的出版、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的变革、变化或者进步，这就算有一点价值了。

四

编这本书是一次回顾，也是一次反思。一个人一辈子从事出版，其个人感情必深陷其中，从而，也会滋生一些主观性与盲目性。所幸的是，生在上海这个中国当年的出版中心后来的出版重镇，经历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并多次出国、出访交流，还是使自己的反思具备了一定的深刻性。

1972年入上海书画社的时候，1960年复社的朵云轩书画社就是一家出版社。当年的出版机构甚少，即便经历了改革开放，全国也就数百家，就更显得这项工作的重要而神圣。但这有时也会导致我们的自恋及对本职工作认识上的偏差，认为我们出版人对出版业的繁荣发展最重要，对作者、读者在其中的作用认识则是很不清醒的。我们总结经验的时候，都说出版人了不起，我们书卖不好的时候，都怨读者不爱读书。我们不会公平地看待自己和工作对象。现在回过来想，我们中国出版经历的这段辉煌固然有出版人的作用，但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科教兴国、全民教育的大背景，得益于一代作者的伟大创造与读者的阅读热情，我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而与海外同行相比，我国出版环节的差距其实还是很大的。我去过美国十余次，日本、德国各五次，我在内心还是有认知的。我们习惯于自我设标、自我评价、自我宣扬，这恰恰反映了我们职业上的不成熟，进而迷失了自我。以中国十四亿人口、五千年文明史、九百六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地域以及文化，出版资源极为丰厚，我们理应做得更好。

在朵云轩首拍开幕上致词

陪金炳华在展览中心参观木版水印

在一些相互关系上，我们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切合实际的把握，才会无愧于时代。在后面的二十多年里，我的工作大量地接触到民众参与的出版、收藏、互联网的项目，并领略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独特贡献。对比我认识的一大批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和互联网文化的青年创业者，我深感惭愧。我们长期以来只把他们当作读者，忽视了他们也是文化、出版的创造者。这一看法在我经历了数字出版、收藏领域后尤为强烈。所以，让人民群众逐步融入文化出版事业，是必然的方向。另外，我们对政治与文化、文化与经营的相互关系，也往往不能理性地把握，强调这一点忽视另一点的现象、用政治代替文化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出版既是文化的又是市场的。市场既是利润的来源，又是社会效益的实现方式，卖出去的书及文化产品，才有更大的阅读效果。但我们在认识上往往离开市场讲文化效益，热衷于做自认为有效益而堆在仓库里卖不掉的书，还把做这样的书误认为是生产社会效益。这就很难使出版走上以书养书、以商养文的健康发展道路，而且培养不出上海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那代有文化、懂专业、会经营的出版人，因为我们在认识上把文化和经营复合的图书产品简单地切开了，没有看到它是一个整体，讲文化品质和市场效益是必须统一的。一个只有文化性或只有市场性的出版社是无法健康运营的。

还有，在对待出版文化的国际交流上我们的认知也不够理性和坚定。最近几年，我读了一些上海近代出版史料，使我的反思比较深入。在农耕文明时期，我国发明了古代印刷术、造纸术，造就了那个时代的出版繁荣。但到了后期，尤其是清代，我们闭关锁国，不与世界交流科技文化导致大大落后于西方。在1750年以后，世界出版进入了工业化、大众传播时代，古腾堡印刷机的发明促进了出版的普及以及宗教改革，是过去1000年里对世界产生影响最大的事件。中国近代变革也得益于两大动力，一是引进现代大学，二是引进现代出版。香港的前辈金耀基先生一次在上海演讲时说，由太学到大学，由经学到科学，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两大标志。这很有道理。我们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必然提到1920年在上海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国近现代出版的进步也在于与西方的交流，引进了设备、出版方式和内容，促进了科学的传播。现代意义的图书、杂志、报纸、唱片以及相关的电影、广播、大学，都从上海这个码头登陆而波及全国。这是一段文明史。1897年后近代出版在上海产生，出现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这样的一些编印发一体化的大书局和传媒机构，就是中西文化在上海融合的结果。那时的出版促进了文化昌明和民族觉醒。

1972年我参加出版工作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又一次封闭的环境中，书店里没有几本书。“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说是说了，但出版没有体现“古”也没有体现“洋”，我们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对海外的优秀文化没有加以传承或引进，前人、西人已建立的知识高地本来是巨人的肩膀，但当时不愿意站在上面。这是一段无奈的历史。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出版的又一次面向世界，加入《伯尔尼公约》是我们出版业的一次大飞跃、大进步。除了大量书刊、印刷设备的引进外，出国参加书展、直接与外国同行的交流，也是我们出版发生巨变的推力。我国出版业的这次变革，大量引进世界优秀科技和人文艺术读物，借鉴西方出版经营管理的经验，其意义不亚于晚清民国那一次。而在四十年后的今天，美国的一些政客认为，他们让中国引进文化、引进技术并没有使中国发生和平演变，这说明文化出版的对外开放和坚持我们的出版底线，是可以同时把握好的。而反思我们的认识，我们经历的那么好的开放机会，应该可以做得更好而实际上没有更自觉地去做，也不无可惜。面向未来，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不是说在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出版是一个民族在科技和文化上最大的推力（另一个推力是教育），我们的强国梦、大国梦，还有赖与国际的沟通、交流、合作，对此应该坚信不移。出版与新闻不同，既有意识形态的属性，也有人类文化的属性，具有人类知识、科学、文化的共同点。人类创造文明，必须依赖出版传播，其中就包含引进交流，这对我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交流是双向的，中华文明也是借助开放的通道走向世界的。

2004年代表中国接受莱比锡金奖及证书

2004年上海代表团考察意大利出版界

2004年在莱比锡翻阅梅兰芳画集

反思使自己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那些局限性和失误，这于个人是教训，传之于后人也不失为一种财富。而反观我辈与近代出版先贤的某些差距，感到时时在敲打我们的灵魂，有一种内疚和压力。

五

汇编这本以“绍兴路”为题的文集也是一种回忆，使人难免想起那些难忘的人和事。人生是目的，离不开功利性的一面，如职位、权力、职称、荣耀等；但人生更是过程，经历是每个人更大的财富。四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与业界前辈精英的相逢、相知，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我们这一代人因为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中学起的实际“失学”，而命运又把自己推到了一个国家最发达的城市去从事知识、专业要求都很高的出版业，在实践中学习成了我们人生的特点。而这一切离不开很多领导、前辈和同道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由于篇幅有限，成书时大量地压缩了写人物的文章、序言，还有一些精彩的内容也没有来得及写出来，这也成为本书的遗憾，但我内心总是深怀感恩之情。回想起来，我仅在5号这幢楼，就受过王维、马飞海、宋原放这代出版家的培养教育，后来的领导是王国忠、冯士能、徐福生这代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出版家，再后来与钟修身、孙颙先生同在一个班子，受他们的直接领导，感受到他们的不同风格和特点，他们的责任、学识、文化情怀和做人的大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是绍兴路5号的文化传承。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所有这些领导都不重虚荣，不讲排场，求真务实，唯才是举，不尚私人交往。直至今日，自己都没有给以上所有领导上门拜年，一次也没有。提过，但都被婉言谢绝。这是5号曾经的“家风家教”，令我一辈子难忘。

越出5号，认识了行业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很多顶级专家，有的成了良师益友，尤其在书画社28年结识的那代领导，对我影响最大，我在那里入党、提干，36岁出任社长、法人代表，从一个中学生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王颜晋、杜淑贞、周蔚芸、续靖宇、宋心屏、黎鲁、蔡大抟等社领导给过我很多帮助、指导和提携，使我感受到出版界那代长者的高风亮节。去年是健在的老领导黎鲁百岁生日，我们几位老部下上门拜寿，再一次回忆起当年，往事还历历在目。黎鲁同志退休后出版了两本书，都叫我这个小辈写序，使我深感荣幸和压力。除了领导，因为出版的联系，我还有幸认识了数以百计的专家，学者如汪道涵、王元化、罗竹风、谢稚柳、杨仁恺、傅熹年、王世襄、阮仪三，艺术家如陈佩秋、程十发、刘旦宅、丁绍光、陈逸飞，出版人如巢峰、江曾培、刘冰、张英文、魏同贤、骆兆添、郑重、陈万雄等，得到他们的面授身教，受益匪浅。

还要提及的是，因为在新闻出版局领导岗位上分管数字出版的缘故，我还认识了一大批体制外的文化出版人，如陈东升、刘益谦、马未都、陈天桥、朱峻、吴文辉、林奇、韩志海、王双强等才俊，成功、失败且不论，他们的开创精神给我以新的教育与启迪。

1972年11月下“五七干校”受训，碰到书画社（朵云轩）的周志高老师，他担任男生排长，我担任副排长协助他工作，得到了他的亲授，后来他推荐我们36人到书画社工作。在书画社，我有幸分在茅子良老师担任负责人的雕版书部门，茅老师后来又介绍我入党。以上两位当时都是专家型的青年党员，引领我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就是政治上跟党走，业务上要成为专家。周老师后来创办《书法》杂志，出任《中国书法》主编，担任上海书法家协会主席。茅老师90年代初就加入西泠印社，曾获上海出版人奖。他们都是出版和美术的双料专家。他们的榜样力量对我影响很大。我在书里有两篇文章提到编辑的出版素养和学科素养，就是与他们一起工作而受到的启示。“又红又专”虽然是一个有时代烙印的概念，但在70年代仍属先进性和高标准的要求，我因为有这样的追求，一生没有因行政性工作荒废自己的业务，反而在退休以后能够继续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在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孙颙同志，他是出版专家，又是一位作家，在我到局工作以后，他一直鼓励我写作，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提炼成文章，用另一种方式服务社会。我就是在他直接影响下开始写作的，我第一本收藏与拍卖的专著也是他写的序，这坚定了我的笔耕人生与信心。

自己从一个学徒工成长为专家、管理人员，是党组织长期培养的结果，也是受前辈、老师影响所致。回想自己的人生，如果不是刻苦学习出版专业、艺术专业和人文知识，也就不会做出一点有意义的事。这一体会希望与年轻一代出版人分享。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得以认识总署的老领导柳斌杰署长，当年他是全国文化出版改革的领导者和重要推手。这次他为我的新书写了序言，给我以鼓励，内心十分感动。他的序以“出版的坚守与艺术的追求”为标题，贴切地概括出我从事出版工作的特征，这多少让我认识到还是领导有高度。出版是我喜欢的职业，虽说当初只是国家的分配，但组织的安排和自己的追求相一致，这是最理想的状态，能让人生发出炽热的职业激情与不竭的工作动力。中国的出版界荣宝斋、朵云轩是唯一兼具出版、拍卖、收藏、经营艺术品的机构，自己数十年间在出版以外，又尝试了拍卖等这些充满魅力的工作，得以与艺术零距离接触，在艺术出版、艺术传播与艺术品经营的过程中，受到了艺术的浸润和感染，进而将出版的严谨作风与艺术的想象力熔于一炉，使自己的出版人生更富有创意与价值，这实在是充满挑战又令人乐此不疲的。

与汪道涵（右）合影

陪同马飞海观书画展

2009年陪同柳斌杰、王仲伟、宋超欣赏戴敦邦绘画

在坚守、追求中我最大的感悟是：对于自己钟情且有意义的职业，就是要以赤诚之情，倍加珍惜，披心相付，永不言弃，如果四十多年的人生总是见异思迁，重于虚名，可能很难坚持下来。回望上海出版界很多前辈、同道，大多在出版岗位从一而终，就知道他们滴水穿石之功不是偶然的。出版，尤其是传统出版，一个社每年几百种、上千种的新书，重复地找选题、论证、立项、三审三校、印务、发行、收款、考核、评比，年复一年地做着这些动作，时间一久往往失去了新鲜感，能持之以恒、坚韧不懈，并不容易。

看似体面而又崇高的职业，事非经过不知难，背后凝聚着多少人的心血，即便如此，让我选择，来世还做一个出版人，不改衷肠，不负韶华，为作者，更为每一位读者。

谨以此书献给出版界的前辈和同道，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作者：祝君波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