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编按】上海辞书出版社是国内工具书出版重镇，中西书局以学术出版为主要方向，整合重组后的两社，延续各自鲜明的出版方向，同时搭建了统一的发行、财务、人事、印制平台。在专业出版、学术出版领域拥有二十多年经验的秦志华既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也是中西书局总经理。在他看来，工具书出版离不开学术出版。相对于大众出版，学术出版是一个需要积累的门类，要能够“坐冷板凳”，才能慢慢琢磨出和掌握好它的尺度，而“有眼光”是读者对出版社的最高评价之一。
秦志华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中西书局总经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成立于1999年，是全国第一家出版集团。2015年集团整体改制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完成公司化改造。2016年，秦志华从中西书局调任上海辞书出版社，按照集团综合改革部署，主持两家出版机构的整合重组，迄今已第八个年头。
上海辞书出版社是国内工具书出版重镇，中西书局以学术出版为主要方向，整合重组后的两社，延续各自鲜明的出版方向，同时搭建了统一的发行、财务、人事、印制平台。在专业出版、学术出版领域拥有二十多年经验的秦志华既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也是中西书局总经理。
学术出版的现状怎样？如何打造优秀的学术出版物？两家社在选题规划和产品上具有怎样的深度联系？工具书出版和学术出版面临的困境和解决之道有哪些？百道网就此专访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中西书局总经理秦志华。
百道网：您毕业后就进入以学术出版为主要方向的出版机构从事编辑工作，对学术出版有深厚的理解和丰富的实践。能否谈谈您如何看待学术出版，它的本质与特点是什么？
秦志华：跟前辈们相比我从业的时间不算长，积累也不算多，现在也处于边做边学的阶段。我做这么多年与学术出版相关的工作，既是因为我的个人兴趣，也因为我的性格和能力可能更适合于学术出版。我经常和年轻同事讲，做出版，要找到自己“性之所近”的出版领域、出版门类，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份热情。
如果不考虑学术出版的严格定义，我个人认为，学术出版可以大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方法论层面的学术出版，它利用一定的技巧就某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论证和分析。对于学者来说，它有点像一种智力游戏，把问题爬梳清楚的过程就和福尔摩斯探案一样。第二类是认识论层面的学术出版，它把对历史和现实的长远观照、作者对此岸世界的理解加入其中。第三类是本体论层面的学术出版，那就涉及更具思辨性的宏大叙事，更形而上学的理论构建。当然这样的分类也有点概念化。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先生说过：“我们的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学术出版更是如此，它虽然是个较小的细分领域，讨论的问题也大多具体而琐碎，但对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推动作用却非常大。
百道网：业内有人说学术出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出版形态。从您的经验来说，要做好学术出版，和做其他出版形态相比，最应当注意的是什么？
秦志华：一方面既要“预流”，另一方面也不能只关注“热点”。做学术出版不能“抓到篮子里就是菜”，如果不“预流”，不知道学科的大致走向和学界的关切点，是很容易“误入歧途”的。学术出版不能原地转圈，不能拾人牙慧，而要做到往前推进一步，不管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
评价一家出版社学术出版做得好不好，要看它的出版物是否融入了学术发展的总体脉络，跟上了学术发展的步伐，是否能在学术史上起到一定作用。我认为“有眼光”是读者对出版社的最高评价之一。这种评价也鞭策我们不能固步，作为编辑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断掌握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的最新情况、最新内容。大众出版或许可以通过大量搜索信息追逐热点来解决选题来源，但是学术出版不同，它是一个需要积累的门类，要能够“坐冷板凳”，才能慢慢琢磨出和掌握好它的尺度。学术出版不是出版人“闭门造车”能够做出来的，你要充分和学界沟通，利用好的参谋顾问团队，通过大量的调研和交流确定选题。
另外，做学术出版不能一门心思盯着所谓的“显学”，也就是比较热闹的学问。要有一定的责任和担当来推动冷门绝学的出版。这也是考验出版社、出版人眼光和定力的地方。
百道网：现在上海辞书社和中西书局两家社学术出版占据的份额有多少？在学术出版的两个效益上，你们取得了哪些显著成绩？
秦志华：中西书局的出土文献整理研究出版大概占每年选题量的20%到30%；历史学术类选题的占比也在20%到30%之间；此外，还有梵文、巴利文等西域胡语的一系列项目，它们的选题占比在10%左右。上海辞书出版社是一家以工具书为主的出版机构，包括以《辞海》为代表的综合性工具书，以《汉语大词典》为代表的语词工具书，以《中国历史大辞典》等为代表的专科工具书，以《唐诗鉴赏辞典》为代表的鉴赏类工具书。实际上，有些专业工具书也可以归入学术出版范畴。
中西书局非汉语（梵语巴利语）文献整理与研究
近十几年来，国家对出版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对精品出版的扶持力度非常大，这不仅体现在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资助等经费支持上，还体现在重点规划立项、社会效益评估和奖项评选设置等各方面。2010年至今，我们有近百个项目得到国家各类基金支持，先后获得多次中国政府出版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重大奖项。我们也从去年开始试行选题激励办法，探索建立社内选题孵化机制，针对选题策划阶段给予一些扶持，支持一些有潜力或缺乏启动经费的项目。希望藉此让编辑们少一点经济上的顾虑，多一些向前冲的动力。
百道网：您组织过非常多的优秀学术出版选题，能否总结一下它们的共同特点，以及打造它们的经验之谈？
秦志华： 学术出版的定义很难用一两句话概括，在国内和国外的界定区别也很大，今天我们所谈的学术出版，主要指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出版，因为在理工医农方面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觉得要做优秀的学术出版，就要找到最好的著作选题，你要心里有数，在约稿、执行、后期宣传的时候知道哪些是一流著作，哪些是可能还差那么一点，而著作的水平不仅仅看作者的名声、地位。现在有个热词叫学术共同体，但出版人不能过多地站在某个学术共同体的立场策划组织选题，而是要发展自己独立的判断力，看清每个共同体的特点，综合判断、辩证分析，做出符合整个学术方向的学术出版选题。所谓“不因言废人，不因人废言”，出版人更要有“兼容并蓄”“天下公器”的意识。
这个判断力非常重要，但很难一概而论，因为每个编辑的个性不同，出版也不是一个完全标准化的工作，如何把作者和编辑的个性发挥出来，但又不过于极端？是需要把握火候的。
百道网：工具书是上海辞书社主要的出版方向之一，您认为工具书出版和学术出版之间有怎样的密切关系？
秦志华：工具书出版和学术出版的关系这个问题，在2016年集团综合改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思考过。中西书局、上海辞书出版社以及另外两家编纂处，把这四家单位整合在一起，一方面是要形成合力推动《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出版，另一方面也是要打造更为丰富的专业出版集群。工具书出版社不能仅仅出版工具书，这样会与学术界逐渐隔绝。编辑如果要在建设产品体系、组织编写团队、把握出版选题、设定样稿体例等各环节发挥作用，就意味着编辑必须对学术有所了解，要在长期联系、交往的过程中识别作者是否具有编撰工具书的能力和意愿，要对工具书的选题方向是否符合学术需求作出判断。没有学术出版背景的话会举步维艰。工具书编辑必须要有学术支撑，参与体例拟定，共同探讨样条等等，这样才能取得作者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辞海》（第七版）彩图本
整合的时候，我们的中期目标是形成以工具书为主线，同时辅以两翼，即学术出版和文献出版，更以融合出版为方向的出版格局。因为汉语工具书还涉及大量的书证，需要编辑对古籍文献有所了解，尤其是新出文献如出土文献、档案文献、域外文献等。所以两翼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支撑工具书的出板。
百道网：您带领上海辞书社和中西书局一步步往前走的过程，肯定并不是畅通无阻的。作为最有发言权和知情权的人之一，这段经历中有哪些让您难忘记的“坎”？跨越之道是什么？
秦志华：其实我们比较大的“坎”，现在也没有完全跨过去。一个是数字化问题，一个是人才培养问题。
工具书数字化是辞书社很早就有的战略，因为大家的知识查检习惯已经慢慢从用纸质书查检转换到了数字化查检，但是这一块的进展与社会各界的预期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目前的数字化工具书从词条量、信息量上是没有办法跟互联网百科这类产品比的，当读者追求查得率时，可能互联网看上去更美好；但是互联网这类产品缺乏专业把关的程序，如果读者追求内容的准确度和学术性，还是选择传统工具书更靠谱。不过，就算读者对准确度和学术性有要求，他很可能也不知道去哪里查，一般读者不太可能在手机里下载好几个专业的工具书APP或用小程序去查询一个词条，所以这要求我们推进工具书数字化的时候，打破就书论书的局限。比如，2021年正式上线的《辞海》网络版和APP，在可以查询某个词条之外，还构建了词条的推荐阅读和延伸阅读的知识结构，增加了单字的动态笔顺、文字源流、历代书法等信息，极大地拓展了纸质书的呈现方式。此外，在集团指导下，我们自主研发建设了一款为数字阅读用户服务的产品——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它集成了国内多家出版社多个学科门类的精品工具书，目前已收录近300万词条，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揽子知识查检解决方案。我们打造的聚典平台，借鉴应用了一些互联网思维，即拉着别人一起做，借别人的力量做，共同为阅读赋能、为学习赋能、为搜索赋能，把聚典数据开放平台嵌入到合作的APP中，通过赋能B端应用进而满足C端用户知识查检需求。目前我们已经和掌阅、微信读书、起点读书以及澎湃新闻等都达成了合作，日调用数已经超过100万次，读者在数字阅读时遇到需要查检的字词，只需长按屏幕文字就可以看到从平台调用出来的权威释义。
聚典数据开放平台
从上述这些个别的点来看，我们在数字化上的尝试取得了一些突破，但是和整体数字化转型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包括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如果我们出版流程数字化做得更好，审稿校对、排版改版都能在数字化平台运行的话，受到疫情的影响和冲击可能就会更小一些。
另一个是人才培养问题。无论是工具书编辑还是学术出版编辑、古籍出版编辑，培养周期都非常长，不能指望一位硕士或博士毕业生马上能独立上手，只有经过两三年的培养，才能慢慢看出他今后的发展趋势。但是时代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我们这代人多多少少继承了老一辈的传统观念，觉得做出版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我跟年轻编辑们交流，发现很多人没有长远的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这会导致从上到下，都会有急功近利的倾向。目前几乎每个学术出版社都面临编辑青黄不接的现状，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百道网：今天国内学术出版的地位、成绩、竞争情况等是否让人满意？您觉得我们未来的主要发力点应该是什么，还急需怎样的政策支持？
秦志华：从最近的感受来说，学术出版处于非常繁荣的状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出版难，积压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稿子，现在也都陆陆续续出来了，可以说这些年来已把过去欠的历史旧账还掉了。比如侯灿先生的《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等等。包括一些退休学者的书稿，只要研究内容被学界认可，出版社也愿意做些“托底”的工作，出版这些经济效益不显著的选题。
现在的学术出版总体来说有点过度繁荣，有的出版物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见，却因为有经费支持，导致学术出版的门槛越来越低。出版物品种过多后，信息过载，读者没有办法做选择，最后变成出版社拼的是营销，“酒香也怕巷子深”。而且我感觉，我们现在和八九十年代的学术爆发期相比，还缺乏一些有突破性的让人眼睛一亮的出版物。
百道网：在专业出版和学术出版上，近年您最抱期望的重点出版物有哪些？请再谈谈上海辞书社和中西书局学术出版的远景展望。
秦志华：我比较期待的是《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它的第一版是季羡林先生主编的，那时就得到了各方高度评价，通过这次第二版的编撰修订，我们将进一步把近三十年中国学界对于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展现出来。敦煌学的中心在哪里？直到现在还有人发布这个中心在国外的论调。通过这本大辞典，我们可以再次隆重宣告，敦煌学的中心在中国。通过工具书这种形式，把敦煌学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系统集成地呈现出来，全面反映中国学者对于敦煌学的新贡献，这也是建设中国敦煌学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一项必要工作。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编纂委员会成立合影，左起：赵声良、张荣、郑炳林、张涌泉、方广锠、郝春文、荣新江、秦志华、张敏
此外，还有《汉语大词典》（第二版）。《汉语大词典》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第一版从1975年规划启动，历时近20年编纂完成，近千位学者参与。第二版的编纂修订从2012年启动，预计至2025年完成，将对第一版80%以上的词条进行修订完善，新增加的词条和义项有10多万条，可以说是对中国语言文字的一次系统梳理，是一个全面展现数千年汉语词汇的档案库。
上海辞书出版社后续的工具书出版，要密切围绕数字化融合出版的目标去推进，从深度、广度、速度等方面去着力，把对数字化有帮助的选题排在更优先的位置。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其他工具书出版社本来就各有分工侧重，要不断把分工再细化、再明确，围绕我们的整体战略推进——这才是我们工具书出版今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至于中西书局的学术出版，一方面是要把出土文献这个板块再做深做透，覆盖各个层面、多种载体，同时进一步发挥专业板块的溢出效应，关注相关的交叉学科；另一方面，对语言文字、版本目录、域外文献、古代历史等板块，加大培育力度，形成一定的品牌的识别度，围绕工具性、基础性、学术性的总体原则打造自己的出版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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