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
刘亮程
刘亮程和李娟的写作有着某种一致性——当然不仅仅是指他们都写新疆，更多的是指他们的写作都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
看他们的文字，扑面而来的，不是他们的作家身份，而是他们嵌在生活深处的样子。刘亮程，便是那个扛着铁锨四处“闲逛”的农夫，从杨树，到黑狗，到月光，经过他的眼，都有了气息，有了枯荣；而李娟，是那个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的山野姑娘，颠沛流离中，看生老病死。
新书《冬牧场》是李娟对一种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在牧民定居工程的推进下，曾经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慢慢消失。在一声“是不是太快了”的质疑下，她跟随熟识的牧民，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南部的沙漠。在那里，她体验到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冬季牧场生活，并写就自己的首部长篇纪实散文《冬牧场》。
刘亮程的《在新疆》则是他继《一个人的村庄》后游走新疆的散文结集。书中，他写道：“这个村子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住进崭新砖房而有所改变，相信他们的心灵依旧是古老的。这些古老心灵，才是比文物更需要细心保护的。”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在新疆 心灵的孤独亘古不变
新京报：在新疆的生活给你们带来什么改变？是否对自然、孤独等概念有了更多理解？
李娟：谈不上什么改变，仍然还是顺着原先的路一直走着。只是令自己了解到了自身新的极限，感觉从此后，面对艰难的生活和不测的命运时，大概会更从容些吧。难忘的人与事很多，基本上写入书中了。新疆是非常丰富的所在，我不太清楚新疆对我的影响，却深知我所处的环境对我的影响。在我曾生活过的那些闭塞角落里，一批又一批的人们涌进去讨生活，但大部分都无法忍受那里艰辛而寂寞的现实，很快离开了。留下来的，全是足够勇敢、坚强又乐观热情的。环境的艰苦令我长年置身于性情鲜明的人群中，无论性格还是写作，很难不被镀上同样的痕迹。”
刘亮程：我曾力图避开新疆，但是最终我发现，一个人最躲不过去的，是一个地方的现实。一个作家，最终要跟一个地方的现实面对面，最终要对它说话。所以写到《凿空》的时候，我有了一种‘在新疆’的感觉。而《在新疆》，正是穿插在我的两部小说《凿空》与《虚土》间完成的。写完《一个人的村庄》后，我开始走新疆。
新京报：古老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当下慢慢萎缩，作为写作者该如何介入这种观察？
李娟：最重要的是体谅吧。因为面对的毕竟是无可挽回之物，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必经之途。对于这个时代，我难以说清对它的感情，但无论如何，我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生、成长，同所有人一样，无论愿不愿意，我都依赖着这时代的本质而生存。目前我能做到的是：无论时代怎样，努力做好自己就行。我在《冬牧场》一书中，针对牧羊的宰杀，引用哈萨克作家叶尔克西姐姐的话说：“你不因有罪而死，我们不为挨饿而生。”在远离荒野的城市里，人们可能会更需要这份亲近。贴近大地的生存会令人们和万物在物理距离上靠得更近，而在此基础上影响着情感的距离。叶尔克西姐姐的那句话，其字面意思已经是全部了。它之所以打动人心，大约是因其平等、恭谦的一种姿态和视线吧。而在我们的城市，“消费”是用来刺激的，一切消费行为都是理所应当，情感中深埋的是难以自知的霸道与强硬。这很可怕。
刘亮程：时代车轮再飞速，轴心部分是不动的。我的文字关注生活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们构成千古不易的人性。速度有时会使人偏离人性。作家跟随的不是一个时代，是一颗心灵。心灵到了哪里，我跟随到哪里。不存在逃避。我喜欢享受现代城市生活，谁会不喜欢这么好的东西呢。但我知道我的心灵中有一块地方没有跟随我到达城市，它孤独地在那里，一动不动，它没有随我长大、变老（它本身已老得不会再老），它没有参与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城镇化、工业化，它干净而古老，黑暗而敞亮。这就是我们继承下来的一颗心灵。如果每个时代每个运动都可以修改人的心灵，那人早已不是人了。历经沧桑劫难我们还是人，就因为人心中有不变的东西。文学守候的就是那一点点不变。
《一个人的村庄》就是一个人无边无际的孤独。之后的《虚土》是我在40多岁时开始写作的。我本来要写新疆的现实，写我家族的移民生活。但是，当我提笔写作的时候，我对这一切都没有兴趣了。我写了自己人生40岁这个阶段的内心孤独、空茫和恐慌，写了我的虚无。《虚土》是从一个5岁孩子写起的，那个孩子在5岁的早晨，突然睁开眼睛，看见这个村庄，看见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看见从远处归来的人，和即将出门的人，那孩子就在这个5岁的早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被别人过完了。那些20岁的人，在过着他的青年，那些四五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中年，那些七八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老年。连出生和死亡，都有可能不是自己的。假如按照原初的设计，仅仅写成一部新疆移民题材的小说，是我不甘心的。我在《凿空》中呈现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人群的孤独，一村庄人的孤独。一村庄人保持着不为外人所知、也不为自己所知的千年不变的生活。每一天跟另外一天全都是一样的，那样劳顿，一头驴，一辆驴车，家的旁边有三五棵杏树，七八棵白杨树，有几亩地，几个孩子，一个老婆。每一年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每年的收成几乎都是一样的，土地没有奇迹。没有奇迹的生活怎么过？永远不变的生活怎么过？恰恰就是我书写的那个叫阿不旦村的村民们，会过这种生活。
聊写作 慢慢地生活慢慢地创作
新京报：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娟：平时写作大多在白天，尽量避免熬夜写东西。但最近半年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了，年初买了一套农村的老房子，把几百公里外的阿克哈拉的家里的几头牛、一群鸡、一群鸭，还有两条狗，一股脑全搬过来了。但房子非常破旧，农忙季节又雇不到工人，维修工作非常艰难，几乎全都得靠我和妈妈，从修地基，到抹腻子，刷涂料，修屋顶……还种了两三亩地。照这样看来，大约下半年也写不成什么东西了。但写作的欲望非常强烈，总有那么多想说的事情。到了如今，写作已经成为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了。我不但依赖它获取生活来源，更依赖它完善自我，寻求舒适和进步。
新京报：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书中，你说在阿克哈拉村，你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主要有四大疑点：一、不结婚；二、不工作；三、不串门；四、不体面。该怎么理解？
李娟：我觉得婚姻是缘分的事，若能拥有一段合适的缘分，当然再好不过。但如果没有，也不用强求和失意。因为人生并非仅此而已。工作也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把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没有工作不只会影响到生存，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现实感吧。但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种工作，目前还能获得足够的稿酬，也能借此与外界保持适当的交流。那年回到阿克哈拉之前，已在机关坐班多年，辞职后又去南方混了一年多，深感疲惫。于是天天窝在家里看书、喂鸡、散步，生活单调，也自得其乐。但明显与周遭氛围格格不入，令大家对我非常好奇。至于“体面”，那两年的确太邋遢了……当时想着，反正，家里又从来不来客人。阿克哈拉这么远，谁会来看我？
刘亮程：我是一个闲人。闲人不急。早晨睡到日出，写写毛笔字，看看天。上午写几段文字，见好就收。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就没啥事了，自由活动。傍晚出去走几里路，回来又是晚上了。从来不失眠。早年梦多，如今梦少。成然寐，遽然觉。相对内地，新疆时间是一种慢时间，旧时间。你们天亮劳作了，我们还在做梦，一种跟在内地时间后面的时间。
新京报：写作风格受什么影响最大？
李娟：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始终围绕着我的个人生活。因此，它受到的影响大多源于生活本身。具体的写作技巧则同许多作者一样，也来源于阅读。学生时代非常热爱阅读，看过许多好书。很多人说我是新疆“三毛”，大约我们的确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我本人对“三毛”很难认同。我并不是故意要“行踪飘忽”的，若以我的本性，巴不得宅死在家里才好。但生活所迫，注定得不停地四处奔忙，这也没有办法。不过往下会渐渐安定下来的。至于和公众的距离问题，倒真是本性为之。深感力量单薄，性格有缺陷，无力维持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刘亮程：人类的心灵是慢的，作家的心灵应该更慢。所谓慢，是我们对待事物或事物对待我们的一种态度：彼此珍惜与挽留。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慢的，仔细的，是停下来细观慢察的。我喜欢那些停下来不动的句子，事物被文字捕捉到。我喜欢慢。儒家文化有面对孤独的方法：慎独。“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这是高境界修养。即使一人独处，也上有天，下有地。天在看，地在看，人自己也在看。不可胡作非为。这是有信仰有信念的修为。却也把人性的孤独修饰了。我写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天地间的孤独，是人在时间中的无助和孤独。万物有灵应该是作家的基本信仰。作家就是那些有能力跟石头说话的人。
刘亮程眼中的李娟
李娟和李娟的文字，都是阿尔泰山野生出来的。常年在游牧区生活，游牧人的思维和生活影响了她。她的文字是游牧精神在汉语中的一次奇迹复活，好似羊群转场到城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被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纠结，只是游牧文化逐渐被边缘被遗忘，李娟的文字只掀开阿尔泰山游牧生活的一角，就让读久了农耕文学的读者欣喜不已了。在李娟那些居无定所的漂泊文字里，我读到了一种心灵的安顿，那种简陋生活中的内心丰饶。到目前为止李娟的文字还在阿尔泰山的崎岖羊道里游走，她顾不上新疆。就像那些牧民在一个山沟里来来回回就走一辈子，对于作家，随便一个小地方、小题材、小故事、小想法，也足够写一辈子。
李娟眼中的刘亮程
大约十四年前，我去编辑部投稿，惶恐又孤独。只听编辑部里有人问我：“写的是什么？”我回答：“散文。”他说：“散文给刘亮程……”就这样，开始了写作之路。感觉运气实在很好。刘老师性情淡漠、洒脱。文字却异常执著，黑暗而优雅，具有强烈的魅力，曾深深影响过写作初期的自己。至今，他仍是自己真心钦佩的作者。
看他们的文字，扑面而来的，不是他们的作家身份，而是他们嵌在生活深处的样子。刘亮程，便是那个扛着铁锨四处“闲逛”的农夫，从杨树，到黑狗，到月光，经过他的眼，都有了气息，有了枯荣；而李娟，是那个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的山野姑娘，颠沛流离中，看生老病死。
新书《冬牧场》是李娟对一种行将消失的生活方式的记录。在牧民定居工程的推进下，曾经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慢慢消失。在一声“是不是太快了”的质疑下，她跟随熟识的牧民，进入新疆阿勒泰地区南部的沙漠。在那里，她体验到哈萨克游牧民族的冬季牧场生活，并写就自己的首部长篇纪实散文《冬牧场》。
刘亮程的《在新疆》则是他继《一个人的村庄》后游走新疆的散文结集。书中，他写道：“这个村子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住进崭新砖房而有所改变，相信他们的心灵依旧是古老的。这些古老心灵，才是比文物更需要细心保护的。”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于丽丽
在新疆 心灵的孤独亘古不变
新京报：在新疆的生活给你们带来什么改变？是否对自然、孤独等概念有了更多理解？
李娟：谈不上什么改变，仍然还是顺着原先的路一直走着。只是令自己了解到了自身新的极限，感觉从此后，面对艰难的生活和不测的命运时，大概会更从容些吧。难忘的人与事很多，基本上写入书中了。新疆是非常丰富的所在，我不太清楚新疆对我的影响，却深知我所处的环境对我的影响。在我曾生活过的那些闭塞角落里，一批又一批的人们涌进去讨生活，但大部分都无法忍受那里艰辛而寂寞的现实，很快离开了。留下来的，全是足够勇敢、坚强又乐观热情的。环境的艰苦令我长年置身于性情鲜明的人群中，无论性格还是写作，很难不被镀上同样的痕迹。”
刘亮程：我曾力图避开新疆，但是最终我发现，一个人最躲不过去的，是一个地方的现实。一个作家，最终要跟一个地方的现实面对面，最终要对它说话。所以写到《凿空》的时候，我有了一种‘在新疆’的感觉。而《在新疆》，正是穿插在我的两部小说《凿空》与《虚土》间完成的。写完《一个人的村庄》后，我开始走新疆。
新京报：古老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当下慢慢萎缩，作为写作者该如何介入这种观察？
李娟：最重要的是体谅吧。因为面对的毕竟是无可挽回之物，是所谓的现代文明的必经之途。对于这个时代，我难以说清对它的感情，但无论如何，我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我在这样的时代里出生、成长，同所有人一样，无论愿不愿意，我都依赖着这时代的本质而生存。目前我能做到的是：无论时代怎样，努力做好自己就行。我在《冬牧场》一书中，针对牧羊的宰杀，引用哈萨克作家叶尔克西姐姐的话说：“你不因有罪而死，我们不为挨饿而生。”在远离荒野的城市里，人们可能会更需要这份亲近。贴近大地的生存会令人们和万物在物理距离上靠得更近，而在此基础上影响着情感的距离。叶尔克西姐姐的那句话，其字面意思已经是全部了。它之所以打动人心，大约是因其平等、恭谦的一种姿态和视线吧。而在我们的城市，“消费”是用来刺激的，一切消费行为都是理所应当，情感中深埋的是难以自知的霸道与强硬。这很可怕。
刘亮程：时代车轮再飞速，轴心部分是不动的。我的文字关注生活中那些一成不变的东西，它们构成千古不易的人性。速度有时会使人偏离人性。作家跟随的不是一个时代，是一颗心灵。心灵到了哪里，我跟随到哪里。不存在逃避。我喜欢享受现代城市生活，谁会不喜欢这么好的东西呢。但我知道我的心灵中有一块地方没有跟随我到达城市，它孤独地在那里，一动不动，它没有随我长大、变老（它本身已老得不会再老），它没有参与土改、文革、改革开放、城镇化、工业化，它干净而古老，黑暗而敞亮。这就是我们继承下来的一颗心灵。如果每个时代每个运动都可以修改人的心灵，那人早已不是人了。历经沧桑劫难我们还是人，就因为人心中有不变的东西。文学守候的就是那一点点不变。
《一个人的村庄》就是一个人无边无际的孤独。之后的《虚土》是我在40多岁时开始写作的。我本来要写新疆的现实，写我家族的移民生活。但是，当我提笔写作的时候，我对这一切都没有兴趣了。我写了自己人生40岁这个阶段的内心孤独、空茫和恐慌，写了我的虚无。《虚土》是从一个5岁孩子写起的，那个孩子在5岁的早晨，突然睁开眼睛，看见这个村庄，看见道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群，看见从远处归来的人，和即将出门的人，那孩子就在这个5岁的早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被别人过完了。那些20岁的人，在过着他的青年，那些四五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中年，那些七八十岁的人，在过着他的老年。连出生和死亡，都有可能不是自己的。假如按照原初的设计，仅仅写成一部新疆移民题材的小说，是我不甘心的。我在《凿空》中呈现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孤独，而是人群的孤独，一村庄人的孤独。一村庄人保持着不为外人所知、也不为自己所知的千年不变的生活。每一天跟另外一天全都是一样的，那样劳顿，一头驴，一辆驴车，家的旁边有三五棵杏树，七八棵白杨树，有几亩地，几个孩子，一个老婆。每一年都不会有多大的改变，每年的收成几乎都是一样的，土地没有奇迹。没有奇迹的生活怎么过？永远不变的生活怎么过？恰恰就是我书写的那个叫阿不旦村的村民们，会过这种生活。
聊写作 慢慢地生活慢慢地创作
新京报：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娟：平时写作大多在白天，尽量避免熬夜写东西。但最近半年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了，年初买了一套农村的老房子，把几百公里外的阿克哈拉的家里的几头牛、一群鸡、一群鸭，还有两条狗，一股脑全搬过来了。但房子非常破旧，农忙季节又雇不到工人，维修工作非常艰难，几乎全都得靠我和妈妈，从修地基，到抹腻子，刷涂料，修屋顶……还种了两三亩地。照这样看来，大约下半年也写不成什么东西了。但写作的欲望非常强烈，总有那么多想说的事情。到了如今，写作已经成为自己习惯的生活方式了。我不但依赖它获取生活来源，更依赖它完善自我，寻求舒适和进步。
新京报：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书中，你说在阿克哈拉村，你是个扑朔迷离的人物。主要有四大疑点：一、不结婚；二、不工作；三、不串门；四、不体面。该怎么理解？
李娟：我觉得婚姻是缘分的事，若能拥有一段合适的缘分，当然再好不过。但如果没有，也不用强求和失意。因为人生并非仅此而已。工作也不只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把人与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没有工作不只会影响到生存，还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现实感吧。但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种工作，目前还能获得足够的稿酬，也能借此与外界保持适当的交流。那年回到阿克哈拉之前，已在机关坐班多年，辞职后又去南方混了一年多，深感疲惫。于是天天窝在家里看书、喂鸡、散步，生活单调，也自得其乐。但明显与周遭氛围格格不入，令大家对我非常好奇。至于“体面”，那两年的确太邋遢了……当时想着，反正，家里又从来不来客人。阿克哈拉这么远，谁会来看我？
刘亮程：我是一个闲人。闲人不急。早晨睡到日出，写写毛笔字，看看天。上午写几段文字，见好就收。中午睡个午觉。下午就没啥事了，自由活动。傍晚出去走几里路，回来又是晚上了。从来不失眠。早年梦多，如今梦少。成然寐，遽然觉。相对内地，新疆时间是一种慢时间，旧时间。你们天亮劳作了，我们还在做梦，一种跟在内地时间后面的时间。
新京报：写作风格受什么影响最大？
李娟：到目前为止，我的写作始终围绕着我的个人生活。因此，它受到的影响大多源于生活本身。具体的写作技巧则同许多作者一样，也来源于阅读。学生时代非常热爱阅读，看过许多好书。很多人说我是新疆“三毛”，大约我们的确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我本人对“三毛”很难认同。我并不是故意要“行踪飘忽”的，若以我的本性，巴不得宅死在家里才好。但生活所迫，注定得不停地四处奔忙，这也没有办法。不过往下会渐渐安定下来的。至于和公众的距离问题，倒真是本性为之。深感力量单薄，性格有缺陷，无力维持太复杂的人际关系。
刘亮程：人类的心灵是慢的，作家的心灵应该更慢。所谓慢，是我们对待事物或事物对待我们的一种态度：彼此珍惜与挽留。我希望我的文字是慢的，仔细的，是停下来细观慢察的。我喜欢那些停下来不动的句子，事物被文字捕捉到。我喜欢慢。儒家文化有面对孤独的方法：慎独。“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这是高境界修养。即使一人独处，也上有天，下有地。天在看，地在看，人自己也在看。不可胡作非为。这是有信仰有信念的修为。却也把人性的孤独修饰了。我写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在天地间的孤独，是人在时间中的无助和孤独。万物有灵应该是作家的基本信仰。作家就是那些有能力跟石头说话的人。
刘亮程眼中的李娟
李娟和李娟的文字，都是阿尔泰山野生出来的。常年在游牧区生活，游牧人的思维和生活影响了她。她的文字是游牧精神在汉语中的一次奇迹复活，好似羊群转场到城市。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被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纠结，只是游牧文化逐渐被边缘被遗忘，李娟的文字只掀开阿尔泰山游牧生活的一角，就让读久了农耕文学的读者欣喜不已了。在李娟那些居无定所的漂泊文字里，我读到了一种心灵的安顿，那种简陋生活中的内心丰饶。到目前为止李娟的文字还在阿尔泰山的崎岖羊道里游走，她顾不上新疆。就像那些牧民在一个山沟里来来回回就走一辈子，对于作家，随便一个小地方、小题材、小故事、小想法，也足够写一辈子。
李娟眼中的刘亮程
大约十四年前，我去编辑部投稿，惶恐又孤独。只听编辑部里有人问我：“写的是什么？”我回答：“散文。”他说：“散文给刘亮程……”就这样，开始了写作之路。感觉运气实在很好。刘老师性情淡漠、洒脱。文字却异常执著，黑暗而优雅，具有强烈的魅力，曾深深影响过写作初期的自己。至今，他仍是自己真心钦佩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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