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这本书，是为了寻找全球化“最高的善”——百道网专访《时代之问 中国之答》作者王义桅

【百道编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之问 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该书视角宏大，立意深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根本性问题做了生动而深刻的探讨。百道网专访王义桅，请他为我们介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意义，以及本书背后的出版故事。

世界本一体，人类同起源。针对“世界怎么啦、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胸怀天下、心系人民，饱含古今中外之情感，汲取东西南北之智慧，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时代之问 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深厚的文化，从时间、空间、自身三个维度，对“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根本性问题作了生动而深刻的探讨。

本书是“中国好书”连续两年获奖作者王义桅的重磅新作，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王义桅目前担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专著31部。其中《中国联通世界：如何看“一带一路”》（“如何看中国”丛书之一，中英文版）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分别获2015、2016年“中国好书”，被译成20种文字出版。作者还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联合国大会边会发表“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主旨演讲。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评价称，此书是继《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之后，作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光辉篇章进行研究的又一力作。

《时代之问 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者：王义桅

我写这本书，回答“时代之问”，是为了寻找全球化“最高的善”

百道网：本书的书名是《时代之问 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之问”是什么？它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怎样的关系？

王义桅：西方人讲的全球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全球扩张，背后是基督教文明的扩张，它制造了分裂，所以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是地方化的，现在甚至还有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问题，所谓的世界供应链的重新布局、“去中国化”、“新冷战”这些词，以及美国对疫情糟糕的控制，都跟西方的全球扩张非常有关系。那么人类将何去何从？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些人类共同的挑战，应该树立什么样的观念呢？

这就是“时代之问”，用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话来问就是：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就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个理念最早是解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问题。我们一直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复兴的目标是什么？有人说是超过美国，有人说是回到汉唐，这都不是正确答案。实际上，构建人民共同体的目标就是要终结各种霸权，让世界关系不再是一种霸权取代另外一种霸权，而要开创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这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提升到崭新的高度。

百道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我们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

王义桅：中国的角色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种文明。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不仅是时代之问，中国之答，它也是解决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间正道，是我们这个星球唯一的未来。这个理念跟其他各种传统文化都是共鸣的，甚至是契合的，比如说刚刚去世的前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他信仰乌班图的思想，里面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I am because we are.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才有我”，犹太裔学者马丁 •布伯在《我和你》书中把这句话解释为“我通过你而成为我”。

人间正道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在中华传统文化、乌班图思想、古兰经、基督教等各种传统文化以及“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思想中被激活的，是一种不忘初心的精神。但是各种部落的宗教思想都是同质性的，也就是说信徒们是个命运共同体，异教徒就不是，就引发了征服和原教旨主义，引起世界环境的动荡不安。这所有的传统文化中，只有中华文化是儒、释、道并存的，不是一神论的，能够尊重各种神，各种信仰，强调万教归一。

相比之下，基督教的扩张就是对抗式的、二元对立式的。北约东扩挤压俄罗斯空间，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拉锯，包括当年美国和苏联的冷战，在某种程度上都属于基督教文明内部的冲突。我们必须告别这种单一文明的扩张，基督教的自以为是的普世价值，而是提倡和相信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给今天反全球化、以及全球化的乱象输入一种核心价值观。以前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都认为人是神创造出来的，只有中国把人跟天对应，认为天底下有诸神，我们敬鬼神而远之，反对装神弄鬼，无法无天，这种思想下人才是“大写的人”。“大写的人”不是自私自利的人，也不是后来西方世界那套资本、社会契约理论下的纳税人，而是天人合一的人，它契合了数字文明、生态文明这种人类新的文明形态的思想。

基督教文明带来的是一种扩张式的全球化，当它遇到异质性文明时，例如中华文明复兴，就担心造成“文明的冲突”。其实，只有中华文明是包容性文明，超越同性文明间对抗冲突，超出大国崛起会导致某种悲剧或陷阱的西方逻辑，做到最大层面上的和而不同，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当我们把视野上升到真正的整个人类，而不是原来西方讲的人类中心主义里的人类，那个破坏环境的人类，才能够让世界有安宁。

百道网：能否介绍一下您写这本书的初衷？

王义桅：我写这本书是真正地强调了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为马克思描绘的真正的世界历史正在来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和合共生，和衷共济，天下一家，天下大同。无论是儒、释、道，它们相信的共生、共业、共运、共天的思想都塑造了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原型。这是个解决了全球治理、全球化最终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它也解决了人类最终何去何从的问题，所以被认为是人类最后的、唯一的未来。其他各种选择，其他的安全观、发展观、和平观、文明观、生态观在历史上已经无数次演绎出一种逻辑，那就是给世界造成了不可承受之重，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世界找到一个出路。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件事情上，有哪些难点与阻碍？

百道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件事情上，是否存在艰巨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一步步跨越，实现最终目标？

王义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理念，当然遇到很大的挑战。第一大挑战就是让相信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人认识到这种观念的狭隘性。一神论是没有办法自我认识到的，因为他们的信仰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神论或多神论——相信生命循环论的印度人很难认可。亚非拉基本上都被西方殖民过，都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要让拥有对立思维方式的人去理解人类整体的和合思维，这是很难的。

第二个挑战是，当前整个世界还处于美国霸权体系之中，美国这些盟友的安全是依附于美国的，让他们理解共同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久和平这些大的理念，让他们认识到各国的命运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也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无法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多神教认为命运是神掌握的，一神论认为命运被上帝掌握，其他国家都认为是美国掌握了他们的安全命运，比如立陶宛、乌克兰，感觉到要解除俄罗斯的威胁就只有靠北约，靠美国。实际上只有中国在超越一神论的同时能够独立自主，而且只有中国才有唯一连续不断的文明，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所有其他国家该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如何摈弃美国的霸权主义、长臂管辖、新冷战、脱钩？如何告诉他们中美关系是命运共同体呢？

我在书中序言提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处于工业化向数字化 过渡阶段，有人误解乃至抵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正常的现象。 中美脱钩、新冷战的提法加剧了人们的担忧。科学实验表明， 在连续和重复博弈中，胜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宽容。经历不断国际竞争，我们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最高的善"。必须纠正工业文明思维，认识到数字时代是跨界融合创新的时代，经过伟大斗争，最终我们还是要构建中美命运共同体。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尖锐甚至是漫长的过程。我们不能一步到位，那就可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三个层次的分类。第一个层次就是浅表层次，像同是经历过反帝反霸、反殖反独立运动的发展中国家，肯定是天然的命运共同体。第二个层次就是互利共赢，也就是全球化利益共同体，但现在有人提出中国赢得多了，西方国家觉得蛋糕做小了，开始抱怨中国市场，所以光是利益共同体还是不够的。这就需要第三个层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百道网：为了让中国乃至世界的人民更清醒地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相信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您觉得未来可以怎么做？

王义桅：接下来我觉得中国需要编一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丛书，或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编写人类历史，而不光是所谓的世界史。以前的世界史都是分割的，不是真正的世界历史，世界的历史还没有来临，这一点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今天在万物互联、万物智联的时代，人类的命运休戚与共，我们拥有的是共享的历史。我们可以先从中美的共享历史出发，例如香港大学嘉里集团国际化历史讲席教授徐国琦的书中，就很有意思地体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可以再编写区域共同体的历史，比如东北亚或儒家文明的文明圈。其实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光是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都有，只是不叫中华文化，它叫儒家文化。

我觉得共享的文化就是共同的历史记忆，就像丝绸之路激活了丝路精神，在这基础上，从共享的历史到共同体的历史，到全球层面上的互联互通的伙伴网络，最后才能构建人类的新的文明形态、核心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够逐步消除二元对立的霸权思维，基督教的扩张思维，才能够形成共同记忆，共同使命，共同身份，共同未来，实现Shared Future（共享的未来）。这一切任重而道远，充满了艰险和挑战，冲突和对抗。

要引起广泛的国际共鸣，未来还需对各种传统文化深入调研

百道网：本书落地到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什么故事吗？

王义桅：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结缘，是基于中宣部理论局和《环球时报》领导的推荐，合作之后我深刻感到，很少出版社能做到这样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工作当成一种神圣的事业来做。最近两年来我就写了这一本书，酝酿的时间就更长了，因为它作为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读物需要反复修改，在这两年多期间我和湖南人民社责编吴向红老师的微信通话记录甚至比与我爱人的还多，他的敬业精神让我很佩服。

百道网：在您看来，这本书最大的亮点或特别之处是什么？您希望读者抱着哪些“问题意识”去读，希望他们从书中收获什么？

王义桅：今天的中国是全球化的中国，我们具有全产业链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还强调全球的公平正义和新型国际关系。可以说，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这三个身份都能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能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整本书的一套逻辑。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就是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怎么结合的，而且是如何激活了乌班图、阿拉伯“乌玛”、印度古哲学思想Vasudhaiva Kutmbkah （“天下一家“）、拉丁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各种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因为一般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者，要么讲马克思主义，要么讲中华传统文化，要么讲国际关系，很少有人把这三者统一。只有这本书做到了“三统”，也就是道统，学统和政统。

这是我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本书，除了“三统”，它还图文并茂，包含各种插图、全球宣讲、对一带一路的调研、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历，并且笔墨还着眼于学界不太关注的非洲，跳出固有研究模式，用国际关系的视角做到“以天下观天下”。正如李君如校长在新书发布会上讲到，在国际关系之下，在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书中，这本书这么强调文化，十分少见，弥足珍贵。

百道网：您认为这本书自身还有哪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吗？

王义桅：当然，本书肯定也会有局限性和不足，虽然它经过反复打磨，但是书的内容质量还是依靠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的。尤其是最近两年来因为疫情的原因，我出不了国，和国外互动和对话的机会也比较少，缺乏深层次的交流。在上海中国学论坛碰到一位土耳其学者，他讲了很多奥斯曼的思想，我觉得跟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契合，但是书中没有收入，所以说各种传统文化因为语言、地理因素、认识水平的限制还难以顺畅沟通，要挖掘各种部落的文化，真正引起全球共鸣，这是一个非常浩瀚的工程。

百道网：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是否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您预计或者说您希望本书将引发怎样的国际共鸣？

王义桅：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全球化”概念最早提出者之一马丁 •阿尔布劳为本书做的序中指出，新冠疫情确实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在这个万物智联、人工智能、元宇宙的时代，怎么定义人类，怎么定义共同体，怎么定义命运，是需要不断挖掘的。我的书是抛砖引玉，引导人们对这些深刻的时代变化进行思考。为了引起广泛的国际共鸣，我还要对各种传统文化做进一步的深入调研，我已经去过将近一百个国家，但这远远不够，因为还有很多部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没有被认识，只有从语言学、人类学等角度更充分地调研，这本书的内容才能更加丰富和深刻。在包括音乐、艺术、文学等各种各样的学科里，其实都能够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东西，类似于“万教归一”，这种“万学科归一”的挑战更大，但也更有意义。我认为我写《时代之问 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本书，是出于一种时代的担当。我感觉到近代以来的科学学科都分科自学，越分越细，而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有大系统观、大历史观，大时局观、大时代观。我以前的专业是理工科，后来做了外交官，先后专攻美国、欧洲研究，所以才能超越单一学科的局限吧。如果接下来我能参与编写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为这一浩瀚的工程做出贡献，引起全球共鸣，我会感到荣幸之至。

作者：刘瑞丽

编辑：道之

终审：令嘉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