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人生 千秋风采”——《此心安处是吾乡：韩柳欧苏的人生格局》出版

【百道编按】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此心安处是吾乡—韩柳欧苏的人生格局》主要从贬谪经历、贬地作为、社会情怀、文学映射、诗朋文侣、嫂母家教及临别时光等七个方面凝练而写意地勾勒了韩柳欧苏各自不平凡而不无相似的人生，突出地表现了四者伟大的文学成就、高尚的人格操守及超凡的人生格局。

此心安处是吾乡

庄子说，人的生命犹如春夏秋冬四季的自然运行。这一运行的过程许多人都明白，随着岁月的流动，唐代韩愈、柳宗元走过来了，宋代欧阳修、苏轼也走过来了，他们是中国文学群星璀璨天空中耀眼的明星，高挂在历史的天空中永恒闪烁。虽然他们最初是凡人，但终究大不同于凡人，这取决于人生格局，即对人生有怎样的认知和践行。他们让后人感念，后人也从不吝啬对他们的忆想，称之为“韩柳欧苏”。

也许只是偶然，韩柳欧苏身边都有一位教育他们成人的高尚女性，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是很幸运的。

韩愈早年丧母，继而丧父，是堂嫂郑夫人哺育他成人，郑夫人视他犹如己出，他亦侍郑夫人如生母。韩愈后来感慨地说，如果不是郑夫人，他会缺少教养，难有成就。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在家族有“全德”之誉，她是柳宗元少时的启蒙老师。柳宗元流贬永州（今湖南永州），母亲卢氏随行，永州生活艰难。母亲知道他为什么流贬，对他说：明智的人不追伤往事，你被贬永州，我并不感到悲哀。

欧阳修自幼失怙，得力于母亲郑夫人的教养。母亲治家节俭，说“俭薄所以居患难”。因此欧阳修流贬夷陵（今湖北宜昌），母亲全不在意，对儿子说：你家从前就很贫贱，我处之有素；在夷陵，你能安居，我也能安居。苏轼的父亲苏洵27岁才发愤读书，所幸妻子程夫人通达明理，独自维持家庭生活，支持苏洵读书，苏洵终成一代名士。程夫人治家不蓄余财，说家里的财产多了会使子孙愚昧，遂以之助贫济困。并对儿子苏轼和苏辙说：读书不要像同辈人那样只为求取功名。

韩柳欧苏无一不是正直面对人生，面对权势，没有谁去弄权；面对社会问题，没有谁不坦诚放言。

韩愈初贬阳山（今广东阳山），只因直言天旱人饥，斥责当朝权臣没管理好；再贬潮州（今广东潮州），则是批评宪宗皇帝不该迷佛，把佛家的舍利子迎到宫中供奉，既害苍生、国家，又害了自己。

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早年疏狂、英气逼人的他，和变革的主导者王叔文走太近，仍然是太有锋芒，所以他总说自己在参与变革者中间，是最有罪过的人。

欧阳修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范仲淹等人辩解，严厉指责谏官高若讷，不留半点情面。后作《朋党论》，直言自己是君子之朋，重道义、忠信、名节，可助天子安定天下，但得到的却是流贬。宋英宗说他，性直不避众怨。

苏轼也主张社会变革，但不赞同王安石的激进变法，上书直言。他有话即说，一吐为快，落下一生多次被贬的祸根。他自知不合时宜，也没想要去追求合乎时宜。而他母亲早就说了，如果你做东汉的直臣范滂，那我就做范滂的娘。你为正直而死，我不会伤心。

韩柳欧苏都有遭贬的经历，是各自性情的必然。面临这样的不幸，他们虽有过牢骚，但无不处之泰然，安之若素；在流贬地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又让当地百姓感念至今。

韩愈贬阳山、潮州，在阳山他还没显山露水，但在潮州兴学驱鳄，时间短暂，潮州人牢记他，将潮州的山称为“韩山”，江称为“韩江”。柳宗元在永州做司马只是闲职，做了柳州（今广西柳州）刺史方才主政一方，主政时怀仁亲民，扶弱除弊，人称“柳侯”。

欧阳修在夷陵事务甚少，在滁州（今安徽滁州）略能施展，治理有方且与民同乐，民亦乐之，滁州之治一时传为美谈。苏轼初拟在黄州（今湖北黄州）度晚年，贬惠州后欲在惠州（今广东惠州）过余生，最终流贬儋州（今海南儋州），好教育、传文化，北归之际，儋州人恋恋不舍，他也饱含深情地说“我本海南人”，有一天还会回来的。

值得关注的是，韩柳欧苏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坚持写作，谈时政，叙友情，话生死，抒情言志，诗文构成了他们生活的另一个世界。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而他们为人所知，主要有赖于此。

韩柳欧一向身体不好，病痛缠身，但笔耕不辍；苏轼身体尚好，除最后卧床不起，未曾搁笔，常人之于写作，大抵如魏文帝曹丕所说：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但韩柳欧苏的写作，贫贱不畏饥寒，富贵不贪逸乐，终生践行。写诗、作文、填词，只要他们去做，就是名篇，让人赞叹感佩。

认准方向，矢志努力，从不懈怠，是韩柳欧苏的自我修行，是走向成功的基本路径。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做人有非凡格局。为官，柳宗元说辅时及物，苏轼说以民为心、以适用为本，这都很有代表性。他们虽说做官不易，但为了民生，为了国家，官可不做，命能不顾，自我的意见要表达。何止于此：

韩愈教导李翊，写文章应当思想纯正，好好读书，广纳博采，养根俟实，加膏希光，根茂实遂，膏沃光晔。柳宗元知道刘禹锡贬播州（今贵州遵义），且有老母同行，说播州太苦，不是人待的地方，提出要以他去的柳州交换播州，他没想当时自己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欧阳修看了苏轼的科考试卷、读了苏轼的来信，高兴地说，老夫当避开一条路让他出人头地。还说，以后人们只知道苏轼，不知道我欧阳修。苏轼北归途中，迫害他的政敌章惇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其子章致平请求苏轼宽恕，苏轼说：我和你父亲是40多年的朋友，虽然曾经有过意见分歧，但感情依旧。雷州的风土不差，寒热适中，可以备些日常的药物以供需要，还能趁闲暇养生。我在海南写了《续养生论》，改天寄你。

这都是做人的格局，做人有这样的格局，是良善和胸怀所致， 有大格局一定有为人处世的大爱和大胸怀。韩柳欧苏一生多在外漂泊少还乡，最后，57岁的韩愈死于长安，47岁的柳宗元死于柳州，66岁的欧阳修死于颍州，同样66岁的苏轼死于常州。他们每至一处，虽时遭忧患，常有愁思， 但终究无不心安。他乡也是故乡，应了苏轼《定风波》吟出的“此心安处是吾乡”。

“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吾乡”也是心灵之乡，心安则身安，心安则不分地域，何处不是故乡？韩愈晚年仍在长安，他那时已经辞官，是有可能回故乡河阳（今河南孟州）的，但他没有回去。柳宗元本在柳州刺史的任上，在柳州走完自己的一生是自然的结果。欧阳修退休以后，自己选择去了颍州（今安徽阜阳），而没有回故乡吉州（今江西吉安）。苏轼北归途中，得诏命可以任便居住， 他也没有回故乡眉山（今四川眉山），而是去了常州（今江苏常州），死后依其遗嘱葬在河南汝州郏县（今河南郏县）的小峨眉山。

“此心安处是吾乡”，何尝不是人生的格局呢？

就做人的格局来说，韩柳欧苏是四面人生的旗帜。

编辑：佑生

(本文原载于：海南出版社公众号)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