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学地理学”，带给中国学界耳目一新的启发

【百道编按】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地理学》中，本书作者在书中为大家详细梳理了法国“文学空间”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发展状况，列举了多位重要学者关于“人文地理”“地理诗学”“地理批评”“虚构地理”等新型文学批评形式的创见和推动，以期用地理学的视角，帮助读者重拾长期被忽视的小说与空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空间转向”以多种方式被推至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瞩目的前沿，文学批评也越来越多地使用地理学的方法和工具来分析文学在空间中的存在以及空间在文本中的呈现。正如当代法国知识界最举足轻重的思想者之一、《论辩》（Le Débat）杂志主编马塞尔·高歇（Marcel Gauchet）所说：“1996年，我们都参与了社会科学的某种‘地理学’转向，这绝不是指外部的、众所俗称的地理概念，而是由内而生的空间转向。”文学有地理，就如同文学有历史一样——灵感、创作、出版、接受、翻译都有其地方性。如何颠覆时空的层级、重新思考和评估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成为法国为数众多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近年来的关注目标。

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又称“巴黎新索邦大学”）的米歇尔·柯罗（Michel Collot） 教授2014年发表的理论著作《文学地理学》 可谓是这一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书中他为大家详细梳理了法国“文学空间”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和发展状况，列举了多位重要学者关于“人文地理”“地理诗学”“地理批评”“虚构地理”等新型文学批评形式的创见和推动，以期用地理学的视角，帮助读者重拾长期被忽视的小说与空间的方方面面、千丝万缕的关系。法国文学批评界对于文本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强烈兴趣，正是呼应了法国文坛自二战以来在创作实践上的某种繁荣和趋向，给予了空间和地理元素以突出的启示性地位。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逐渐呈现上升趋势的原法属殖民地的作家们的产出，其丰富性甚至超过了法国本土文学，这一点最能够体现法国文学批评界的某种“地理学现象”，因此关于这一领域的文学研究还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的价值。下面，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简单地梳理一下“文学地理”这个新诗学概念在法国的发生、发展情况。

法国“人文地理”新思潮的开拓者之一是埃里克·达代尔（Eric Dardel）。1952年，他在一篇短文（《论地理现实的本质》，最初发表时丝毫未引起学界注意，近年来却大放异彩）中将“人与地球之关联”表述为一种“作为存在与命运方式的人的地理性”，强调地理学家笔下的描述“无疑是诗人的语言”。后辈学者如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的马克·布罗索（Marc Brosseau）教授在这一思潮中发现了“某种现象学的目标，旨在将曾经倍受冷落的主体、意义和价值重新纳入地理学的中心：与空间地理相对立的，是专为人而设的地理”。地理学意义的空间是“一个可被洞察的空间，一种被生活过的空间”。支持这一思潮的地理学学者纷纷转向文学，以期为地理现象寻找人文和主观维度的表达。

“地理诗学”这一术语的发明者是米歇尔·德吉（Michel Deguy），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沿海德格尔的路子将诗与栖居问题密切关联，重新考量了笛卡尔“我思”与“我在”之间的区别，同时又背离了结构主义的所谓符号与封闭文本之间的任意性原则，设想在世界经验与语言经验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米歇尔·德吉还重新书写了“poétique”这个词，中间多加了一个字母h：“poéthique”，这也意味着给诗添加了一层伦理的维度，为人与物提供了更加多维的存在空间。他说：“我以为某些物的布局相当具有寓意。‘地理诗学’好比有待考察的地貌，呈现出隐喻或转换的姿态，那是‘诗学’的空间。”米歇尔·德吉认为，一切逻各斯都具有拓扑性质:“语词在述说大地的经验，既拥有地质地貌的意义，同时又具备拓扑学意义。”相比一切其他的表述，德吉为诗这一本体拓展了最初的象征意味，其本质上是空间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大多数法国哲人秉持语言至上、符号任意的观念，抛弃传统的参照系而强调“延异”，而米歇尔·德吉越来越坚持艺术创造中词语的回归，探究其与物分隔的空间。2007年，德吉再次强调“诗学有它的地理逻辑”，大地的各个方面都是种种逻各斯的载体，专属于诗人，诗人再用自己的语言来阐释。另一位原籍苏格兰、后来长居法国的诗人肯尼思·怀特（Kenneth White），自1979年以来也频频使用这个术语，为一种新的诗歌态度命名，那就是他自己创造的文体“way-book”——一种“闲庭信步”式的地理诗学游记，一种能够糅合外部风景与内心感悟、地理空间与心智空间、实际地形与想象画面的文体。怀特所提倡的地理诗学概念极为宽泛，超出了诗歌与文学的范畴，目标直指创造一个“崭新的文化空间”。相对于德吉，怀特似乎更关注世界的物理维度，各个物质根据一定的法则来组织，与人类息息相关。文化诞生于自然的延长线上，与大自然一起，构成一种“生态—宇宙—诗学”的统一体。关于“我思”（cogito）的内在确定性已经动摇，唯有向外部世界打开，那是一种“被空间化的我”，必须参与到外部世界的“能量场”中。怀特接近了一种关于意识的“在世”（être au monde）的现象学定义，与德勒兹（Deleuze）和瓜达里（Guattari）的某些理念相吻合，其目的是建立一种“地理—哲学”，其思想体系将在“领地与大地的关联中”自然形成。

“地理批评”这个词的发明者是贝特朗·威斯特法尔（Bertrand Westphal），他主张地理批评的目的是恢复参照物并重新评估空间在文学中的作用，“简而言之，该是要考虑文学及其周边关系的时候了……我们研究的对象不是对文学空间表征的审视，而是考察人类空间与文学之间如何产生互动”。 威斯特法尔认为地理批评不是研究文学中的地理，其参照物不具客观性和模仿性。文本并不直接指代现实，而是指代“一种真实的现实经验”。“文学并不描述现实，而是‘再叙’现实：文学里的地点是一个视觉世界，以灵活的方式与参照物世界之间进行互动。”“虚构并不是要再生产出现实，而是将一些至今未能表达出来的潜在可能性进行现实化，然后与真正的现实进行互动。”就在“地理批评”这个新概念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贝特朗·威斯特法尔和本书作者米歇尔·柯罗教授的意见略有分歧，他们两人关于“文学地理”这个核心术语的理解也有偏差。威斯特法尔的著作《地理批评：真实与虚构空间》出版于2007年，早在2011年就被翻译成英文，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他主张的“地理批评”，旨在“考察文学及其周边关系，反思人类空间与文学之间的联系”。米歇尔·柯罗教授指出其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过于强调地理参照物的落脚点，有可能会排除掉某些文学文本，或者说不适合针对某些想象空间的文学创作手法进行合理的批评。” 柯罗教授认为“地理参照”、“上下文背景”和“文本与现实的互动”固然很重要，但文学创造始终是一种“自我的地理”（égo-géographie)，是关于“地点的书写”，是“语义构造的特殊形式”，其间含有他者主体的观点，是他者主体对于空间的一种批评式的阅读。空间的文学再现，明确地存在于想象世界的建构，必是立足于一个主体的视角、一个文本的结构。文学景观，不是地理参照物，是一种主体视线里的建构想象的形式。柯罗教授进而提出“真正的文学地理批评”，不是作者经历过或游历过的地点，而是重新书写。比如所谓“夏多布里昂的风景”，是作者在他的生活中、绘画中、阅读中复杂的想象与重新构写。显然，柯罗教授的研究秉承了西方经院哲学的现代阐释学传统，遵循了结构主义以降注重文本解读的文学研究范式。

“虚构地理”（或称“想象地理”）也是为数众多的法国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最经典的有让·鲁多（Jean Roudaut） 的《法国文学中虚构之城市》，以及包含有800多个词条的《虚构地词典》［由阿尔贝托·芒古埃（Alberto Manguel）和嘉尼·瓜达鲁皮（Gianni Guadalupi）主编，其中“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们笔下创造的虚构之地、幻想之地”］。尤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一篇题为《想象的地理——论二十世纪几位新世界的发明者》的博士论文，作者是皮埃尔·茹尔德（Pierre Jourde），他从几位经典作家格拉克（Gracq）、博尔赫斯（Borgès）、米肖（Michaux）和托尔金（Tolkien）等人的典型语料库中提出了对文学地理想象的非常全面的思考。该文一开始便强调：“任何国家、任何作品中的任何空间都是虚构的，虚构地理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可能精确地存在于那个作者创作时就已经是的那个世界。”它最好位于遥远的、鲜为人知的地区：“读者的相关地理知识越少，作者虚构世界的存在可能性似乎就会增加”；“一个虚构世界存在的可能性随着其能够定位的可能性增大而减少。”但这并不妨碍想象力受到真实的地理和人文数据的启发，由此进行转化和综合：“它由一些‘现实’组成。或更确切地说，它由一个复杂的变形和交叉作品构成，不仅由出现在地图集和百科全书中的现实构成，而且还包括神话、传说和所有现存的宇宙想象。”皮埃尔·茹尔德的结论走得更远，他认为虚构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的：“它以空间为生，用以抵抗时间和生命力的衰退”，“在空间之中构筑生命的存在。”这种赋予空间的特权也是因为它是属于可构思的、可想象的卓越领域。每一个想象的空间基本上都是主观性的：“虚构的地理学必然是内部空间的表达：主体是在空间中进行构思。所谓他处，就是主体再出发，重新聚焦的那个空间。”艺术家或作家所表达的，是他们“所听到的宇宙，并将它从自身投射出来的模式”。

法国有不少地理学科的博士论文，以文学素材作为研究对象，如弗朗索瓦·贝甘（Fran?ois Béguin）和马克·布鲁索（Marc Brosseau）。后者以现当代小说为研究对象，开创了地理学科一种依从于文学特殊性的新思路——关注文学能给地理带来什么。在马克·布鲁索看来，“不该仅仅把目光关注在小说的地理内容上，而是应该考察小说中独有的如何‘做’地理的方式，或至少是如何书写人类的空间与地点的方式”。作者认为，所谓“小说的空间思想 ”，与文学形式本身密不可分。小说的空间研究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法国地理学者，他们关注到从前被忽略的空间与地点的某些方面；反之，地理学的视角也能够帮助读者重拾长期被忽视的小说与空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当代文学对于法国的地理学家们来说不只是一份资料，更是以其自有的方式成为“地理学”的。

法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文本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浪潮，到八十年代开始表达出一种向世界重新打开文学的需求。例如1985年出现了一本名为《另类》的文学杂志专号，呼唤作家们进行“另类书写”：“此刻，我们看到许多作家在试图更新我们的想象，重新赋予一种全球化维度，一股风气，一种消失了差不多有四十年的视野……仿佛，现实愈发变得狭隘之后，我们要重新找回地平线。”

与此番呼唤相对应的是1993年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提出“拥抱整个世界” 的文学雄心计划。2007年，一个由27位法国作家集体签名的《文学世界宣言》发表，号召法语文学迈出狭隘的六边形疆域的局囿，走向世界。再加上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方面呈现上升力量的曾经的法属殖民地，以及来自那些国家和地区的作家们的文学产出，是最能够影响法国文学批评界的“地理现象”，研究界不得不重视地理背景完全不同于法国本土的文学创作，以及源自那里的文化和语言。与法国本土相比，那些作品常常与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通过写作，那些作家又重新回到祖国，重新唤醒早已失去的、曾经饱受压制的民族身份认同感。

最后，回到我翻译此书的目的。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国文学终于也进入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前后，针对中国文学的空间批评话语、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显然是缺失的。法国的“文学地理学”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作为一种新的批评方法和视角，我们该如何结合中国的语境实现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的本土化建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引驰教授曾经说过：“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萌生空间基本是在中国的域外。”我们再联想到中国远古神话这样的文化创造，源初也都是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内容，南北离合，南北分流，之后才逐渐整合到“中国文化”的整体之中。针对中国文学这部分长久以来明显被忽视、亟待补充的理论空间，我相信米歇尔·柯罗教授的这部《文学地理学》无疑是重要的参考，一定能带给学界耳目一新的启发。

（本文编辑：佑生）

作者：袁莉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