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编按】教育出版不仅关系到祖国花朵的知识汲取和精神建设，还是整个出版产业的重要经济支柱，发达国家教育出版占到整个图书出版的50%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更高。就我国而言，教育出版收入对各地出版集团、新华书店起着支撑作用，在出版单位总体经济规模的排名之中，教育出版单位一直居于前列。而在教育出版领域中，基础教育出版无疑又是重中之重。
在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论坛的发言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黄强从中国基础教育发展以及教材编写角度，谈及了关注价值导向，彰显育人功能，关注教育公平，助力减负增效，加快技术融合，创新出版形式，关注国际合作，共享发展机遇等事关中国基础教育出版的重要课题。
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黄强
基础教育出版是与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教育和培训有关的出版，它以教材为核心产品，同时涵盖教辅和致力于提升学生素养的图书。回溯历史，基础教育出版一直是出版行业中熠熠生辉的一个分支。
中国古代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学经典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代表的蒙学读物，被广泛应用于当时的师徒教育，可视为中国教育出版的早期状态。十九世纪末西学东渐，我国兴办了大量新制学堂，大众教育的兴起和统一的教学安排，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基础教育。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均以教材出版起家，开创了我国现代教育出版的先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人民大众服务成为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基础教育出版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民教育出版社成为第一家编写出版基础教育教材的出版单位。建国初期，中小学教材实现国定制，由人教社统一编写出版，同时对私营出版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建立起教育出版事业的新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出版得到蓬勃发展。一是规模数量快速增长。教育出版机构不断增加，教育图书品种日益丰富，教育出版逐渐形成规模。目前，我国共有图书出版社580多家，其中教育出版社就有140多家，比1978年的图书出版社总量还要多20多家。二是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走向市场化。出版单位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单位，成为市场主体，出版物竞争日趋激烈。三是中小学教材多样化。国家在教材管理体制上进行了探索，80年代末实行教材的编写分开，由国定制转变为审定制。21世纪初，教材出版引入竞争机制，80多家出版社开发的各种教材获批准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校使用。四是教辅读物大规模增长，民营公司成为重要力量。伴随着教材的多样化，用于复习和应试的教辅产品大规模增长，民营教辅公司异军突起。
进入新时代，基础教育出版呈现了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一是更加关注价值导向，教材建设体现国家事权。十八大党中央明确提出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对于基础教育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教材，国家统一编写，全国统一使用，彰显了教育出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育人功能。
二是更加关注教育公平，助力减负增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课本采取限价政策，全部由国家免费提供，保证课前到书、人手一册。2015年颁布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规定对中小学教辅材料进行评议管理，实行一科一辅，并特别指出凡评议推荐的教辅材料应控制内容容量。
三是更加注重教材的著作权保护。上述管理规定要求，凡是依据教材编写出版教辅读物，都需要取得教材出版单位的授权。
四是更加关注技术融合，创新教育出版形式。随着信息技术对教育教学影响的不断深入，教育出版数字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人教社等一批教育出版单位在教育出版的数字化方面进行了许多有意的探索。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1亿5639万，高中阶段学生4163万，这近两亿学生群体是基础教育出版的服务对象。
黄强表示，满足学生群体的学习需求是教育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出版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只要出版人足够努力，中国基础教育出版的前景一定更加美好。
回顾过去、把握现状、展望未来，都是为了更好的明确方向、找到道路、坚定的走下去。在此，黄强也谈及了关于中国基础教育出版前景所努力的方向。
第一，树立正确价值导向，服务立德树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念更需要正确的价值引导，基础教育出版要切实承担起铸魂育人的责任，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和美好心灵。
第二，抓住高质量发展主题，用心打造精品教材。国家明确提出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任务要求。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教社的回信中明确提出，要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基础教育出版一定要抓住“高质量”这一主题，精心组织编写，编辑出版更多精品教材。
第三，出版大量优秀课外读物，助力素质教育。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国家文化战略，应该从孩子抓起，应试教育的弊病也应该通过调整教育出版物的结构来不断纠正。在“双减”背景下，出版大量优秀课外读物，加强艺术教育、劳动教育，帮助学生提升素养、提高能力，是基础教育出版大有可为的地方。
第四，把握数字化趋势，积极推进融合发展。新冠疫情大大加速了在线教育的发展，截至2020年12月，我国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经达到3.42亿，占网民的34.6%，比2019年6月增长了1.09亿，基础教育出版的融合发展大有可为。一是要用好技术，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5G、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优势，提升教育出版效率。二是转变角色，实现由提供内容向提供内容+服务转型，建立新的内容产品和服务模式，打造服务教育新业态。三是立足根本，明确技术服务于教育的理念，警惕技术的过度介入。
第五，顺应教育国际化潮流，积极促进交流互鉴。近年来，我国国家版权贸易成果显著，人教社也与一些国际教育出版机构加强了交流与合作，其中人教社的对外汉语教材以十多个不同语种在中东欧国家使用。但是总体而言，基础教育出版物“走出去”的数量和规模依然比较小，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相继成立，为我国出版业“走出去”提供了极大助力，也为建构“走出去”持续发展的支撑机制提供了政策契机。
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启动仪式
黄强表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出版的国际交流、互鉴与合作，在扩大面对面交流的同时，有效应用信息技术支持，拓宽基础教育出版“走出去”的线上渠道。在疫情防控期间，国内图书出版社探索出线上“走出去”的新模式，如举办“云”书展、建立国外社交媒体账号等等，收到了良好效果，在未来应该继续坚持并不断创新。
在中国建设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强国的进程中，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国基础教育出版承担着重大责任和使命，也将面临着巨大机遇。黄强表示，教育出版已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对于双方的发展都意义非常，希望大家能携手共进，一同谱写教育出版事业新篇章。
（本文写作参考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论坛上人教社社长黄强发言，在此表示感谢！责编：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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