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被创造的古典:经典建构·国民国家·日本文学》以中文译本加中文导读的形式出版,它所收录的各篇论文聚焦于日本文学中对象文本的经典化过程,既关注对象文本各自曾经拥有的意义、过程等各不相同的某种古典化的历史,更探究文本的经典建构过程与近代国民国家“日本”的建构过程相互之间的关系。本文为精彩书摘,欢迎读者阅读。
《被创造的古典:经典建构.国民国家.日本文学(外国文学研究文库.第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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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作者:[美]白根治夫,[美]铃木登美
译者:何卫红
出版时间:2021年07月
今天说到日本文学的古典时,我们想到的是《万叶集》《古事记》《源氏物语》《枕草子》《平家物语》《徒然草》、能剧、松尾芭蕉或井原西鹤等的作品。这些作品或作者现在被认为是日本代表性的主要文学文本,在日本国内外被反复收入教科书、文选、文集等。但这些“古典”,一方面继承了日本首次生成经典(作为正典、古典而被选中的文本集群)之时,即中世时期的受容方式,另一方面也是文学、学问等概念被从根本上重新建构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历史作用的产物。本书所收录的各篇论文的目的在于,对于这些经典进行历史化(historicize),就是说,探究将前述文本及作者进行特权化,将其树立为日本“传统”的文化“圣像”的复杂的社会政治过程,特别是与国家主义的发生相关联的过程。
今天经典(canon)一词一般是指,(特别是在学校的课程体系中)被树立为权威的文本,被广泛视为值得解读、模仿的文本。相对狭义上的经典类似于标准的保留剧目,即在各个剧种或组织机构中获得最高评价的、常被阅读和演出的作品。与此相对照,相对广义的、相对具有政治意味的经典(本书即以此义使用),则意味着是被确立的,或者是由强有力的制度和机构所认定的文本。
从历史上来看,西方关于经典的理论大体上有两种方法论。在文本中发现基础性根据或者是基本原则的基础主义者(foundationalist)认为,包含在经典中的文本体现着某种普遍的、
不变的或绝对的价值。其中最好的例子,是1850年由夏尔-奥古斯丁·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撰写的著名随笔《什么是古典作家?》。其中写道,“真正的古典作家是指(中略)丰富人的心灵的作家,(中略)发现绝不暧昧的某种道德性心理的,或者是获得某种永远的热情的(中略)作家”。第二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今天较为普遍)是反基础主义的,认为文本本身并无基础性根据,被选为经典的文本,只不过是反映了某一时代某一特定集体或者是社会集团的利益诉求、兴趣所在;从反基础主义者的立场上,对于令人假定某种不变的不言自明性质的所谓“古典”及“传统”的概念进行了含蓄的批判,同时使用“经典”一词取代上述概念,而“经典”具有斗争和变化的含意。这里的前提性认识是,传统与文学上的古典相同,不单是存在而已,而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团体或者是制度、机构进行建构。但另一方面,基础主义立场也有一定的道理。就是说,断言认定,成为古典的文本本身完全不存在本来的含义,而只不过是等待由下一所有者填充其含义的空箱子,其实也有问题。正如以下所要考察的,形成经典的各个文本不仅含有某种伦理的或者是美学的价值,同时包含被社会性别化的作者性,还具备形态上的某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与各种价值性相结合,对于经典或传统的建构、再建构过程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采取反基础主义立场的约翰·吉约里(John Guillory)论述道,经典内文本的意识形态价值或者是文化价值不在于文本自身,而在于为这些文本赋予价值的过程以及制度、机构。他认为,“与经典相符(canonicity)这一资质不是作品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其传承所固有的”,是它们与学校等制度、机构的关系所固有的。吉约里的理论核心来自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而后者指出,生产具有两个基本形式,即作品的生产和文本价值的生产。实际上,对于布尔迪厄而言,“关于艺术作品的(批评性的、历史性的等)话语的产出,是作品被生产时的条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内的文本一直被“再”生产。
如上所述,经典建构的问题不是只与作品的直接的生产者(作者、书写者、印刷者等)相关,也与生产或者是“再”生产文本的价值,并推动消费者或听众去认识且希望获取文本价值的相关方、制度、机构(例如注解者、资助者、寺院、学校、博物馆、出版社、政治团体等)相关。在这里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价值究竟是由谁,以何目的,如何被制造、保存和传播。经典的建构是无终点的过程。已经获得作为经典的地位的文本,终究也还是接受(再)被评价、被改造乃至被排除的命运。因此,本书所收录的论文都采用了以时间为横轴或纵轴的论述方式,目的在于不只是考察论证文本的不同接受方式,也要考察论证各个文本被进行某种特定解读、受到改变的理由。这一研究路径需要共时性、历时性两方面的动向,据此我们可以观察处于变化中的期待值,探查构成经典的不同话语或社会政治性布局。与不断变化的文学经典不同,在欧洲的传统中圣典类经典大体稳定,具有封闭性。其理由在于,圣典类经典通常是由宗教机关(比如基督教会)对于成为经典(正典)的文本的选定进行管理,限制文本的解读,并对文本的解读教授者进行训练。比如《圣经》,早已不能加以变更或追加。但是在日本,圣典类经典主要是佛教的经典,但也包含神道、儒教或混合形式的经典,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多样性和流动性。神道的经典是在中世登场,至十八世纪才与国学密切结合,继而在明治时期被用作一种国教,但最终却可以将各种文本(比如曾是国家正史的《日本书纪》的首卷)变成正典(神典),这一点应当大加着墨。当代的评论家佐伯彰一甚至指出,用日语撰写的文学全部成为了神道的经典。就是说,《古事记》《源氏物语》《伊势物语》、谣曲及其他日本文学的文本,一代一代地传承和体现了(崇拜死者灵魂、祈望净化等)神道信仰。
那么在日本,经典究竟是如何被确立下来的?这些文本究竟是如何变成名符其实的经典的?以下各篇论文所探讨的各个制度、机构的实践涉及多方面,也有重复,但其中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某一文本或其异本的保存、校勘、传承,这在十七世纪印刷术产生以前极为重要;(二)广博的注解、解读、批评;(三)文本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使用;(四)文本用作遣词、文体或语法的范本的情况,或者是用作引用或参照的依据的情况,上述两方面对于中世和歌经典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五)文本用作历史先例、制度先例(“因循古例”)相关知识依据的情况,这对于朝廷政治、武家政治都极为重要;(六)体现宗教信仰的一系列文本的选用;(七)文本入选诗文集的情况;(八)家谱、家系图的建构,对于各种艺能的流派、学者的族望等而言,这是一项重要的技能;(九)文学史的建构,这是进入明治时期才兴起的活动;最后是(十)文本被纳入制度话语特别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情况,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古事记》。正如以下所要考察的,上述这些过程的大部分,都特别强调系谱及“起源”。包括从“氏”“家”“门”(学派)的起源,到“国民”“国家”的起源,建构了权威和正统性的源泉。
经典建构中的另一重要问题,是文类的排列。经典建构的历史,至少在欧洲的传统中,屡屡表现为文类或样式的兴亡史。《源氏一品经》是十二世纪末由学僧澄宪撰写的佛教文本,书中列出了平安后期至中世初期存在的文章类别,其等级大体而言是从上向下如此排序:(一)佛教的经典(“内典”);(二)儒教的经典(“外典”);(三)类似于《史记》的历史书(“史书”);(四)类似于汉诗文选集《文选》的中国文艺(“文”);(五)和歌;(六)物语和草子,即用假名撰写的日记等其他文章。这里的文类排序遵从了中国的模式。就是说,宗教和哲学的文本、历史、诗受到重视,另一方面虚构作品则被置于最低层级。至少从僧侣的立场而言,最受重视的经典是佛教的经典,接下来是儒教的经典。其次,则是在中国被置于最高层级的两大文学类别,即历史和诗。处于最低层级的是以假名撰写的两大类别,和歌和物语。其中和歌,则被赋予远高于以假名撰写的虚构作品的更高地位。文化上的认同也是文类排序的重要因素。最具权威的文类即最高层级的四大范畴,都起源于外国,主要与“唐”(中国)相结合。与此相对照,最低层级的两大类别则与本地文化“和”(日本)相结合。
在十八世纪,国学者们开始攻击被认为是受到外国影响的某些因素,他们尝试以自认为是纯粹日本的文本为基础,开拓不同的学问领域,对于《源氏一品经》等文本所展现的排序进行颠覆。他们将以日语撰写的和歌、物语置于顶点,另一方面对于特别是最高层级的四大范畴,即佛教、儒教及中国的历史、诗,试图将其从经典中予以排除。但最终实现上述的颠覆,则不得不等到进入明治中期后,近代国家主义的勃兴、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于“国语”的强调、甲午战争中中国败北等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学问”一词,在近代以前往往意味着汉学。正如黑住真在其论文中所指出的,近代以前处于多样性话语中心的是汉学,日本文学成为主要(尽管也有例外)将其基础置于假名的文学,则是明治中期“国文学”确立以后的事情。
(责编: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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