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曾国藩家族家训》窥探显赫世家崛起、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

【百道编按】中南出版集团旗下岳麓书社出版的《曾国藩家族家训》遴选曾国藩家族家训共252篇，每篇前设有导读解释背景，分析精义，疑难字词则于篇后出注释，便于阅读。本文为该书前言，作者从具体案例出发，分析曾国藩家族独特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在子女培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有现实借鉴价值。

由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起作用的缘故，传统中国私有制是建立在家庭—家族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所以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同居共财的现象相当普遍。在这个大家庭里，个体成员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一般是不存在的，个体成员只有仰赖家庭共同财产才能生活生存。家庭的命运也就是每个个体成员的命运，家庭的利益涉及每个家庭成员的切身利益。因此，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在家庭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将家庭视作核心、轴心，要求个人必须从属于家庭、依存于家庭、维护于家庭。从政治上，特别强调家庭的完整性，把家庭视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基础，家庭是一切人伦关系和人伦秩序设计的原点。从而，在一个大家庭之内，家长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封建的纲常礼义、等级秩序，在家长的精心运作下从理论到实践获得有序推行和张扬。进而，由于同宗血缘的关系，以家庭为起点又扩展到整个家族，一族之长具有对本族各个家庭事务予以约束和最终决断的职责和权利。这样一来，家庭和家族也就构成了国家最基本的组织细胞，无数个家庭和家族也就形成了国家。家长和族长行使着有效规范和调解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权利和职责，他们成为了最基层的专制者和权威者，一旦扩大集中到整个社会和国家，君主或皇帝也就成为了无数家长和族长的最高化身。

上述这样一种家庭本位和家族本位的政治伦理型社会组织运作模式，因为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密切相连，所以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经营和构建有人品、有才能而又和睦相处的有影响的大家庭、大家族，也就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主流社会价值观之一。魏晋时期众多有影响的世家大族的出现，即是对这种社会价值观追求和践履的结果，并且这种风尚不绝如缕，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直至晚清甚至中华民国时期，仍然薪火相传。湘乡曾国藩家族的出现，堪称近两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世家。的确，这个家族人才之多、影响之深远，不仅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个家族涌现的人才群体，据胡卫平等著《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乡曾氏卷》统计，科举考取的秀才、监生、优廪生、优贡生、举人、进士达20多人，“废除科举考试之后，这个人才群体中有一百六十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欧美或日本，其中取得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和获得院士、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等职称的多达百余人”。胡卫平等著：《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乡曾氏卷·前言》，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页。他们分布在各个领域，大多为社会做出了贡献，有的还具有重大影响。在外交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有曾纪泽、曾广铨、曾约农、曾宝荪、曾宝葹、曾宪森等，利用各种有效方式做出了贡献；在数学学科方面，有曾纪鸿、曾广钧、曾昭权、曾昭桓、曾宪源、曾宪琪、曾卫等，都各有成就；在化学学科方面，有曾广锜、曾昭氚、曾昭氙、曾昭氕、曾昭抡等，都取得过很有影响的成果；在文化、教育和艺术方面，有曾广镛、曾昭杭、曾昭檆、曾宝荪、曾约农、曾宝荀、曾昭燏、曾昭亿、曾绍杰、曾宪涤、曾宪杰、曾宪楷、曾宪朴、曾宪棨等，都享有较高声誉；在医学学科方面，有曾昭懿、曾宝菡、曾宪森、曾宪文、曾宪衡、曾宪订等30余人，都各有成就；在军政方面，有曾纪瑞、曾纪官、曾纪渠、曾纪寿、曾广汉、曾广銮、曾广祚、曾广河、曾广江、曾广敷、曾广泰、曾昭篯、曾昭南、曾昭杭、曾昭桦、曾昭柯、曾昭承、曾昭楙、曾昭抡、曾昭言、曾宪栋、曾宪植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的曾昭抡，以及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的曾宪植。至于有姻亲关系的旁系人才，就更多了。曾国藩的儿媳妇郭筠、曾国荃的儿媳妇刘鉴，是有名的才女。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椝、陈松生，或是政界要人、著名民族资本家，或是早期驻外使节。曾纪鸿的女儿曾广珊和她的女儿俞大，或是有名诗人，或是著名教授。曾广珊的儿子俞大绂，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校长；她的另一个儿子俞大维，曾任台湾政府“国防部长”；她的女儿俞大綵，是著名学者傅斯年的妻子。等等。参见胡卫平等著：《湖南历代文化世家·湘乡曾氏卷·前言》，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1—5页。

这就是说，中国古代名门望族、世家大姓通婚联姻这种特有家庭、家族文化现象，仍在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曾国藩家族中顽强地延续着。曾国藩兄弟及其后裔与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蓉、郭沛霖、陈源兖、李续宾、李续宜、李鹤章、李元度、刘瑞芬、魏光焘、吴永、谭延闿、俞明颐、王东原、席宝田等清代至民国时期政界、军界和文化教育界要人，或是直接的儿女亲家，或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儿女亲家。而由婚姻关系牵涉到的外围社会关系，也就更加丰富而复杂化了。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女革命家秋瑾丈夫的祖父王宝田，与曾国藩的外甥王瑞臣是五服内的排行兄弟，王瑞臣的生母曾国兰是曾国藩的姐姐。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葛健豪的婶娘是曾国藩的侄女。曾纪鸿女儿曾广珊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儿女亲家；而陈三立的妻子俞明诗，则是曾广珊丈夫俞明颐的妹妹。曾广珊的孙子俞扬，是蒋经国女儿蒋孝章的丈夫。曾纪耀的次女婿朱启钤，是先后担任过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要职的人物。曾国藩的重孙女曾昭楣丈夫的亲妹妹谭祥，是担任过台湾国民党政府副领导人要职的陈诚的妻子。等等。参见成晓军著：《曾国藩家族·前言》，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这一丰富而复杂的姻亲关系网衬托着曾国藩显赫家族深厚而宽广的内涵，体现出中国传统宗法伦理型家族文化特色的持久性和鲜明性。因此，认真梳理总结曾国藩家族发展演变史形成的深层社会和时代根源，尤其是探寻曾国藩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在曾国藩家族人才辈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问题，是一件很有现实借鉴价值的事情。

曾国藩家族独特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其形成和发展及其在实践中产生的特殊效果，除了曾国藩起主导作用外，与他的祖父、父亲、岳父打下的初步基础，与他的兄弟，他的儿子儿媳、侄子侄媳，以及众多曾氏后裔对其认同、实践、继承、发展、创新这个问题，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曾国藩在家书中反复提到，他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的萌发，首先与祖父曾星冈立下的“耕读”为本的家规、家法存在密切关系。他对祖父手订的“书、蔬、鱼、猪、考、早、扫、宝” 治家之法作出解释说：“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76页。他特意告诫子侄辈：“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68页。曾国藩认为，父亲对他们兄弟的教导最突出、最深刻者，在于读书明理、尽心职守、尽忠报国、善处人际关系。当他中进士做官京城后，父亲曾麟书去信嘱咐他：“赞襄庶政，矢慎矢勤，以报皇恩于万一” ；官阶愈高，“接人宜谦，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寅，当尽协恭之谊”。《湘乡曾氏文献补》，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17—18页。在他祖父病重期间和去世后，几次给父亲书信中表示要请假南归以慰双亲，父亲叮嘱他不要有归家之想，“努力图报，即为至孝”。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深有感触地说：“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90页。此外，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岳父欧阳凝祉在有关孝友持家、正直做官、不尚虚饰等方面的教导和自身榜样，对他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形成及其实际推行，无不产生影响。至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曾国荃，儿子曾纪泽，女儿曾纪芬，儿媳郭筠，侄媳刘鉴，孙女曾广珊等，在继承曾星冈、曾麟书等传统家规、家法、家风的基础上，尤其在认同、体悟、践履曾国藩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的过程中，又在不同程度上加以了丰富和发展。这其中，特别突出的是曾国荃的儿媳妇刘鉴。刘鉴出身官宦世家，自幼接受系统而扎实的家学熏陶，诗词文赋、琴棋书画，均有较深厚的功底。她继承并发展曾国藩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上的成就，集中表现在她编著的《曾氏女训》一书之中。该书由长沙忠襄公祠1908年刊行，共计三册，分为《女范》《妇职》《母教》《家政》四大门类，共10章，124课。该书体现出时代性、实用性的鲜明特点，在传承曾国藩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如在《母教》篇中，特设德、智、体共同发展的课程，并把德育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加以重视。又如，她在《家政》篇中特设《赞公益》一课，倡导新女性在新时代将自身言行与国家、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将家庭利益与国家、社会利益统一起来，即“利国利民之公益，不可不维持赞助”。这种发展、创新，对于丰富曾国藩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的整体内涵，无疑做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对曾国藩家族人才辈出起了一定作用。

然而，曾国藩家族之所以兴旺发达、人才辈出，主要还是因为曾国藩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的独特性起作用。概括起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目标明确而又具体。曾国藩为了使曾氏家世兴旺发达、永不衰败，为了使曾氏家族子孙后代人才辈出，特将 “耕读”“孝友” 的教育摆在头等位置加以重视。他认为，尽管治家与治国关系密不可分，“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25页。但是，治家与治国又不完全是一码事。因为，家庭之组织，以父子兄弟为中坚，要求得家事之顺遂，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则；国家之组织，以君君臣臣为中坚，要求得国泰民安，当以君明臣忠为准绳。由于国家是由无数个家庭、家族组成，所以家庭教育、家族教育既是起点，也是基础。而在家庭教育、家族教育这个起点和基础之中，必须始终贯穿“耕读”  “孝友” 这四个字。他在家书中反复强调：

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433页。

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35页。

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38页。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525页。

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9页。

从而，他为了实现耕读兴家兴族、孝友兴家兴族这个目标，在家书中细心而又具体阐述了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深刻内涵以及方式方法。

二是内容丰富且眼光长远。正因为曾国藩把家庭和家族兴盛衰败看得异常重要，从而他回顾过去、立足现实、展望未来，苦心构建内容丰富而又眼光长远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体系，耐心细致、循循诱导子弟们的一言一行。就其内容而言，涉及读书作文、修身处世、从政治军、谨守家风、善养身心多个门类。就其方式、方法而言，重点体现在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即主动的训导和被动的防止同时并举。就眼光长远而言，与在政治观、文化观上表现出既维护传统又超越了传统相统一，他教育子弟攻读举业但又提醒子弟没有必要专守一途，应重在读书明理，重在自立自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敏锐地感受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反躬自省，认为平生有三耻，其中一耻是对“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从而，他希望子侄辈为他雪耻，希望曾氏家族后裔重视科学技术对强盛国家民族的作用。为此，他不仅为曾纪泽等开列多种科技书目供其阅读，而且在自己的衙署内配置了众多科技仪器图表供其观摩领会，还让他们经常向中外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傅兰雅、伟烈亚力等学习请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之所以分别在化学、数学等学科领域颇有造诣，曾氏家族后裔之所以科技人才众多，是与曾国藩的家训密切相关的。

三是身体力行做出榜样。曾国藩明确认识到，家庭教育不仅应该注重言教还应该重视身教。由于血缘的缘故，父兄与子弟的关系特别亲密，父兄对子弟如果一味地采取严格的言教，有时效果并不明显，所以他认为父兄以自身榜样去影响、去感化子弟是很有必要的。譬如，他严格教导约束曾家妇女亲自下厨房，亲手纺纱制衣、做鞋子和鞋垫，谁也不允许偷懒。据他的满女曾纪芬回忆说：“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食事则每日验一次，衣事则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绩者验鹅蛋，粗工则每月验一次。每月须做成男鞋一双，女鞋不验。……照此遵行。”《曾宝荪回忆录·崇德老人自订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5页。在当时，曾国藩的总督府内自总督夫人至儿媳、女儿等一众妇女，亲自动手下厨房做饭菜、亲手纺纱织布做衣服、亲手做鞋子鞋垫、亲手打扫庭院收拾家务是常有的事情，所以成为了晚清官场一缕难得的清新之风。曾国藩的这一勤俭持家的家规、家风之所以能够贯彻到底，并且发生预期效果，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首先应当是他自身榜样起作用的缘故。曾国藩一生自律极严，从不宽容、放纵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自奉俭朴，粗茶淡饭，对饮食生活要求不高。他立志“不要钱”、不贪财，堂堂一总督，有时竟入不敷出，去世后他的儿子曾纪鸿到京城赶考，居然还托左宗棠向刘锦棠借钱，从而引发左宗棠的“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 的一番感叹。《左宗棠全集》第15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85页。 他坚持早起，在衙署后院辟有菜地，亲手浇水锄草，在劳其筋骨的同时，为家人彰显耕读家风的重要性做出了表率。他时间观念极强，每天所要做的事情一般不打折扣，有时因下围棋耽搁了读书、写信和对公文的处理，哪怕到了深夜也要补上。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可以见到，今晩补看古书多少页，明晩又添写某人书信、某人批牍多少件。他年轻时吸水烟很厉害，但后来以坚毅意志通过两年左右的时间，最终戒掉了烟瘾。他也有好女色之初性，凭他的地位和权势即使妻妾成群，别人也无可非议，但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小妾，而且是在晚年为他搔癣痒并服侍其起居生活的，况且不到三年时间这个陈姓小妾就因病去世了。他年轻时因在朋友家中见到貌美的女子，夜晩在梦中显露出欣喜之情，而马上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加以反省自责。他为清王朝死力卖命，但朝廷对他并不信任，在1864年湘军攻占南京（金陵）后，不仅没有履行咸丰皇帝临终前“攻下金陵者王” 的承诺，反而唆使御用文人利用夸大其词的证据而弹劾指责他和他的弟弟曾国荃，并自京畿至南京一带设置三道防线时刻窥视湘军的一举一动。面对朝廷对他的不信任，他强忍内心痛苦，主动裁减湘军以消除朝廷的无端猜忌。他坚持原则，对事不对人，为维护大局，他义无反顾，决不假让。面对有救命之恩却又违反军规军纪、兵败徽州后尚在外逗留多日的好朋友李元度，他不顾众人反对将其严厉参奏，借此严申军规军纪而对视军事为儿戏的人予以惩儆。尽管他甚感对李元度有“二疚”、有“三不忘” ，后来又与李元度“缔婚姻而申永好”，李元度的著作《国朝先正事略》也首先由他作序推介而在士林中产生了很好影响，但他只是将其视作对个人私情的一种补偿，一直认为参劾李元度之举没有过错。等等。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诚为至理名言。完全可以说，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之所以在整个曾氏家族中产生重大成效，他的身教即自身榜样所起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尽管曾国藩去世已经140多年了，他和他那个时代也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兴旺发达史告诉人们：曾国藩独特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虽然掺杂有许多过时了的封建糟粕，理应予以抛弃，但其中又体现了许多值得借鉴吸取的有益成分。而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恢复、重塑、净化优良家风的今天，这种借鉴吸取也就显得特别必要和急切。这是我们编著本书的初衷和归宿所在。

《曾国藩家族家训》作为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的曾国藩家族家训、家规、家风方面的读物，由暨南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8月公开印行。三年多来，受到社会各界各文化层次读者的广泛关注，鉴于该书已脱销的实情，不少读者特别是“独服曾文正”微信群内部分同人，热切建议重新编订印行该书。岳麓书社刘文主任以其敏锐的识见和真诚的情感，随即致电我愿意出版此书。所以，《曾国藩家族家训》能在岳麓书社出版，我要由衷感谢刘文主任、李超平等诸位同人的鼓励、支持和帮助。同时，我要特意感谢曾纪芬曾孙女聂崇彬女士。是她将在海外收集到的《聂氏重编家政学》文稿无私惠赠给我，才能让我真正做到了将曾国藩家族重要家训文字比较齐全地汇入《曾国藩家族家训》之中。

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家族家训》，我们在原版基础上做了如下工作：将原版中附录之曾纪芬《廉俭救国说》一文撤掉，改以《曾纪芬家训》篇目出现，增加她所撰《聂氏重编家政学》一书有关内容，加以节录编注。将原版中文字错误、注释错误等做了订正，并对节录文字中前后及中间省去的文字，做了规范化的省略符号标记。考虑到家训原文大多比较易懂，此次删除了译文，以省篇幅。“评析” 这一部分的文字，现移到原文前面，基本上未做多大改动，只是对个别与现实联系特别紧密的篇目文字做了补充。这是我要特意向读者加以说明的。

人生苦短，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我在1994年首次编著出版《帝王家训》等书以后，至今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我先后编著出版了多部有关中国传统家训方面的书籍，大多获得修订再版，有的发行达四五万册之多，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反响，但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不敢说已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体系有了专深钻研。面对当今社会大谈特谈并急切呼唤良好家风、政风回归和张扬的现状，我深感作为一名史学研究工作者，有义务、有责任为总结、推介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继续尽心尽力。从而，我衷心期盼读者诸君，尤其是我的孙子孙女成逸潇、成逸欢、成逸乐这一代心智正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读者们，能够从中学习、领悟、吸取其有益成分，成为有人品、有学识、有才能，爱生活、爱民族、爱国家的身心健康的人才。

（责编：佑生）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