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搜集整理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的历史资料，为中国共产党治理社会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史料，更大程度助力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程。在今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禁毒研究”丛书是对全球所有禁毒团队及其取得成果的致敬；丛书中的《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更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丰厚大礼。
《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全三卷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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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齐磊，胡金野 主编；张静，党彦，叶萌 副主编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中国曾是世界上遭受毒品危害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近代百年的屈辱也与烟毒紧紧相连。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地与毒品进行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禁毒工作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但禁毒是一个需要全世界范围合作、持之以恒、持续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禁毒斗争形势稳中有进、趋势向好，但绝不可掉以轻心。国内外新型毒品不断兴起、毒品犯罪手段愈加成熟狡诈、毒品渗透不容小觑，对民众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对中国人来说，禁绝毒品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责任，全社会都应为之努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禁毒研究”丛书于2016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立项资助，《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是其中一本。该社以出版发行社科类图书为主，所以出版一套以“禁毒”为主题的大型图书，跟其方向和专长相对一致，并且有益于社会。禁毒研究是一个庞杂且尚在不断深入的领域，在立项过程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综合考虑了相关学科（社会学、法学、历史学、侦查学等）、相关地域（北京、上海、云南、甘肃等）、学者类型（资深的、年轻的）、可操作性等因素，最终用近五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项任务，以期此套图书的出版发行能为促进禁毒研究、提升全民禁毒意识作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主编是齐磊和胡金野，夫妻二人都曾是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现均为兰州财经大学教学督导、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他们在中国禁毒史与甘肃抗战史的研究上作出过突出贡献。在为《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他们作为全书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组建了近30人的编委会参与其中。他们在一个个省会城市驻足，无暇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只是光顾档案馆、图书馆，其间经历和克服了种种困难。“《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也是编委会全体党员，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丰厚大礼。”齐磊和胡金野说。
《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这本书的由来为何？它有哪些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禁毒禁烟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而中国共产党又为什么可以基本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百道网对主编齐磊、胡金野进行了一场深度采访。
齐磊
胡金野
选题起源：因熟人儿子吸毒跳楼受冲击，上世纪90年代踏上研究中国禁毒史之旅
百道网：这套书的名字为什么叫作《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能否给我们科普一下“禁烟”和“禁毒”有什么区别？
齐磊、胡金野：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词“禁烟”。现在各种公共场合常有禁止吸烟的标识，这个“烟”指的是香烟。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烟”，指的是大烟，烟土，就是鸦片烟。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烟”和“毒”的认识是不一的。所谓“烟”是指鸦片、罂粟种子、麻烟或其他内含吗啡的成瘾丸药，随着对鸦片毒害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遂普遍把鸦片称作“烟毒”。到清末后，“外国最新制作的毒品种类逐渐侵入中国”，这些新型毒品包括吗啡、金丹（固化吗啡）、海洛因及其内含吗啡的化合物等，因其对人体的危害更严重，造成的毒瘾更强烈，被认为是烈性毒品。于是，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就有了“烟”特指鸦片，而毒品专指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禁烟禁毒，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中被约定俗成地沿用了下来。
百道网：能否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这本书的选题立项的背景和经过？
齐磊、胡金野：这个问题需要从头说起。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一个熟人的儿子当时已经40多岁，因为吸毒而跳楼自杀，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和思考，为什么毒品会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使一个堂堂的七尺男儿能有如此大的勇气和力量，从七层楼上一跃而下？于是我们开始关注毒品问题，有意识地搜集有关毒品问题的资料，但这方面资料十分有限，而且多是介绍性的，理论性强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很少。也曾几次动笔想写点东西，可都觉得自己掌握的毒品知识和对禁烟禁毒问题的了解太少，未敢妄动。后来因为诸事缠身，这件事情就放下了，但对毒品问题的关注始终未减。
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明确研究方向，我们再次选择了毒品问题，因为我们二人都是学历史专业的，于是就确定了以中国禁毒史为我们的研究方向，重新开始了收集资料的工作，几年间有关毒品方面的书籍购买了几十本，系统学习并掌握了与毒品和禁毒有关的知识；搜集到学界前辈、同仁的学术论文近百篇，详细了解了关于中国禁毒史研究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动态，并开始了我们的研究历程。这一时期，“禁毒”成了我们唯一的话题，在经历了近十年的学习和研究之后，我们对中国禁烟禁毒的相关问题有了较深入的认识，2001年10月，我们产生了写一本有关近代中国禁毒历史著作的念头。想法一旦形成就立即行动起来，由于有了前期较充分的积累和准备，仅用一周的时间就非常顺利、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写作大纲。同年12月开始动笔，经过近两年的努力，2003年10月完成了《中国禁毒史》的书稿，2004年3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禁毒史》一书出版后，一些因素导致其影响力并不大，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受鼓舞的，这是我们十年研究结出的果实，同时也坚定了我们在禁毒史研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决心。这本书在2005年4月荣获甘肃省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年，台湾地区著名报人宋文明先生与我们联系，提出在台湾地区出版此书。2006年1月，以《中国禁毒史》为蓝本撰写的《中国禁烟禁毒史纲》，由台湾宋氏照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禁毒史》的写作与出版，使我们与“毒”结缘，成为了“禁毒”人，进入了“禁毒”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同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的研究思路也不断开阔。由于我们是在高校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教学的教师，如何把禁毒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成为我们新的关注点。中国共产党是近代政党政治出现后在中国成长起来的最大的政治派别，也是近代以来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方面唯一成功的政党。选择政党研究的视角，系统整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烟毒问题治理方面的所作所为，既可以从社会问题治理的侧面展现百年大党的历史风采，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梳理和研究提供一个方面的厚重资料，又可以体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始终为改造社会恶俗与顽疾进行不懈奋斗的先进政党，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展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在禁毒领域作出的积极贡献。这样的选题视角不是非常有意义吗？2008年，胡金野老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研究”获批，这个项目是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名字立项的研究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无疑为我们继续深入地研究禁毒史，提供了经费的支持与宽广的平台，也确立了我们在国内禁毒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
史学研究的基础，是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没有史料的支撑，史学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烟毒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大都为禁绝烟毒进行过诸多努力与实践，这些活动在历史上均留下了许多的文献记载，是反映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的实践历程也是如此。搜集并整理这些资料，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无疑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也是我们完成“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研究”的任务，每年的寒暑假成为我们查找资料的最佳时间，被我们全部充分地利用起来。寒来暑往，我们在一个个省会城市驻足，无暇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只是光顾档案馆、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深感查找资料的艰苦与辛劳，为学术界没有出版一部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的资料集感慨与惋惜，同时也促使我们萌生了编辑一部“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想法，这样可以为学术界相关领域的所有研究者提供服务，节约研究时间和经费，达到资源共享，服务社会的目的；我们当时已经是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为了党的禁毒历史寻找资料，拓展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范围，用历史资料说话，为党的禁毒历史轨迹提供佐证，不就是一个历史学者与党员的责任与担当吗？想好了，那就开始做。2010年，我们以齐磊老师的名义申请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这样在前期“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研究”已经搜集到一些资料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搜集整理的工作正式启动了。
出版意义：填补历史研究空白，指导未来实践
百道网：我国在禁烟禁毒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目前的进展如何？
齐磊、胡金野：编辑《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这本书的初衷有两点。一是填补空白，资源共享，服务社会；二是扩大党史研究范围，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在进行“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曾对中国禁毒史的学术研究进行了梳理。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禁烟禁毒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与挖掘上却是相对滞后的，可供研究者利用的、汇集成册的历史资料数目有限，尤其是全面系统反映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历史的资料集更是缺乏。由国家禁毒委员会组织编写，马模贞教授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1729年—1949年）》中，有关中国共产党禁毒的资料很少，只占到全书的大约3.4%；由史志诚主编的《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是当时国内唯一一部介绍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历史的资料辑，却只是反映了陕甘宁边区禁毒、惩治毒品犯罪的区域性资料。绝大多数能够反映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活动、治理社会顽疾方面的历史资料都是零散的、碎片式的，分散在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所有资料和档案中。
我们编撰的这套《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搜集整理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百年来在禁烟禁毒方面的有关资料，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记述与反映中国共产党治理近现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烟毒问题的文献资料。一方面，它的出版问世，为进行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基础性资料，将填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历史研究上没有系统完整资料的空白。同时，多年来在搜集资料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促使我们觉悟到，把自己的所得所获分享给相关学者，资源共享，服务社会，为学者们进行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研究提供便利。让其他学者的研究之路顺畅一点，快捷方便一点，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吗！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出版问世，可以扩大党史研究的范围，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虽经百年，初心不改的先进政党。为全面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也为全国各地进行的禁毒宣传提供更为详实厚重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百道网：《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出版问世，可以扩大党史研究的范围。除了让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之外，它还有哪些出版意义？
齐磊、胡金野：《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出版发行，除了我们以上讲过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填补历史研究空白和为历史研究者提供资料便捷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本书对探讨毒品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总结历史的经验，借鉴历史的教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使我们在今后的禁毒斗争中能够更多地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营养，少犯错误，积极务实地开展禁毒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力打好禁毒人民战争，不断降低和减少毒品危害给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带来的损失与影响。
为什么共产党可以完成禁烟禁毒的历史难题？
百道网：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把禁烟禁毒活动作为治理社会顽疾、创建良好社会环境的重要环节。禁烟禁毒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为什么共产党可以做到？
齐磊、胡金野：禁烟禁毒最大的难点，一是烟毒本身具有双重性的特征，既是药品，又是毒品。管理规范，使用得当可以治病救人，造福人类；管理失范，造成滥用则成为祸国殃民的毒品。二是国家和政府治理烟毒的态度，是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态度坚决地彻底禁烟禁毒，还是置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借烟生利。禁烟禁毒能否取得成功，一要看政府禁绝烟毒的态度，是禁绝还是纵容，或明禁暗纵，或虎头蛇尾，不能持之以恒；二要看禁烟禁毒的措施是否切合实际，是否科学得力。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这个政府或政党是否以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己任，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政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反映了一个政府对国家的治理能力。
近代以来，随着烟毒的日益泛滥，烟毒问题成为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为禁绝烟毒进行过诸多努力与实践。从雍正七年（1729）清代颁布的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禁烟法令算起，在近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清政府与民国政府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有：清道光1838—1840年的禁烟运动、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1906—1916）、国民政府的“二年禁毒、六年禁烟”运动等。这些禁烟禁毒运动，虽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阻隔了烟毒的泛滥，但都未能取得彻底胜利，或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无论清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在禁烟禁毒问题上，都并未把民族兴旺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始终不肯放弃丰厚的烟税收入，实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其目的在于“征收”而非“禁绝”。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进政党，自成立起就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禁烟禁毒斗争。建党初期，抓住一切机会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利用鸦片烟毒掠夺中国财富、摧残百姓健康、麻痹国人精神、败坏社会道德的卑劣行径；建立根据地后，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在自己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内，厉行禁烟禁毒的各项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更是高举禁毒大旗，建国伊始便进行了1950—1952年的大规模禁烟禁毒运动，结束了鸦片烟毒为祸中国的百年历史和“东亚病夫”的耻辱，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无毒国”的桂冠在中国保持了三十年。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毒品泛滥加剧，加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毒品问题再次凸显，禁毒又一次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在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建章立制，制定政策、颁布法律、组建队伍、健全机构，一场又一场禁毒人民战争在神州大地此起彼伏，扼制了毒品的蔓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禁绝毒品，保护人民利益的坚定决心。
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禁毒的历史，我们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禁毒活动，作了三点全面高度的总结：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禁烟毒从深刻揭露到努力践行；
第二，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禁烟毒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使中国从“东亚病夫”蜕变为“无毒中国”；
第三，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立的禁毒事业，构筑起了全社会的禁毒防御体系。
纵观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的百年历史，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禁烟禁毒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是一个能够正视社会现状，真正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的新型政党，是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先进政党，她忠实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始终为改造社会、治理社会问题进行着不懈的奋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并始终坚持这一初心不动摇。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禁烟禁毒斗争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也反映了我国长期坚持的政治体制和社会道路的优越性，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有着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能够发动全国人民进行禁烟禁毒的人民战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更是把禁毒斗争作为关系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一项事业，建立专业的机构和队伍，制定和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国际禁毒合作，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排除一切干扰，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禁毒斗争。
为查找资料克服万重困难，人工抄录数万字资料
百道网：对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历史进程中的有关资料进行搜集和整理，是一项十分浩大、繁琐而又细致的工作。请为我们讲一些你们搜集资料的故事？
齐磊、胡金野：《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从搜集整理资料到最终出版面世历时十年，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十年来，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有许许多多难忘的情景，不时浮现出来，讲几个小片段和大家分享吧！
（一）查找与搜集资料的不易和艰辛
十多年来，我们带着几个老师与部分研究生利用寒暑假外出查资料，行程8万公里，东到哈尔滨、西到西宁、南到海口、北到呼和浩特，祖国大江南北的许多图书馆、档案馆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在中央档案馆，在北京、天津、陕西、河北、山西、江苏、浙江、上海、海南、广东、宁夏、青海、河南、云南、江西、甘肃、内蒙、重庆、福建、黑龙江、吉林等省级档案馆和图书馆，以及云南省公安厅档案馆、甘肃省庆阳市档案馆等，每到一地，我们就在附近的快捷酒店长住，每天与档案馆或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一样，开馆进入，闭馆走出，中午在附近的街边小店吃点东西，继续工作。我们认真仔细地阅读了中国共产党在各根据地、解放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档案，从中搜寻与禁烟禁毒有关的档案资料。当遇到无法复印也不允许拍照的时候，我们就人工抄录，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网络资源可用的情况下，完全依靠人工的力量，在庞大繁杂的中共党史资料中翻阅查找了几十万字的资料。
我们曾数次进北京，在国家图书馆，前后耗时数月，硬是靠一页一页的翻阅，查找了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历史资料，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史志从省志到县志的相关资料，以及各地的文史资料选；从中搜寻有关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的“蛛丝马迹”。查找、翻阅了历年的政府政报和相关文献，从中搜寻查找所需资料。所有这些资料的搜集工作，其耗费的时间是惊人的，投入的精力是巨大的，其辛苦更是无法言表的。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日久积年，我们查找搜集到了上百万字的各种资料。
（二）第一次在火车上过除夕
2010年的寒假，我们去南京、杭州、上海等地查找资料，读大一的儿子与我们同行，原打算让他感受一下做研究的艰辛，没想到他对计算机的熟练操作帮了我们许多忙。当最后一站上海的工作结束时，已是年关。由于经费紧张，我们一家三口的除夕之夜只能在上海回兰州的火车上度过，年过半百了，第一次在火车上过年，家中还有耄耋之年的老人不能陪伴，心中不免有些伤感。本以为除夕了，车厢里应是清清静静的，哪承想，车厢依然熙熙攘攘，热闹有加，上车下车时，被裹挟在人流中，第一次感受了中国春运“人如潮涌”的拥塞与壮观。
（三）争分夺秒，弥补遗漏
2018年8月，我们在对书稿进行交付出版前的最后一次校对时发现，青海省50年代的政报搜集不全，有几篇遗漏。于是，立即启程去青海省档案馆、青海省图书馆查找资料，补充缺漏。我们两个60岁的老头老太太，尽管已是老眼昏花，但是拿着放大镜，一遍遍翻看目录，不时询问工作人员，用三天时间，最终还是把相关资料都找齐了，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四）庚子鼠年在高温酷暑中完成了全书的校对
2020年对全世界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新冠疫情肆虐，人类被按下了暂停键，人们正常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已经退休的我们应儿子之邀，开始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椰城海口。这里海水碧蓝，空气湿润，花木繁盛，但是进入4月后它的高温湿热也让人很难适应，然而，《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全书的校对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每天我们两个已经年过花甲的老人，戴着老花镜，在高温酷暑中夜以继日地开始了校对《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工作，全书188万字，1661页啊！5—7月，120个日日夜夜我们每天一页一页读过，发现疑问立即处理。9月底书稿清样出来了，按常规应该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校对了。但是我们觉得原稿校对中有个别地方变动大，还是亲自再看看，在征得出版社陈编辑同意后，又用时1个月把清样看了一遍。《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校对前后耗时4个多月，对每一个字符，每一个标点，每一个资料的出处都重新核对，让错误少之又少，守住出版前的最后一个关口。
百道网：你们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不是就是搜集资料，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困扰吗？你们又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的？
齐磊、胡金野：这套资料汇编在编撰出版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许多的困扰和挑战，其中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查找资料的不易、资料选用的困扰以及经费严重不足等。
首先就是查找资料的不易。资料汇编最主要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搜集整理资料，而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扰和挑战，一是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湮没在大量党史资料和原始档案之中，而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共党史资料基本上没有网络资源可用，只能在档案馆、图书馆庞大繁杂的资料中，完全依靠人工的力量翻阅查找，从中筛选出所需要的资料，其困难可想而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当时都是一线的老师，是硕士生导师，教学科研任务十分繁重，每天都有诸多工作缠身，只能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带领着编委会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有时甚至只有我们俩人，在一个个档案馆、图书馆的浩瀚资料中搜寻查找。十年如一日，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我们坚持了下来，并且取得了成功。
二是由于烟毒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查阅搜集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方面的档案资料阻力很大，困难重重。有些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听说我们要查阅有关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方面的档案资料，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十分小心谨慎，尽管我们每到一个档案馆，都带着学校的介绍信，有些工作人员还是摇头摆手地拒绝我们。我们只能不厌其烦地反复向他们解释查阅这些资料的目的、用途和意义，甚至每天随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上下班，耗在那里软缠硬磨，苦口婆心地告诉他们，我们查找搜集这些资料是为了进行党史研究。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大多数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能够被我们说服甚至感动，让我们查阅相关的档案资料；还有一些档案馆虽然允许我们查阅档案资料，但是对所需资料既不能复印，也不允许拍照，只能进行摘抄，并且有工作人员不断进行巡视检查。无奈，我们只好一字字地把查找到的相关资料人工抄录下来，就这样一共抄录了数万字的档案资料。
其次是部分资料未能编入这本资料集，被“束之高阁”。多年辛苦的查阅，使我们掌握了大量的方志资料，文献资料和档案资料。但是，几乎各档案馆都要求我们对查找到的档案资料严格控制使用范围，只能用于学术研究，在学术专著或学术论文中引用，不允许结集出版。后经我们反复与一些档案馆协商，这些资料中的档案资料，除部分资料已由档案馆自己整理后作为内部资料编印成册，允许我们使用外，其余档案资料因为没有获得档案馆授权，不能公开出版，无法编入这部资料汇编中，非常遗憾；另外，本书原拟以“附录”形式将历年的《中国禁毒报告》全文收录，这一部分近50万字，我们的搜集、整理、校对等所有工作均已完成，但由于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在最后出版阶段被无奈地删除了，这又是一个大大的遗憾。
还有一个困扰我们的难题，就是经费严重困难。这套三卷5本的《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是齐磊老师2010年申请的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的成果。当时该项目的课题费以及学校配套的经费，绝大部分都用在了外出查资料上。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各种开支不断增加，很快经费就捉襟见肘了。无奈，我们只能尽量节约再节约。每次外出查资料，我们都和其他老师、研究生一起坐火车硬卧，住快捷酒店，吃路边小店。尽管如此，资金的缺口还是很大，剩余的出版经费严重不足。
成功出版离不开编委会的合力，和责编的支持
百道网：两位既是夫妻，又是创作《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形影不离的工作搭档。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你们之间是如何分工与合作的？
齐磊、胡金野：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是一个团队，资料搜集整理的过程中，我们组建了近30人的编委会参与其中。自2008年起，编委会全体成员陆续都参加了资料查找与搜集工作，部分人员还参加了资料汇编的文字录入工作。我们两人是全书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具体参与了全部资料的搜集查找工作，国家图书馆、全国二十多家档案馆以及各省图书馆，都留下了我们查找资料的印迹。查找搜集资料的任务基本完成后，齐磊老师具体负责对所有选用的资料反复进行筛选，查漏补缺，力求完善；胡金野老师具体负责编辑体例的设定和资料的分类。对全书的编辑、整理以及最后的定稿与反复校对，由我们二人共同完成。
我们是一个集体，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是集体力量的结晶；也是编委会全体党员，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丰厚大礼。
百道网：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在与出版社编辑一起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努力的过程中，有什么令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齐磊、胡金野：我们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合作开始于2016年，当年该社要出版一套禁毒系列丛书，并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选中了我们2004年出版的《中国禁毒史》为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希望我们对该书进行修订再版，我们之间的合作由此开始。经过补充、修订、完善，50万字的《中国禁毒史（修订本）》于当年10月交稿，2017年10月出版面市。这次出书的过程中，我们结识了陈编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经济·法律编辑室陈慧慧），她工作认真负责，编辑水平很高，给我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当“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项目完成了资料搜集、整理、选择和编辑后，于2015年 11月底经教育部审核结项。项目结项后，我们开始考虑书稿的出版问题。然而出版的过程之艰难，完全出乎意料。由于纸张、人工等成本的上涨，出版费比我们原计划的超出了许多，联系了多家出版社均报价很高，我们根本无法承受。虽经多方筹措，出版费的缺口仍很大，我们彻底失望了，一度产生了放弃出版的念头。但转念一想，难道耗费多年心血的这本资料汇编就这样放弃了吗？就在我们几乎绝望的时候，想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想到了陈编辑。便立即与陈编辑联系。陈编辑认真听了我们对选题的介绍后，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个选题的意义和价值，当即表示愿与我们再次合作。她多次与社里的领导沟通，把这套资料汇编列入“禁毒研究”丛书之中，并积极申请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终于为我们解决了出版经费不足的问题。这样我们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与陈编辑的第二次合作又开始了。
2018年10月，书稿交给了陈编辑，在历时两年多的出书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陈编辑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180多万字的稿件，陈编辑对每一条资料逐字逐句的认真审阅，凡有疑问，哪怕是一个字，也马上通过电话与微信和我们核实订正；对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还与我们展开讨论。她的这种认真严谨的精神和良好的职业操守都深深感染着我们。整个出版的过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
正是有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和陈编辑的大力帮助，这本大部头的资料汇编才得以出版面世，与读者见面；正因为陈编辑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才能够把这本《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出版成了精品。他们同样是在为中国的禁毒事业奉献着爱心，在此我们深表由衷的感谢！
未来研究计划——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大通道”研究
百道网：中国禁毒史与甘肃抗战史是您二位重要的研究领域。接下来的研究出版项目是什么？目前的进展如何？
齐磊、胡金野：在2015年《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史资料》的主要工作基本完成时，正好赶上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学术界相关活动较多。在参加有关学术活动时，我们发现，学术界对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的研究，对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陈纳德飞虎队、驼峰航线等方面的研究很多，也较深入，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而同样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北，作为抗战时期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援手的苏联援华和西北国际交通线，则少有研究，成果寥寥。这对于我们这些身在大西北的历史学者是一个极大的震动。所以我们决定尽自己的所能弥补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甘肃抗战史研究，主要侧重于抗战时期苏联援华西北国际交通线的研究。进行了几年以后，由于我们二人年龄已大，面临着退休，为了能够更好地培养年轻教师，使这项研究长期进行下去，我们组织了兰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研究”课题组，组长由教研室主任张静老师担任，还申请到了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与兰州财经大学的重点科研项目。
六年里，我们一方面大量搜集并阅读了抗战时期的相关文献和著作，在甘肃省档案馆及各市县档案馆获取了不少的档案资料；另一方面开启了实地考察和调研工作，自2017年8月以来，我们先后对甘肃省的张掖、永登、定西、平凉、静宁、会宁、武威、酒泉、嘉峪关、华家岭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调研，行程5000公里，对历史事实的发生地及各类遗址、遗迹进行考证，以印证档案资料的真实性，并对档案文献的不足进行弥补和完善。六年里，我们一边研读相关书籍资料，书写研究论文；一边实地考察验证已有的结论，并对发现有误但学术界已经形成的有关“定论”提出质疑和修订。同时，多次参加中国现代史学会年会、抗战大后方高端论坛等学术会议，先后提交学术论文6篇，与学界同仁探讨，并先后在相关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篇。
目前，我们的研究正在按计划推进。当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后，我们计划出版一部以抗战时期“西北国际大通道”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著作，填补这个领域的空白。
胡金野和齐磊的合影
总之，前路漫漫，学术研究永无止境。目前，我们在继续深入进行中国禁毒史和甘肃抗战史研究的同时，还通过传帮带，培养年轻教师，建立研究队伍和研究基地，使研究能够后继有人，一直深入进行下去。
（责编：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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